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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化教育运动，整个穆斯林的自我意识有了明显增强。不管是西方派，还是传统派，对于本身的旧观念以及官方的政治霸权都是一种挑战，他们一再强调自己的目标，并且广泛地宣传和动员群众，促使穆斯林意识到自身，另一方面，西方派和传统派在个性上互相弥补，相得益彰。西方派的改革着重于吸取外部先进的养料，促使穆斯林进入现代，接触世界并与世界连成一片。乌尔玛则着眼于传统，从内向外对教育和社会进行改革，促使它们与当代的穆斯林社会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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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文化教育运动培养了一批穆斯林新一代的领导人，这些人物活跃在印度穆斯林现代的历史舞台上，为全印穆斯林联盟的成立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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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赛义德等老一代的启蒙下，印度穆斯林觉醒了，青年一代穆斯林迅速崛起，并逐渐汇聚力量，向政治运动转型。同时，殖民当局也动用权力，在经济上有目的地支持有影响力的穆斯林贵族，希望他们支持殖民政府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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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印度穆斯林不失时机地进行着两方面的准备。11月9日以阿加汗为首的穆斯林代表团向明托总督提出请求，穆斯林在立法议会选举时设立单独选区，并应得到更高百分比的代表名额，且不通过选拔考试，直接任命穆斯林担任各级文官。明托总督对代表团的要求给予了口头允诺。另一方面，印度穆斯林意识到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政治组织，以便保护本教派的利益。萨里穆拉具体操作了第一步，向总督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呈请建立一个全印穆斯林的组织。1906年12月30日，“全印穆斯林联盟”在达卡正式成立。1907年12月，穆斯林联盟在卡拉奇召开年会，通过联盟章程，选举在文化教育运动中做出贡献的阿加汗为联盟的常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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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联盟成立后，为“保卫和发展印度穆斯林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权利”，他们继续争取设立单独选区的既定方针，不断向英国和英印政府申明这一要求。1909年《印度议会法》第一次规定了设立单独选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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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局势的发展，印度穆斯林坚持本身独立性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与新兴的青年一代进入穆斯林领导层有着密切的关系。新一代穆斯林的代表人物有阿里兄弟、阿布尔·卡勒姆·阿萨德、真纳、安萨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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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兄弟出生于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教传统的家庭，却又系统地接受了西方式教育。穆斯林联盟创建时，他们俩是积极的参与者。兄长邵克特·阿里（1873—1938）作为“赛义德纪念基金会”的成员，流露出非凡的演说才能，以及在筹款、理财上的天赋。穆罕默 德·阿里（1878—1931）比兄长更为知名，他是“伊斯兰教传统和牛津大学教育的奇怪的混合体”。他不仅熟读《古兰经》，而且是兰普尔第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生。他为了鼓动穆斯林积极参与改革，创办了《同志》和《难友》报刊，他们在启发穆斯林的自尊、自觉、自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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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尔·卡勒姆·阿萨德（1888—1958）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渊博的知识，咄咄逼人的笔锋，动员、宣传、组织群众的才能，充满思想火花的诗篇，这些才干使他在穆斯林社会，无论是宗教还是知识分子中，均得到了领袖的地位。阿萨德对西方派的先驱赛义德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导致他对传统教育提出质疑。最终，阿萨德综合了东方和西方的因素来追求自己的模式。同时，阿萨德以激进、坚决的反英态度著称。为了发表自己的主张与观点，他创办了《新月报》，并使它成为反对英国统治者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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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阿里·真纳（1876—1948）出生于皮革商人家庭，15岁时就读于卡拉奇基督教传道会中学。1892年赴英攻读法律，毕业于伦敦林肯法学协会。1896年回印度后在孟买当律师。1906年，真纳加入国大党。1910年，真纳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1912年，真纳应邀出席穆斯林联盟年会，并在会上畅谈自己对时政的看法，为穆斯林联盟的政策调整，发挥了很大作用。此后，他一度为促进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的合作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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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克塔尔·阿赫默德·安萨利（1880—1936）是一位穿针引线的人物，在穆斯林内部的团结，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合作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他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并且与阿里兄弟有着密切关系。