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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马克思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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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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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与印度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命运。“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或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从5世纪到14世纪，它较早发展起来的技术和以精英为基础的统治所创造的收入都要高于欧洲的水平”，“1820年，中国的GDP比西欧和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但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100年间，中国经济迅速衰落：“到1950年的人均GDP不到中国在1820年水平的3/4。”[25]其间中国经济形成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畸型结构：外国在华资本控制了中国与近现代产业相联系的绝大部分投资。1936年，外国产业资本占中国产业资本的57.2％，其中在东北占84.6％。[26]他们垄断和控制了中国生铁产量的96.8％，煤产量的65.7％，发电量的77.1％，棉花产量的64％，卷烟产量的58％（1935），铁路里程的90.7％。[27]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并对中国经济资源进行直接的军事掠夺。到1938年日本占有中国土地的1/3，农业生产能力的40％，工业生产能力的92％。[28]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大大加强。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以与西方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主的官僚资本已控制全国银行的70％、产业资本的80％，并控制了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43％以上的轮船吨位。据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清产核资统计，全国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资产原值191.6亿元，其中大部分为没收和接管的原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资产；而1948年中国12.3万户民族工业资产净值仅20.08亿元。[29]国民党战败逃到台湾之前，通过扩大财政赤字进一步掠夺国民财产，1948年的最后4个月，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78％。[30]中国经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盘剥下已失去了民族资本独立增值和民族市场良性发展的条件。而国际资本、国内官僚资本和封建地主对中国经济超度压榨又使中国的民族资本长期处于持续萎缩状态。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增长，成了中国和印度两国悲剧性命运相同的方面。而社会革命，即反对殖民压迫和争取独立主权的民族革命及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便成了印度和中国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共同和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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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满洲国资本”，其产业资本未包括由“南满”铁道会社托管财产14.706亿元。资料来源：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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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说明的是，尽管印度和中国经历了相同的历史命运，但比较而言，在两国获得民族革命成功之前，双方经济发展还有明显的差异。1820年印度和中国在世界GNP分布中分别占15.7％和32.4％，到1952年，印度为3.8％，仍低于中国的5.2％；1820年印度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分别为1110亿和2286亿国际元（1990），1952年分别为2266亿和 3057亿国际元（1990），中国远高于印度。[31]但在GNP和人均GNP增长率及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中国则不及印度。1820年至1952年，印度和中国GNP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0.54％和0.22％；同期人均GNP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0.10％和-0.08％。[32]1948年，在原煤、发电、钢材、生铁、水泥、硫酸等产量方面，印度均高于中国。[33]这些数据表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尽管在经济GNP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落后于中国，但在发展综合潜力方面，印度领先于中国。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后来印度又远远为中国甩在后面的原因，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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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著：《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楚序平、吴湘松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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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数据为每年复合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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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著：《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楚序平、吴湘松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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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 [:1706586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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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 二 印度独立：低成本却先天不足的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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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印度独立革命并没有使其获得预期的经济成就。究其原因是印度以尼赫鲁为领导的国大党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尤其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利益使作为生产者多数的印度人民不能成为自己产品的直接市场，从而缩小了印度民族资本形成和民族市场形成的条件。因此，已取得胜利的革命并没有在印度造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充分条件。这是与中国1949年革命本质不同并由此造成两国未来发展不同速度的根本原因。但如果要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一原因产生的背景，则不能不从比较这两个国家的民族革命和以土地改革为主的民主革命所造成的不同“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34]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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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8）》。参见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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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美国家相同而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因而是反映资本家和地主利益的革命，但与欧美国家不同而又与中国革命相同的，又是印度和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下落期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上升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波及世界的工业全球化浪潮的最初的政治动力。工业革命在大不列颠登陆并取得胜利后，就反转影响欧洲大陆并对欧洲的封建体制造成解构性冲击。这引发了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和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大革命。这场革命唤醒了欧洲大陆、美洲大陆和日本等国，并使其在抵御近代资本全球化的冲击中完成本国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19世纪60至70年代德国俾斯麦完成国家统一、俄国完成农奴制改革、美国实现统一的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市场、日本明治维新完成从封建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与此同时，在中世纪农业全球化浪潮中雄居超级大国地位的印度、中国等，反滑入附庸于西方资本中心的外围地区：它们不仅没有跟上这场国家转型的浪潮—这大概是由于他们超稳定社会结构和超强的国际地位反使其不易随环境改变而变革，而且还在这个浪潮中不断受到来自英国及完成国家近代化转型的国家的打击。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英国实现了对印度的征服和对中国战争的胜利。这使印度和中国被迫进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历史进程并由此在这两个国家出现了最初的无产阶级。这又反过来为印度和中国的未来不同的发展道路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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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与中国政治家的分野并不在认识而在于解决问题的道路选择。时任印度国大党主席的尼赫鲁对英国殖民经济在印度的恶果也有深刻的认识。早在1944年他就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说：“那些为英国统治最久的印度地方也就是今天最贫穷的地方。实在可以画一种统计图表来表示英国统治时间的久暂与贫穷逐渐增长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35]但在解决印度殖民经济的道路上，尼赫鲁更倾向于阶级合作而非阶级斗争继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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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印度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农运动均有较大发展，世界出现了代表工农利益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印度的完全殖民地地位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使两国革命道路发生了分野：英国对印度的完全的和强有力的控制不仅使印度的工农运动没有形成独立的和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且还使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英国殖民统治和当地封建力量的双重压力下—变得更加软弱，以至“非暴力不合作”成了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最高形式。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反使中国成了国际资本链条中的“薄弱环节”[36]。20年代末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主义旗帜下分野的国民党背叛工农利益并迅速倒向西方国际资本，蜕变为代表买办势力的政治派别。国民党政府在国内通过牺牲工农利益，在国际通过向资本强国让渡国家利益方式，换取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37]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国家发展道路截然相反，蒋介石时期的中国是亚洲地区较早选择拉美发展道路的主权国家，其结果是民族资本大规模衰落[38]，财政赤字持续飙升[39]，农民、工人和中小资产阶级大规模破产。[40]与后来印度的发展道路相比，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发展道路是拉美道路在东亚的较早版本，而印度尼赫鲁时期的经济则几乎是中国蒋介石时期的道路在南亚大陆的另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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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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