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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况浩林编著：《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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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况浩林编著：《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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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至1933年中国部分地区的阶级构成。下表说明在1928～1933年间中国地主、富农、中农普遍减少而贫雇农大幅度增长，也就是说农民大规模破产的实际情况。（总户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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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况浩林编著：《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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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道路的本质是用牺牲本国工农利益和向资本中心国家让渡民族利益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经济，其结果一般都是工农在日益严重的贫困中开展阶级斗争：斗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与该国拉美化的程度为正比。蒋介石时期国家经济拉美化的结果是从另一面为代表中国农工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统治作了政治准备。与印度相反，国际资本对中国松散、间接和多元控制又使代表中国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成为可能。从印度后来的发展后果看，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不仅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大事变，它更是中国历史的大幸运。与印度相比，这种幸运更多的是由于中国较先品尝了拉美模式必然造成的国家不幸。正是这种不幸才使中国人更为坚定地选择了代表中国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只有有了代表工农利益的政权，中国才能进行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并由此形成统一的国家经济和民族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1949年中国革命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发生于东亚的集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双重意义为一体的伟大历史事变。与美国两次革命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使美国百年内完成的社会革命在中国几十年内得到完成，其效益可以从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中国崛起并初步实现国家经济现代化转型与美国相比的时间差及与印度后来发展相比的速度差上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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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列宁曾对印度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抱有大希望。马克思在《波斯和中国》、《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文章中乐观地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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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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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则在晚期口授的日记中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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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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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史发展的结果是，除了俄国、中国外，发生在印度的工农革命并未导致反映印度工农利益的党而是为英国有意扶持的更多地反映有产者利益的国大党成为执政党。造成这种历史差异的原因在于英国对印度形成的百年牢固和有效的殖民统治，这使印度在发轫于英国的全球性的资本链条中没有像俄国和中国那样成为其“薄弱环节”。在俄国和中国革命中，工农政党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并上升为执政党。在印度，英国用血腥暴力肢解、镇压工农运动的同时却有意容忍无伤大雅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有意扶持反映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利益的国大党。其结果是“二战”结束后，反映印度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大党被英国推上主要执政党的地位。[43]1947年8月14日印度独立，新政府共14名阁员，国大党占8名，非国大党占6名，共产党被排除在外。1951年年底印度共和国成立后首届联邦人民院和立法院大选。大选后国大党在人民院和立法院中占总席位分别为74.4％和68.4％。[44]这时的印度国家政权成了地道的“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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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高成本的政治革命结果正好相反的是，印度独立，这场低成本的政治革命注定要使国家未来发展付出高成本的代价。对此，就连资产阶级的政治家罗斯福也看得清楚。1943年11月2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就印度问题对斯大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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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就是苏维埃制度。[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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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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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的路。[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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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与斯大林是代表两个极端对立的政治阵营的政治领袖，但对当时处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问题的要害却得出相同即印度缺少自下而上的彻底革命的结论，这的确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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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 [:1706586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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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 三 土地改革：国家发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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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天然供给量和贮存量的绝对有限性，决定生产劳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绝对手段。而人类生产劳动形成的绝对条件就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绝对结合。这有自然结合与强力结合的方式。财产私有制度出现后，强力结合便是人类历史常见的方式。比如历史上的罗马人对地中海的征服、蒙古人对亚洲和欧洲部分地区的征服、克伦威尔对爱尔兰人的征服、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征服、英国人对印度人的征服等都是这强力结合的历史形式。一部分人通过垄断生产资料形成对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并由此形成对这部分人的政治统治，这就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从人类早期的绝对的自然结合变为相对的人为强力结合，并由此在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以及不同的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形成复杂的财富占有关系。[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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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有权并不是社会财富本身，而只是社会财富的占有形式。所有权并不创造价值，因此也不是财富的源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私人所有权却可以刺激劳动者个体的能动性及其私人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但如果构成社会劳动基础的生产者的劳动成果被不同的私有者“截流”数量过于巨大从而使劳动者得不到合理反哺时，社会劳动也就开始萎缩。萎缩的程度与财产占有者对生产者劳动成果的“截流”数量为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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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国家发展及相应国力的关键不在于研究其GDP或GNP的指数表现，而在于研究其利润的归宿及其对社会劳动者的反哺程度。马克思说：“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49]劳动者也是消费者，他既是产品生产者，又是实现自己产品的基本消费群体。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不仅仅因为人民是国家生产的主体，同时他们更是国家消费的主体。只有社会产品反哺社会劳动者即人民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发展才是良性的和可持续的。当国家经济持续增长而这种增长成果却不能合理地反哺生产者，甚至不能维持生产者自身的生存延续，社会财富又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没有多少消费潜力的少数人手中，这时的国家发展就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接踵而至的就是社会危机。这时生产力就会提出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前面提到的印度和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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