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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下），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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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说明的是，1961～1981年的20年中，“非耕种者的债务是负增长率，似乎与现实不符。根据这个事实就只能解释：抽样调查没有考虑高利贷者和地主提供的大量现金和实物贷款，这些是作为债务劳役被迫劳动”。[61]但耕种者债务比例20年中从85％上升到93％，而同期非耕种者的债务比例从15％下降到7％的数据，至少反映了印度农业劳动的主体部分长期得不到其劳动成果反哺，以至使劳动难以为继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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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可怕的是，在印度耕种者的借贷结构中，高利贷是农民借款的主要来源。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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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种者从不同机构的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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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下），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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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1到1971年的20年中，高利贷在耕种者借贷总额中的比例在各种借贷来源中一直居于绝对主体地位。从1971～1981年的10年中，由于国家合作社和商业银行的金融支持力度大幅提高，造成高利贷借款比例迅速下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乡村高利贷者至今还占优势。”[62]小农由于缺乏偿还能力，缺乏贷款信誉，不能大规模应用新技术，当然也就不能从自己的生产中获得较大的收益。信贷组织特别是合作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过期未还贷款。过期未还贷款率，合作社大约是40％～42％，地区农行是47％。而借款未还的多是无助小农，这迫使一些金融机构贷款倾向大农。由于大农具有良好的偿还能力，合作社和商业银行事实上更愿意向大农提供比如6％～10％的低息贷款，这迫使小农必须从高利贷或其他非组织的资金市场按12％～75％的利息借钱。[63]其结果导致日益严重的小农破产和两极分化现象的产生。这也是印度一些地区比如比哈尔、西孟加拉、奥里萨和安得拉邦等农民暴动延绵不绝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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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土地改革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大党所依赖的阶级基础本身就是土地改革的对象。因此在改革中他们为自己留下了许多变相保存，甚至增值其财产的余地。例如各邦法律规定柴明达尔可保留“自营地”，而对“自营”的概念的解释又极为宽泛。北方邦1950年制定的废除柴明达尔法4年后才生效，给了柴明达尔足够的时间通过驱逐佃农扩大允许保留的“自营地”。这导致一度出现柴明达尔夺佃高潮。北方邦柴明达尔拥有土地3300万英亩，以“自营地”名义保留了约700万英亩。结果改革后这些柴明达尔摇身一变又成了大地主。这些拥有500英亩、700英亩乃至1000英亩的大地主并不少见，原柴明达尔制下的次佃农、分成农和农业雇工依然受剥削。在租佃改革方面，国大党遇到的阻力比废除柴明达尔制还要强劲。因为这不仅损害了大地主的利益，而且还损害了中小地主甚至富农的利益。他们在国大党中、各邦立法院和政府中把持着各种权力。他们利用法律的不同解释拖延改革进程。有些邦给土地出租者留下充足的逃避法律规定的时间。有的地主对佃农的佃田频繁调换。更普遍的情况是地主纷纷以自耕名义夺佃，或逼使佃户“自愿”退佃，使要求地主收回出租土地要有限制的规定形同虚设。比如海德拉巴实行土改后，原来的佃农中有2.6％农户被合法夺佃，22.1％被非法夺佃，17.5％“自愿”退还佃耕地，三者共达42.2％，只有12％农户购买了佃耕地，剩下的农户保留了原来的佃耕地，得到了多少不同的佃权。在孟买，1947～1953年，佃农中有近20％的农户失去佃耕地。大量佃农在地主夺佃的威胁下，为保住佃耕地，不得不接受更恶劣的佃耕条件。[64]土地最高限额的改革除了遭到大地主的反对外，在法律规定的条款中也留有他们可钻的漏洞。比如法令对甘蔗农场、果园、牧地等实行豁免，有的邦将最高限额设的范围过大，结果使最高限额法令颁布后国家很少获得用于分给无地农的土地。[65]M.L.丹特瓦拉教授对土地改革的总体评价是：“印度大体上已经颁布了土地改革，在不久的将来这些考虑是正确的方向，然而由于执行不力，实际结果一点也不满意。”[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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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改革的失败最终导致印度农业长期处于萎缩性增长状态。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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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后印度主要作物耕种面积增长（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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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下），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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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以来主要作物产量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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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包17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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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下），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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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1996年印度农业（含林业、渔业）实际复合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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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980～1981年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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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tatistical Profile of India 1999，Deep ＆ Deep Publication PVT.Ltd.，New Delhi，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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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独立后印度农业从耕地面积，主要作物及增长率方面均处于萎缩性增长状况。对此，印度尼赫鲁曾试图选择用社会主义方式解决反哺劳动者的问题，他一再强调，农业若没有很大改善，工业化就得不到足够的原料和商品粮的供应。而如果农民收入低，粮价高，就会造成购买力低下，市场狭小。粮食进口要大量占用国家有限的外汇，以致没有足够的外汇购买发展重工业基础工业必需的设备和原材料。工业发展的全部计划能否实现，取决于农业生产率能否大大提高。1954年7月，国大党全印委员会通过《计划发展》决议，其中提到要逐步指导国家经济发展成“社会主义经济”。1955年1月国大党阿瓦迪尼年会根据尼赫鲁的提议，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决议》。其结果是他的良好愿望遇到党内大地主大资本家阶层的激烈反对，以致他连中间偏左的路线也难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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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独立革命，使印度在获得了独立的国家主权的同时，也留下了旧时代的庞大的私有产权；而印度的土改不仅没有铲除这寄生于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的私有产权反而还变相保留甚至新增了私有产权。这种低成本的革命却使印度在国家现代化之初就面临着几乎是不可承受的制度成本。这种由庞大的私有产权关系结织而成的非生产性巨额成本，是未来印度国家低效发展的总根源。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67]，而印度在独立之初就将国家经济建立在“上下交征利”的基础之上，这对印度未来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