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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个月后对达旺的吞并中，尼赫鲁政府超越了其前任的雄心和意图。麦克马洪在画线时将达旺划入了印度，但是即使在卡罗时期，政府对此还是一再进行思考。开始占有中国虽然声称拥有但从未进行过行政管辖的部落地区是一回事——用英国人的说法，那里是无人烟的土地；但是要兼并一块英国人在初次接触时即承认那是西藏/中国管辖领土的土地，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在第二次大战期间，英国人使拉萨忙于讨论，指望重新划定麦克马洪线，以便将达旺和那座巨大的寺院留给西藏。他们试图将这个建议说成是一种宽洪大量的让步，将它看作是可能诱使拉萨接受麦克马洪线其余部分作为边界的诱饵。他们失败了。拉萨当局没有上钩 [注：见蓝姆前引书，第ⅩⅢ章。] 。的确，在印度获得独立后，拉萨向新德里提出了一项正式请求，即新的后帝国政府撤出其前任入侵的界于麦克马洪线和山脚下传统边界之间的所有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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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有力地抗议印度对达旺的掠夺，并再次明确说明，西藏认为麦克马洪线是一种幻想，作为边界没有合法性。然而没有来自北京方面的评论，尽管那时人民解放军已在拉萨安顿下来，其先头部队距达旺不会很远，而中国政府显然收到了有关印度行动的及时报告 [注：有关印军到达达旺的一个目击者报告在后来发表了。新华社（新中国通讯社），1959年9月16日。][译者注：1951年西藏地方地府不太合作，人民解放军刚刚入藏，对边界地区具体情况未必十分了解。] 。这种沉默是在中国当权的新人愿意同中国衰竭时期留下的其它苦涩遗产一道，接受麦克马洪所划的边界是走向的初始征兆。此种意向的进一步证据接着而至，再次表现沉默——这次无可怀疑地显得是确认有意的默许。人们一直期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会继续和加强国民党前任曾一直有力地就英国人和近来印度对东北边境特区推进发出的抗议，但是结果北京对印度政府加速的直至麦克马洪线的军事和行政推进不置可否。（然而当印度人员向北推进越过麦克马洪线时，将会看到中国人作出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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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兼并达旺后，边境再次变得平静，而这两个邻国发展它们内部的交通，修筑道路，派出巡逻和勘察队，建立哨所——从而走向更紧密的接触。在外交上，接踵而来的事件是在1954年举行的就穿越中印边界西藏地段的贸易和交通的谈判；这次谈判，除其它事项外，还讨论了印度交出英国人诱使拉萨同意给予的包括在西藏境内保持军事人员在内的种种权利和特权的条件。对于印度政府为这次谈判拟定的可归纳为“低姿态、不发言和坚持己见”的巩固其边界的基本政策，再次进行了讨论，但只不过是给予肯定而已。正如一位关键的与会者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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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法是，我们不应允许中国利用这个机会翻[边界问题的]旧账。总之，要是中国不准备承认我们认为是我们北部边界的麦克马洪线，那也不能因此而进行任何谈判。[注：穆立克前引书，第155-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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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决定不准提出边界问题，因为在印度看来，这个问题已为风俗、传统和习惯所完满解决。如果中国人提出它，印度方面将拒绝讨论[它]”。[注：穆立克前引书，第150页。] 这项决定在政府高层内部有不同意见，但是尼赫鲁对他所选择的战略毫不动摇：应当将边界问题的这个主题留给中国去提，如果它提出此问题，“我们可以简单地拒绝重新谈判这个问题并坚持我们的立场[尼赫鲁在议会所陈述的立场]，即在麦克马洪线这边的领土是我们的，关于它是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注：尼赫鲁思想的这一声明见于K.M.潘尼迦致G.S.巴吉帕伊的信中，后者曾敦促政府就中国在东北部地区的要求同其进行谈判。见本文作者的《印度对华战争》，第76-77页。] 结果中国方面在谈判中也没有提出边界问题，尽管它确曾暗示，它认为那是一个需要在另一种场合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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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会谈产生的在西藏的贸易和交通协定在其序言中载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第一条是“互相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印度政府利用这一原则来排除北京对其边界主张在未来的任何挑战。到那时为止，它业已完成了其秘密的单方面调查并决定了与中国的边界走向。1954年7月尼赫鲁在向有关各部散发的一项备忘录中，将西藏条约说成是“我们同中国和西藏关系中的新起点”。他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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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的政策以及作为与中国达成的协议的结果，北部边界应被看作是确定的和明确的边界，不容与任何人进行讨论。