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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新闻评论》，1980年6月号。转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上），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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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1974年度和1978～1979年度在农业、矿业、加工制造、建筑、公用事业、商业、贸易、金融及服务等领域中，外国公司投资在商业贸易和金融领域最为集中，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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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的多国公司分公司的产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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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新闻与评论》。转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上），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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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商业贸易和金融业中外国资产所占比例最高：1973～1974年度为69％，1978～1979年度进一步上升为77％。而加工制造业则从12.3％下降到6.3％，这说明国际资本在印度的投资多属投机而非生产性质，他们对改善印度工业技术没有兴趣。下面的数据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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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私人公司向国外汇款（亿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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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印]P.莫霍南•皮莱的《印度技术依赖的变化趋势》，特里凡得琅研究中心主编的《劳动报》193卷。转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上册），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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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在“利润、股息、利息”和“专利权和技术费”两项汇款中，从1960年到1980年，专利权和技术费的汇款数额从51.5％下落到29.9％；而利润、股息和利息的汇款则从48.5％增长到70.1％。这说明在印度的国际投资更多地是一种食利性而非生产性投资。这种情况80年代以后有所改变，但到90年代末国际投资又迅速从技术密集型领域退出。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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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产业分布（1980～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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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1985年、1993年《印度储备银行公报》；1997年12月《印度投资中心新闻通讯》。转引自文富德、陈继东编著《世界贸易组织与印度经济发展》，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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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起，在印度的外国投资大幅向制造业集中。1980年，制造业占投资总额的87％，而服务业为4.1％；到1990年制造业略降到84.7％，服务业略升到5.1％；在1991年至1997年间，制造业领域国外投资却猛跌至38.28％。而在技术成本较低的服务业中，国外投资则接近制造业为31.32％。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技术密集的制造业领域，从80年代到90年代末，外资直接投资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化学和附属产品，从32.3％下降到6.88％；其次是金属和金属产品，从12.7％下降到6.08％；机器和机械工具，从7.6％下降到2.24％；电气和电子产品，从10.4％下降到5.44％；其他制成品，从10.7％下降到6.01％。近20年中唯有技术成本较低而利润较大的食品和饮料产业外资投资保持上扬，从4.2％上升到5.17％。这说明，80年代之后，外资逐渐从技术密集产业领域转向低附加值的产业：技术密集的程度与外资退出的程度大体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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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在其任内的经济发展中放纵私人资本的结果是使其成为国家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力量，但印度政府并未能由此得到相应的财政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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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经济在财富增加的同时，国家由其得到的税收却呈累退状态。印度税收有三大来源，即所得税、财产税及商品税。前两种属于直接税的主要税种，后一种为间接税的主要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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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1952年度，对收入及财产的征税占各邦税收总额的47％；商品税占各邦税收总额的53％。但到1992年度，直接税下降到总额的17％，商品税则上升到总额的83％。[86]直接税涉及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商品税则涉及百姓生活。印度对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制。其目的在于减轻人民负担，缩小两极分化。但印度的税收结构变化表明，印度政府在大资本面前步步后退，而不得不将财政负担转嫁到中低收入阶层和一般劳动人民身上。其结果只能是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深，国家财政赤字日益扩大，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日益萎缩，政府对社会公正所作的承诺日益失去信用。国家税收的累进制度最终蜕变为对中小阶层增加负担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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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下），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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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民支持的政府是软弱的，没有人民消费力的国家经济是不可持续的。片面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是国家力量提高的标志，而不受控制的私人经济则必然导致国家生产力的片面发展。只有国家生产力与消费力同步提升的全面生产力才是国家力量的提高。在绝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不断增值成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而资本增值的前提离不开其产品的市场实现率。这样商品与市场的关系便成了利润实现程度及资本增值的关键。私营企业以利润为绝对目的的特性对国家生产力的片面发展可能是有利的，但对国家全面生产力即生产与市场统一的生产力发展则是不利的。在私人资本为主体的生产关系中，为了利润，生产绝对要压低消费；而失去了有效的消费，生产就失去了有效市场；而失去了有效市场，生产就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87]而消费的主体就是国家全体劳动者为主体的公民或人民[88]，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的生产力，就应当是掌握在人民手中的生产力；人民是国家最大的消费群体，所以人民市场，从而统一的国内市场和民族市场，则是国家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和生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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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土地改革的失败，对印度的未来造成的致命性的损害在于它弱化了工业发展的根基即民族市场。民族市场的基础是国家的人民市场。由于国内国际私有权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领域的层层截流，使作为生产主体的全体劳动者在为社会提供财富的同时却得不到相应的反哺。其结果便是日益增长和高比例的贫困人口在印度的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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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1974年印度计划委员会把农村和城市的贫困线分别定为每月49.1卢比和56.6卢比。世界银行采用由全国抽样调查和印度统计局确定的贫困比例的评估方法。由此1977～1978年度的贫困线标准是农村为55.2卢比，城市为68.6卢比。1983年农村为89卢比，城市为112.2卢比。世界银行还将低于贫困线75％的水平确定为极度贫困的标准。据此计算出1970～1988年印度贫困和特困人数及比例。如下表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