由于他的兄长的缘由，其家庭与德奥班德派过往甚密。同时，阿萨利早在1898年就加入国大党，与许多印度教的领袖保持良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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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青年一代，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去复兴伊斯兰教文化，强化穆斯林的内聚力，加强教派的地位。同时，在其内部，一个新的领导阶层正在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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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读懂印度历史 [:1706584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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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读懂印度历史 甘地与民族运动第二次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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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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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汉达斯·卡兰姆昌德·甘地（1869—1948）出生于印度西海岸波尔邦达城。他家世代巨商，到他的祖父时，弃商从政。甘地的父亲卡兰姆昌德25岁时继承父业，为波尔邦达土邦的首相。卡兰姆昌德最小的儿子就是甘地。甘地的母亲笃信印度教，这对他后来的思想成长打下了深刻烙印。1888年甘地中学毕业后，赴英留学，不久进入伦敦大学，主修法律。1891年甘地通过律师考试，并取得英国高等法院的律师注册证，随后他启程回国。回到印度后，甘地从事律师业。因业务不兴，1893年，他应征南非一家印度侨民公司，出任其律师顾问。此后他在南非生活了21年，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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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也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侨民因是有色人种，受到双重的不平等待遇。甘地以他的法律知识和奉献精神，全力领导印侨进行反歧视斗争。1913年，甘地曾因主持的学校有学生品行堕落而以此自谴，第一次绝食7天，最后学生悔改。通过这些活动，甘地显露了卓越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另一方面，他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用“爱”来团结群众，创立“消极抵抗”的新的政治斗争方式，并逐渐形成非暴力的思想体系。甘地严于律己的品德，全力奉献的高尚人格，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让他不仅成为印侨的领袖和精神旗帜，在印度也博得同胞们的尊重和崇高声誉。1915年1月，甘地被冠以“圣雄”的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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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月，甘地因病回到印度。从此他步入印度的政治生涯，并以其独特的思想为指导，结合日臻完善的斗争艺术，唤起民众、组织 民众，为印度的民族解放和独立，立下不朽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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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的宗教思想是以印度传统宗教为基础，吸收西方宗教以及近代西方思想而形成的。甘地是虔诚的印度教徒，同时他也十分欣赏佛教以及其他一些宗教的教义，在他看来，自我牺牲以赎救世人是最积极而决非消极的行为。所以他不是寻求自我解脱，而是历经磨难，奉献牺牲，服务社会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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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将这种出世的泛爱精神，作用于人世的政治主张。在前期，他以坚持真理和非暴力为斗争手段，力图纠正英印殖民政府所施行的种种不公；后期他以追求真理和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通过合法的和平手段，获得印度民族的解放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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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出生于印度教家庭，是印度教徒，但是他说：“我所信仰的印度教，不是有别于其他宗教的一种宗教，它包含了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锡克教等宗教中最善德教义。”所以他不是信仰某一尊神，在他看来，神以真理指导世界，人们只要坚持真理，追求真理，就能感悟到神的存在。从这一意义上，甘地提出，“神即真理”，“真理即神”的论断。同时，他又进一步演绎出“真理就是我所信仰的宗教”，从而为他一生追求真理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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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追求真理，甘地表示：“非暴力是实现真理的唯一途径。”甘地认为“暴力，有它自己的倾向，无法使我们实现目标。非暴力不是一个否定的概念，它是一个比暴力更远远有效的实在的力量”。在他看来，“非暴力应该被认为是印度对于世界最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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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大战炮火的洗礼，印度民族已经觉醒，要求自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面对如此局势，从战争中喘过气来的英国政府，经过周密思考，制订了软硬兼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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