应当在整个这段边界，尤其是在那些可能被认为是有争议的地区建立一个哨所网。[注：这一备忘录从未公之于众，但是印度记者D.R.曼克卡尔看过它并在其著作《1962年的罪人》中予以引用（杜尔西·沙阿公司，孟买，1962年）。曼克卡尔让本文作者分享了原件的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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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就在此时，印度官方地图绘制机构印度测绘局发行了显示这一“确定的和明确的”边界的新地图，而这个新地图与以前各种版本地图所表明的画法非常不同。后者总的来说是反映了实际状况的，正如内政部长帕特尔说的，当印度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时，中印边界并未划定。如前所述，麦克马洪线取代与中国地图上所表明的沿着山脚走的大体相同的边界走向，开始被标明在英国地图上是1940年以后的事；但是麦克马洪线依然被标明是“未标定的”。新地图则将它画为一条完全最后决定了的国际边界线。令其统治者感到耻辱和关心的是不丹和锡金被包括在印度的边界之内。但是变化最为巨大的还是在于查漠和克什米尔邦与新疆的一角和西藏毗连并已成为中印边界西段而为人所知的地区。这里的一条画法明确的新的边界线，从西北方喀喇昆仑山口起直到昆仑山脉，把由阿克赛钦平原大部组成的一片领土画在印度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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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独立时西段的形势没有变化，因为印度政府的外交和政治部在其正式的档案出版物，即通常所说的《艾奇逊条约集》中，于1931年声称：“克什米尔邦的北部和东部边界仍未划定”。[注：C.U.艾奇逊（编）：《协议、条约和证书等集，1931》，卷7，第1部分，第5页。] 在东北部，印度所主张的其边界线至少还有一个麦克马洪1914年花招的虚假外交根据和一个大体确切的地图。[注：如果移位到地面，麦克马洪线将有400米宽，只要双方不愿发生冲突，它足可表明一个事实上的边界。] 但是现在在西段所主张的边界，除了曾经有人建议考虑将它作为可能主张的边界线并在英属印度行政机关内部遭到拒绝外，别无根据；而作为这一段供选择的可能边界有好几条，均明显不如所选的这条线那样向前推进。正如这段历史的杰出的印度分析家所说的，“印度对阿克赛钦的要求无论在条约、习惯或地理上都是没有根据的”。[注：卡鲁纳加尔·古普塔：《中印边界秘史》（米奈尔瓦联合出版公司，加尔各答，1974年），第52页。] 直到新地图发行5年之后，才向伦敦派出了一名官员，为阿克赛钦的主张从档案角度来嘲弄这桩讼案。他借助一项急需的弄虚作假设法这样做了，而他的政府大量地利用了它。[注：这个官员是S.高帕尔，当时任外交部历史司长，后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传记的作者。其弄虚作假的详情及其利用情况见古普塔前引书，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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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尼赫鲁所裁决的，不得允许任何人（这是指中国）对现在通过地图绘制将阿克赛钦囊括在内的荒唐的领土收复主张提出质疑，那么印度的边界政策便完全有违尼赫鲁经常说的印度要与中国保持密切和友好关系的愿望，并达到矛盾甚至荒谬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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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尼赫鲁经常所说的要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究竟有多牢靠？在50年代期间，他讲了许多一再向中国表示友好和积极关怀的话，当印度群众为欢迎来自中国的正式访问者高喊中印人民是兄弟的口号时，他当然使印度成为当时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利益的公开和积极的支持者。结果就造成了对他和印度更广泛的关于1962年边界战争是北京的背信弃义行为和对朋友背叛的观点和说法的欣然接受。但是尼赫鲁私下的以怀疑、敌意和想取得领土为特征的对华态度，从那时以来已得到说明。这种见解不是来自批评者，而是来自一个对总理极为佩服甚至到献媚程度的人。这个人几乎在整个尼赫鲁的任职期间都是一位密切而有影响的顾问。他就是N.B.穆立克，情报局局长，在1951年便被委任负责国内外的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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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立克自称是一个说孟加拉语的比哈尔人（从名字看他是个孟加拉人，显然他不希望被看作是孟加拉人），在印度独立前曾在印度警察部队干过十多年。他1934年与尼赫鲁的首次接触导致他受到国大党领导人的斥责，后者当然对所有印度警察部队的成员甚为卑视，特别是印度人竟然扮演英国统治的强制推行者——这使得穆立克饮恨多年。[注：B.N.穆立克：《我同尼赫鲁相处的岁月，1948-1964》（联合出版公司，新德里，1972年），第一部。] 但在独立后，他加入情报局，于1950年成为局长，昔日的怠慢被置于脑后，如他的三部曲《我同尼赫鲁相处的岁月》中所清晰和最充分表明的，穆立克无论作为个人或政治家，都对总理崇敬起来。事情也很清楚，不仅从穆立克的报告来看，而且从情报局在尼赫鲁所支配的政府政策的那些领域变得能发挥影响甚至威力来看，尼赫鲁对穆立克的洞察和判断的回应充满着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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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穆立克的陈述，在1952年当他就印度的战略方向寻求尼赫鲁的指导，以便确定情报局工作的主要目标时，他得到的指示是，中国必须被看作是“两个敌人”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巴基斯坦。