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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988年印度贫困人口数及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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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印度：贫困就业和社会福利》（1989）。转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上），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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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即使到1988年，也就是印度“七五”计划即将结束之际，印度全国仍有40％的贫困人口，有19.2％的特困人口。从1970年到1988年印度贫困和特困人口比例下降，但同时绝对贫困和特困人口数量却在上升。即使到1999～2000年，印度低于国家贫困线人口所占比重为28.6％（中国为4.6％），印度日均消费1国际元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仍达34.7％，（中国2001年为16.6％），日均消费2国际元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79.9％（中国2001年为4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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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高比例的贫困人口无论如何也不能支撑印度工业扩张的可持续性。数据表明，1960～1961年度，印度社会底层的50％的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仅占农村工业消费品总额的19％和21％，而20％的农村和城市上层富人却占农村工业消费品总额的55％和54％。1973～1974年度，这种比例仍无改变：农村底层的50％人口占工业消费品的21％，城市底层50％的人口占工业消费品的20％；而只占人口20％的农村富人和城市富人却各占工业消费品的53％和54％。[90]失去人民消费从而失去国内购买力的直接后果是印度工业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支撑。这可从下表1950年到1985年30多年间印度三大产业净产值增长的情况中得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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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生产要素成本计算的国内净产值的增长率（按1970～1971年度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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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印度中央统计局白皮书《1970～1971年度至1976～1977年度国民核算统计》（1979年1月）和印度储备银行《1985～1986年度货币与财政报告》编制。转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上），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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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30多年间，印度工业增长率持续下降，这与第一产业农业萎缩性增长的进程是一致的。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在这30多年中，印度制造业增长率下降的速度快于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增长率持续递减。这说明印度工业增长率的提高不是靠工业技术和生产领域而是靠非生产性的服务领域和流通服务领域拉动，因此其间的GDP的提高，并不表明印度工业在这30年间的进步。下面的材料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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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90年印度按生产要素成本计算的国内净产值分布情况（按1980～1981年度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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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国民核算统计》（1990）、《1980～1981年度至1985～1986年度国民核算统计新系列》（1988年2月）和CSO《快速估算值》（1991）编制。转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上），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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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反映了印度独立后40多年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即产值增长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由26.6％增至39.3％，高于前两个产业。其中贸易交通运输领域的产值比重由1950～1951年度的10.7％增至1980～1981年度16.4％，社会服务由8.6％上升到11％。金融与房地产由7.3％增长到8.4％。而40年间农业产值比重由58％下降到35.2％，而工业仅从15.5％增至25.5％。这说明印度产业泡沫化倾向日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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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庞大的私有产权加上泡沫化经济，导致国家发展成本及其对货币的需求无谓增大，这反过来又拖累了国家经济发展。“二五”计划公营部门投资的资金来源预定：25％靠国家财政收入结余，25％靠发行公债和储蓄筹集，其余50％计划依靠财政赤字和外援解决。但在具体实施中，有些指标难以落实。公营部分计划投入的资金特别是外汇不能完全落实。由于进口粮食需要外汇，计划执行不到3年，就爆发了外汇危机。英镑存款动用了80％，外汇储备从74.6亿卢比下降到14.2亿卢比。政府只得压缩投资，严格控制进口。其次，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政府筹集的资金也不能落实（主要是原来估计的税收落空，政府不得不增加财政赤字并争取外援）。“二五”计划以前的8年中，印度接受外援48亿卢比，“二五”期间猛增256亿卢比。外援以美援为主。外援在公营部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由“一五”的9.6％上升到22.48％，由于压缩进口，结果钢铁、重型机器、化肥、重型电机、水泥等许多产品的产量指标都未能完成。社会两极分化进一步加重。“三五”期间从国外筹款239亿卢比，占公营部分总支出的约28％。到1966年印度的外债达250亿卢比。尼赫鲁不无遗憾地说：“计划的执行帮助了富人而没有使穷人受益。”[91]前五个五年计划（1951～1979）设想的总支出为6980亿卢比，第六个五年计划（1980～1985）打算投资9750亿卢比，但实际投资在11000亿卢比以上。这迫使印度政府长期实行财政赤字政策。[92]对此，学者们看得明白，经济学家普纳布•巴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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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经济低增长源于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结构。国家对工业资本家阶级、富农阶级和白领工人在内的自由职业阶级安抚政策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资金用去满足占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的各方面的需要，在此同时，资金也就耗尽了”；巴丹指出“最重要的、渗透经济各方面的因素是三个有产阶级工业资本家、富农和自由职业阶层的冲突。结果形成了用以满足统治联盟中各伙伴利益的补贴和优惠制度，致使用于资本积累的资金被吞蚀，非发展费用无限制地继续增加”。[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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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裔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tya Sen）也一言中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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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失败是在分配上而不是在增长上。[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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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问题说到底还是生产关系问题。印度低成本的政治革命和独立之初不彻底的所有制改革造成了印度后来不得不付出的几乎是天价的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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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工业的发展。由于中国土地改革的成功，农业为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支撑动力。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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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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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不变价格的总产值计算。[2]按外贸部门业务数字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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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