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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00年，铁器在恒河流域推广使用。铁制的斧头、犁头、匕首、锄、钳子、矛头等成为雅利安人开辟疆土的有力武器和工具。虽然《梨俱吠陀》中没有提到铁，却提到“Ayas”，而它指的是铜还是铁未定。《耶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中都提到了铁，不过是用黑铜一词代称。至今，考古发现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遗址是阿特兰吉克拉遗址，出土的铁器制品与彩绘灰陶年代为公元前1000年左右。德里以东河间地带的雅利安人部落都城哈斯提纳普拉遗址，也同样发掘出彩绘陶器和铁制用具，其时间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另外还有阿拉姆基普尔、考沙姆比等地也有类似铁器、陶器出现。由此可以肯定因为有了铁，雅利安人的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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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梵书》中对开辟森林的记载可知，最初的几百年里，雅利安人靠“火神”引路，用火来焚烧森林，扩展缓慢而艰难。有了铁斧后，对森林可以采伐而不必烧毁，从而维护了森林资源。随着雅利安人对铸铁技术的掌握和改良，铁犁等农业用具也开始得到广泛使用，恒河流域广阔茂密的森林地带被开垦出来，早先的荒芜土地也被重新深耕。这一时期，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推动了农业发展，使其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主导，为部落经济社会向农业经济社会过渡开辟道路。此时，雅利安人开始在恒河流域的广阔平原上建立永久性的定居地。据《梵书》所载，早先在恒河流域生活的达罗毗荼人等原著居民，亦被雅利安人的铁制武器击败，他们或被征服，或被赶到森林地区。由此雅利安人成为恒河流域新的主宰者，其所控制的地域，南抵文底耶山，北至喜马拉雅山麓，东到今比哈尔地区。比哈尔南部所拥有的丰富铁矿资源，让雅利安人在铁器制造业上有了更大发展，至今比哈尔依旧是印度的钢铁生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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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利安人定居恒河流域后，吸收了当地文化，尤其是学会了种植水稻。因为恒河流域雨水充足，水稻自然而然成为主要种植作物。除此之外，居民还种植大麦、小麦、豆类、棉花、芝麻和甘蔗等农作物。随着人口密度提高，城市需要农村供应更多的粮食，因此水稻、棉花和甘蔗 等种植量增大。为了扩大生产，雅利安人开始改良耕种灌溉技术。《耶柔吠陀》中提到耕作采用重型铁犁装备，需要使用6至12头牛才能牵拉运作。而《梵书》中讲到的与犁田有关的装备最多需要24头牛去牵拉。这样牛成为更加宝贵的财富，尤其是母牛，几乎被神化。居民吃牛肉、杀母牛的事件几乎不会发生。另外，雅利安人还从土著居民那里学会修建水利灌溉工程，将农田开沟做畦以抗旱排涝。天文学和气象学也开始兴起，主要应用于农业生产。牛、马等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仍占重要地位。此外，雅利安人在这个时期开始驯养大象，其主要用途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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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的农耕生活促使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其所涵盖的范围和种类更多、更广。在所有工匠种类中，铁匠和木匠十分吃香，因为他们不仅能制造马车、牛车，而且也是耕犁的制造者。《耶柔吠陀》中也提到从事手工业的工作者中最受尊敬的是铁匠。另外，铜匠、制陶工、制革工、建筑工、纺织工等分类不断细化，尤其是纺织业，专业化的织工逐渐增多，标示着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制陶业方面，考古学家在恒河中游地区发现分布较广的北方黑色涂釉彩陶，其色光质滑，制作工艺远比彩绘灰陶精致许多。此外在这一带还发现了红色、褐色陶器。这些陶器与恒河流域西部地区出土的灰色彩陶不同，代表了雅利安人文化与地方文化融合后的早期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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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商业的发展更为突出，既有地区间的交易，也有通过商路与西亚的贸易。贸易主要商品是盐、金属，并形成了一定的商业路线。与西亚间的交易路线包含陆路和海路，陆上通道的重要枢纽是旦叉始罗。早在《梨俱吠陀》中就提到了船和航海，当时沿波斯湾的西亚各海运中心成为海路贸易的开端。另外，恒河流域的水道成为天然的商路，汇合于此的一些集贸中心逐渐成为地方集市。随着商人团体、集市和交易中心的扩大，城镇开始出现，但规模不大，不能和哈拉帕相比。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公元前7世纪末出现了富商阶层及其行会组织，货币也开始成为商品交换的媒介。货币的铸造者一般是商人行会或地区行政 当局。货币的形式和重量都不统一，称呼也不同，如帕拉达、萨塔马纳、尼什卡等，并且钱币只有一面有冲压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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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吠陀时代是古代印度阶级形成及国家产生时代。由于部落间兼并加剧，与土著居民又战争不止，部落首领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而经济的发展和战争掠夺加速两极分化，部落首领和上层的经济地位上升，开始成为统治阶级。他们把部落成员过去向部落首领自愿交纳的贡奉，变成强制性赋税。于是雅利安人部落内部出现了阶级分化。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奴隶的数量不断增多，其主要来源有：战俘奴隶、债务奴隶、买来的奴隶、赠予的奴隶、家生的奴隶以及赌博赢来的奴隶。他们从事家务劳动和辅助性的生产劳动，不仅被奴隶主奴役和剥削，而且有时还会被当作礼品赠给别人。