因此，他被告知要向反对北京的西藏流亡者提供一切支持，“以各种办法帮助他们并保持他们的斗志”。[注：穆立克前引书，第84-85页。] 穆立克是曾经敦促派出印度远征军以阻止和反对中国占领西藏的人之一，他迅速地与达赖喇嘛的兄弟和在人民解放军抵达拉萨后立即逃往印度的西藏统治集团的其他成员建立起支持性的关系。这必然会导致他与中央情报局进行合作，后者的代理人至少是在印度的默许下，大约从1956年起便进行工作，在西藏煽动于1959年暴发的叛乱。[注：A.汤姆·格隆费尔德：《现代西藏的建设过程》（The Making of Modem Tibet），（M.E.安尔派公司，纽约，1987年），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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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穆立克的看法，尼赫鲁预见到与中国在边界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拖延着以争取时间。因此，他保持其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真诚的友谊姿态，哄骗中国使它有一种安全感，而印度则实现其对边界的主张。尼赫鲁自己在争端在印度成为一个公众性问题后，在议会为自己的策略进行辩护时，也以某种方式肯定了这种解释。他说，政府“正是从第一天”起，便注意到北部的边界问题（设想其存在）。决定不向中国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宁可在地图和声明中清楚地说明印度将边界放在哪里：“在我们感到对它有把握时，我们干吗要去问中国[并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我们应当坚持我们的立场，随着时间的消逝，各种事变将确认它，而在那时前，也许当挑战[从中国]来临时，我们将会处于一种更强有力得多的地位去面对它。” [注：马克斯韦尔：《中国和印度：未经谈判的争执》（China and India：The Un-Negotiated Dispute），《中国季刊》，1970年7-9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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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保护边界内政部的责任，情报局就是在它下面工作的，正是在有关实施尼赫鲁的政策这件事情上，穆立克的影响最为有力而广泛。执行尼赫鲁沿着整个边界“尤其是在那些可能被认为是有争议的地区”建立哨所网的指示是穆立克的职责，用他的话说是他“要一心一意努力去完成”的职责 [注：穆立克前引书，第190页。] 。值得多引用几句他关于此项工程的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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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按我们所了解的方位沿整个边界建立哨所的工作中，我们常常与陆军司令部和外交部两方面发生冲突。我们常常被指责进入有争议的领土或者超越了我们的边界，尽管除了我们某些巡逻队由于地图上的缺陷有时跨进西藏和新疆外，我们一直将哨所定位在我们主张的边界之内。如果我们过于靠近边界，我们便会被指责为要造成挑衅。我们没有罢休。我们的论点是，既然将保卫边界的责任交给了我们，我们便有权在我们认为最对我们有利的地方建立哨所……。此外，一旦我们主张一块领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便可不受约束地去到那里建立我们的哨所，不管中国人是否对我们的主张有争论和提出抗议。[注：穆立克前引书，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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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立克知道他在军方和外交部的指责面前有尼赫鲁坚定支持的盔甲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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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颇有信心：当[政府内部的]争执提到总理那里时，他会作出对我们有利的决定，因为我们只是执行他特别下达给我的命令……。在陆军总部或外交部向总理状告我们时，这种情况发生过不止一次。案卷返回时上面的批语是：既然我们已经建立了哨所，我们就毋需从哨所撤退，但我们应当仔细看看：我们没有侵入中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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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立克承认，在有些时候其巡逻队的确侵入了他勉强承认的中国领土，有一次深入新疆40英里；但是即使在那种“外交部非常恼怒”的情况下，总理的评语是：巡逻队必定是让有缺陷的地图弄迷了路。“就这样，[情报局]躲开了进一步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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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西段的地形对印度来说是如此困难。而它在那里的边界主张是非常辽阔，以致穆立克得用好几年才能将其巡逻队推进到与这段的中国人接触。