如此一来，奴隶和社会底层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等组成雅利安社会中的被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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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阶级的产生和阶级矛盾的加深，早先部落军事民主制组织逐渐被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所取代。原部落的长老会变成了少数贵族垄断的机构，专门为部落首领出谋划策；部落民众大会的权力也逐渐丧失；部落成员的自愿贡奉转变为国家强制征收的赋税，但在这一时期尚未形成正式的赋税制度。随着君权神授思想的渗入，部落首领被赋予神圣的属性。这无疑助长了部落首领的贪欲，越来越大的权力被他揽于手中，部落所辖领土也被他视作自己所有。在《阿闼婆吠陀》中说到，领土由王据有，可见地域性质的王权开始形成。于是，首领演变为国王，王位世袭成为必然趋势。文献中记载，取得军事胜利并登上王位的国王，必须按照宗教惯例举行马祭、灌顶大礼和胜利酒等盛大祭礼仪式，以象征统治权力的不可挑战性。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国王建立了职业军队，任命自己的亲兵或军事长官为高级官吏。村社头人成了基层官吏和国王的收税人。在后期吠陀时代，村落的内部组织进一步完备，村社的行政人员和管理机构包括村社头人和上层人物组成公共议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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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吠陀文献和史料，早期的国家形成于公元前9至前8世纪左右，其中包括犍陀罗、俱卢、般阁罗等。从反映北印度历史轮廓的史诗《罗 摩衍那》中可以考证，这一时期的国家已经出现了君主国统治形式的发展趋势。不过放眼整个次大陆，部落转变成国家的还是少数，而且这些国家也仅仅有了较为固定的统治区域，尚未形成“领土”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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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俗方面，后期吠陀时代居民在服饰和住所方面很少变化，食物则较多素食，少用肉类。居民大多住在乡村，但记载中已开始出现城市。乡下农民逐渐成职业性的佃农或农奴，土地所有权归地主。商人逐渐增多，他们贩卖药物、布匹、床垫和皮货，且有国外买卖。在节庆日里，出现大的集会并有歌舞乐队，所歌颂者多为史诗和较优美的梵文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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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中父权不断加强，重男轻女的观念开始流行，女孩子的诞生被认为是家庭的包袱和不幸的根源。女子无财产继承权，不得参加祭祀典礼或政治事务，没有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童婚、殉葬习俗开始出现，史诗《摩诃婆罗多》证实了这种摧残妇女的恶习的存在。一些文献中甚至将妇女、酒、投骰子都列为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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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读懂印度历史 [:170658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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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读懂印度历史 种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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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种姓制度在古代奴隶制社会时期称为“瓦尔那”（Varna）制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等级制度。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它原是吠陀部落社会的组织方式。马克思曾指出：“部落之最极端的、最严格的形式是种姓制度。”高善必进一步把它称为“部落奴隶制”。它是在印度由部落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早期吠陀时代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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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500年，当雅利安人进入次大陆时，只形成三个阶层，武士、祭司以及部落民。当时的居民不存在种姓的意识，职业也不是世袭的，他们之间可以随意通婚。不过，随着达萨人的出现，这种局面被迅速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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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萨人，前文有提到，他们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土著居民。在外貌上，达萨人与雅利安人有着明显区别，前者黑，后者白。雅利安人在 “五河地区”活动时期，部落的氏族血缘关系尚未完全解体。获胜的雅利安人为了保持雅利安人自己的纯洁的血统，同时又把俘虏的达萨人纳入到雅利安人社会中来，想出了瓦尔那制度。“瓦尔那”一词在梵文中原意为“色”、“质”。因此这一制度是根据居民的肤色及文化上的差异将非雅利安人同雅利安人区分开。《梨俱吠陀》中可以看到，雅利安人自称“雅利安瓦尔那”，而把黑皮肤的被征服种族称为“达萨瓦尔那”，含有轻蔑、贬损之意。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也说：“种姓制度是从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严格界限中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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吠陀时代早期，雅利安人部落内部由于阶级分化尚处于初期阶段，社会劳动分工也尚未发展，所以还没有种姓区分，因此在社会上只出现雅利安瓦尔那和达萨瓦尔那两部分。