他终于到1959年10月获得成功，当时他特地组成的要在“国际边界”——穆立克这样称呼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上建立一个新哨所的远距离巡逻队在空喀山口附近遭到中国军队的拦截。在随之而来的交火中，印度巡逻队吃了亏——死亡9人，其余被俘。那次冲突使尼赫鲁对穆立克行动的支持经历最严峻的考验。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情报局被军方和外交部的官员指责为像“侵略者和挑衅者”那样行事。军方坚持，不在事先得到军方的批准，穆立克的武装警察不得在边界沿线向前推进，“而总理只好同意军方的要求”。结果，穆立克遗憾地回忆道，“保卫边界的任务从此移交给了陆军，武装警察的一切军事行动要事先取得陆军司令部的批准”。[注：穆立克前引书，第242-244页。] 在新德里那些日子编织的典型的骗局对现实性的不同寻常的转换中，陆军承担保卫边界的责任被说成是政府要认真看待“中国威胁”的证据。事实上它是一项保护中国不受穆立克在尼赫鲁支持下一心要继续挑衅的措施，陆军认识到这些挑衅在那时定会将它拖入一场它只能失败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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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禁止印度巡逻队向中国占有的领土内挺进没有持续多久。在一个为政治干预和偏袒所败坏的陆军司令部进行的大换班，以奉承阿谀的军人取代了专业老战士 [注：国防部长克里什纳·梅农要对此负大部分责任，但是尼赫鲁也负有重大责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他的坚定庇护，使其心腹B.M.考尔得以升至远超过其能力的地位。] 。这意味着到1961年夏季时，陆军本身已开始实施“前进政策”并且不顾北京方面的抗议和警告，以及无视人民解放军在武器、人数和后勤方面的压倒优势，把军队推进到中国在西段占领的领土内以实现印度的主张。这一出自甘地萨特亚格拉哈（精神力量）的军事冒险主义所私生的轻率计划，其目的是想设法把中国人从印度声称是属于自己的阿克赛钦挤出去——实际上是在不用武力的情况下使他们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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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尼赫鲁启动其进程的碰撞彩排，或开始演奏。从1954年7月中国政府关于一支印度巡逻队入侵的措词温和的照会开始，来到被称为是边界中段的地区。在这段发生了什么事呢，看来是这样的：中国人支持西藏位于传统边界上的阵地，巩固了一条“科学的边界”。他们声称，这条边界不仅包括各个山口，也包括一些山口外面的地片，他们控制了它。在整个1954、1955和1956年间这个地区出现过巡逻冲突。外交抗议持续不断，直到两国政府之间开始进行讨论。这些均无结果。1956年下半年印度的一项照会中出现了不祥的语调，它将中国军队出现在新德里认为是边界标志的一个山口的印度一方——北京否认这种断言——说成是“侵略”。[注：一个邻国进行的“侵略”向一个国家提供可以借以实行自卫权的基础——但不是“指一个国家所声称要保护的其主权存在着争议的领土，在边界争执中肯定会有这种情况……”A.O.卡克瓦拉：《国际法中边界争执的解决》（The Settlement of Boundary Disputes in International Law），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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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的边界争端，在中国公布建成一条穿越阿克赛钦联结新疆与西藏西部的公路后表面化了。中国人在刊载于1958年7月号《中国画报》上的一篇论述他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就的文章中描述了这项值得注意的工程业绩，并将它标明在一张地图上。这条公路的建设在其进展过程中曾引起情报局的注意。穆立克曾敦促建立部队和武装警察哨所去监视或阻止它。但是，据穆立克的说法，于1959年1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陆军在外交部的支持下驳回了他的要求。当时参谋长蒂迈雅将军所表达的陆军方面的看法是，这一条路对印度在战略上不构成任何威胁，而在这个地区建立军事哨所非陆军后勤力量所不能企及，总之，试图在这个地区在军事上约束中国是愚蠢的。外交部的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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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领土对印度没有什么用处。即使中国人不侵入它。印度也不能将它派上用场。那里的边界并未标定，而英国人就变动过不止一次。这里有一条丝绸古道[穿过它]，……中国只有将它改善[以开辟他们的道路]。就一些印度无法实施其主张的问题进行争吵是不得要领的。[注：穆立克前引书，第204-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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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春天使之成为可能时，一支巡逻队被派出去探查这条公路的位置，然而在8月末以后没有听到它的消息。接着到11月3日，新德里得到通知：巡逻队被拘留，其人员被递解出境。中国要求不再发生此类“非法入侵”的保证，并且警告说，这些是不符合友好关系的。[注：本书作者在《印度对华战争》中对此给予了充分详细和有文件根据的说明，大部分取自由印度出版的一系列《白皮书》中的外交通信。这里的引文除另行说明外均源自这些《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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