到《梨俱吠陀》时代末期，随着雅利安人在西北印度定居和向恒河上游的扩张，其内部阶级分化逐渐清晰，相应的社会劳动分工也已形成，于是瓦尔那制度有了新的划分，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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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瓦尔那及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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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到四个瓦尔那划分的古代文献是《梨俱吠陀》，其第10卷的 《普鲁沙赞歌》（又称《原心篇》或《原人赞歌》）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梵天大神从他的口中生出了婆罗门，从双臂生出了刹帝利，从腿生出了吠舍，从脚生出了首陀罗。显然为新的瓦尔那制度的划分披上神性色彩。不过，在多数学者看来，这个涉及四个瓦尔那起源的《普鲁沙赞歌》是后加入的章节。始作俑者当然是婆罗门僧侣们，他们为了巩固自己及刹帝利军事贵族的特权地位，假借神的旨意把现实中四个瓦尔那的等级地位固定下来。于是在瓦尔那制度下，人们一出生就属于某一个瓦尔那，并且终生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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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吠陀时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雅利安人内部社会劳动分工确立，原有的三个阶层逐渐形成三个“瓦尔那”，加上由达萨瓦尔那演变而来的首陀罗，四个瓦尔那的社会制度逐步固定下来。而此时的“瓦尔那”一词也与“色”的含义脱离了关系，其所代表的制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种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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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制度是一套维护雅利安人统治的社会等级制度，其核心是社会等级地位的差别。这一制度的最高等级是婆罗门。他们属于思想高超、地位超然的人，掌握神权，主持宗教祭祀活动，同时又垄断文化和教育特权。他们不必实际负责国事，但有一言九鼎的发言权，常常对政治生活施加影响，是人民精神生活的统治者。第二个等级是刹帝利，相传是由早期吠陀时代的罗阁尼亚（王族）直接演变而来的。在阶级社会中，他们属于军政领导人物，握有实权，负责征战和管理国家。不过刹帝利依旧需要听命于婆罗门的决策。第三个等级是吠舍。吠舍一词起源“维希”（Vis），原指氏族部落成员。吠舍可以说是生产者中的中产阶级，在总人口中人数最多，是社会的重要成分。吠舍中的大多数人是村社的农民小生产者，从事农、牧、商和手工业等职业，少数人是富裕的城市工商业奴隶主，他们拥有财富，地位则次于军政领袖。吠舍在政治上无权，必须以自愿贡奉和纳税的方式，供养完全脱离生产劳动的婆罗门和刹帝利。最后一个等级是首陀罗。他们是受到普遍奴役、压迫和歧视的无权等级，大部分是由被征服的达萨瓦尔那直接演变而来的。在早期， 首陀罗作为被征服的异族部落人成为征服者公社的共同财产、集体控制的劳动人手，带有“种族奴隶”的性质。不过由于雅利安人瓦尔那本身社会分化及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首陀罗中也有的来自雅利安人，所以并不完全属于被征服的土著居民。首陀罗是社会生产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其中有奴隶、雇工，也有独立的小生产者，从事农、牧、手工业等多种职业。首陀罗是不可接触的，卑下的，只能永生永世听命于高级阶层，被上述三个种姓普遍奴役。在宗教仪式上，首陀罗只能为高级种姓的人洗脚，因为他们是由生主神的脚创造出来的。不过，首陀罗在人身上是比较自由的，并不专属于某一具体的主人，也不为某一主人所占有。首陀罗尽管社会地位低下，但也是梵天大神所生，仅分工不同，前三种姓是“再生族”，意为下辈子仍投胎于人，首陀罗是“一生族”，即下辈子不一定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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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种姓制度很早就被婆罗门加以宗教化、神圣化，“业”与“轮回”，这两种概念是种姓制度的基础。所做的事称为“业”。“轮回”，即人生轮回或“尘世转动说”，是印度特有的概念。它们最早见于《奥义书》中。两者的结合形成惩恶褒善的“因果报应”。来生是幸福是悲惨，取决于前生的所作所为。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的宗教大多借鉴了“业”与“轮回”的概念，如佛教、耆那教等。因此，这两个概念在印度的宗教哲学和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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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个瓦尔那在《梨俱吠陀》时期，职业上还没有规定世袭，在通婚、共餐和接受食物方面也没有限制。从吠陀末期开始，婆罗门就制订出种种清规戒律，在宗教和社会生活上限制和歧视低种姓特别是首陀罗。如前三个瓦尔那能参与吠陀宗教生活，可佩戴作为再生族标志的圣线。首陀罗没有参与吠陀宗教生活和佩戴圣线的资格。高级瓦尔那可以不受惩罚地打骂首陀罗，其他瓦尔纳对首陀罗的欺压行为也只受很轻的惩罚。首陀罗如冒犯高级瓦尔那则要受重罚。首陀罗从事的职业是不洁的，因此，高级种姓者不能与他们共餐，不能接受他们的食物。种姓是世袭的，彼此不得逾越。16世纪，葡萄牙人到印度，看到种姓制度，并 认识到其特点之一是据出身定一辈子职业，于是称种姓制度为“卡斯特”，意为“世袭职业集团”；另外，高级种姓男子娶低级种姓女子是可以的，但反过来则不行。诸如以上种种规定，任何种姓都要遵守，违反者都要受到惩罚，严重的不仅会丧失种姓，甚至其子女要降为贱民。清规戒律的出台，人为地加剧了本来就因经济、社会地位差别而形成的不平等。但从另外一方面看，它又与婆罗门、刹帝利在国家中愈加突出的强权趋势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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