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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1985年、1993年《印度储备银行公报》；1997年12月《印度投资中心新闻通讯》。转引自文富德、陈继东编著《世界贸易组织与印度经济发展》，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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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起，在印度的外国投资大幅向制造业集中。1980年，制造业占投资总额的87％，而服务业为4.1％；到1990年制造业略降到84.7％，服务业略升到5.1％；在1991年至1997年间，制造业领域国外投资却猛跌至38.28％。而在技术成本较低的服务业中，国外投资则接近制造业为31.32％。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技术密集的制造业领域，从80年代到90年代末，外资直接投资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化学和附属产品，从32.3％下降到6.88％；其次是金属和金属产品，从12.7％下降到6.08％；机器和机械工具，从7.6％下降到2.24％；电气和电子产品，从10.4％下降到5.44％；其他制成品，从10.7％下降到6.01％。近20年中唯有技术成本较低而利润较大的食品和饮料产业外资投资保持上扬，从4.2％上升到5.17％。这说明，80年代之后，外资逐渐从技术密集产业领域转向低附加值的产业：技术密集的程度与外资退出的程度大体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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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在其任内的经济发展中放纵私人资本的结果是使其成为国家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力量，但印度政府并未能由此得到相应的财政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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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经济在财富增加的同时，国家由其得到的税收却呈累退状态。印度税收有三大来源，即所得税、财产税及商品税。前两种属于直接税的主要税种，后一种为间接税的主要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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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1952年度，对收入及财产的征税占各邦税收总额的47％；商品税占各邦税收总额的53％。但到1992年度，直接税下降到总额的17％，商品税则上升到总额的83％。[86]直接税涉及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商品税则涉及百姓生活。印度对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制。其目的在于减轻人民负担，缩小两极分化。但印度的税收结构变化表明，印度政府在大资本面前步步后退，而不得不将财政负担转嫁到中低收入阶层和一般劳动人民身上。其结果只能是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深，国家财政赤字日益扩大，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日益萎缩，政府对社会公正所作的承诺日益失去信用。国家税收的累进制度最终蜕变为对中小阶层增加负担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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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下），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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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民支持的政府是软弱的，没有人民消费力的国家经济是不可持续的。片面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是国家力量提高的标志，而不受控制的私人经济则必然导致国家生产力的片面发展。只有国家生产力与消费力同步提升的全面生产力才是国家力量的提高。在绝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不断增值成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而资本增值的前提离不开其产品的市场实现率。这样商品与市场的关系便成了利润实现程度及资本增值的关键。私营企业以利润为绝对目的的特性对国家生产力的片面发展可能是有利的，但对国家全面生产力即生产与市场统一的生产力发展则是不利的。在私人资本为主体的生产关系中，为了利润，生产绝对要压低消费；而失去了有效的消费，生产就失去了有效市场；而失去了有效市场，生产就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87]而消费的主体就是国家全体劳动者为主体的公民或人民[88]，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的生产力，就应当是掌握在人民手中的生产力；人民是国家最大的消费群体，所以人民市场，从而统一的国内市场和民族市场，则是国家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和生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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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土地改革的失败，对印度的未来造成的致命性的损害在于它弱化了工业发展的根基即民族市场。民族市场的基础是国家的人民市场。由于国内国际私有权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领域的层层截流，使作为生产主体的全体劳动者在为社会提供财富的同时却得不到相应的反哺。其结果便是日益增长和高比例的贫困人口在印度的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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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1974年印度计划委员会把农村和城市的贫困线分别定为每月49.1卢比和56.6卢比。世界银行采用由全国抽样调查和印度统计局确定的贫困比例的评估方法。由此1977～1978年度的贫困线标准是农村为55.2卢比，城市为68.6卢比。1983年农村为89卢比，城市为112.2卢比。世界银行还将低于贫困线75％的水平确定为极度贫困的标准。据此计算出1970～1988年印度贫困和特困人数及比例。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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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988年印度贫困人口数及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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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印度：贫困就业和社会福利》（1989）。转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上），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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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即使到1988年，也就是印度“七五”计划即将结束之际，印度全国仍有40％的贫困人口，有19.2％的特困人口。从1970年到1988年印度贫困和特困人口比例下降，但同时绝对贫困和特困人口数量却在上升。即使到1999～2000年，印度低于国家贫困线人口所占比重为28.6％（中国为4.6％），印度日均消费1国际元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仍达34.7％，（中国2001年为16.6％），日均消费2国际元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79.9％（中国2001年为4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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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高比例的贫困人口无论如何也不能支撑印度工业扩张的可持续性。数据表明，1960～1961年度，印度社会底层的50％的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仅占农村工业消费品总额的19％和21％，而20％的农村和城市上层富人却占农村工业消费品总额的55％和54％。1973～1974年度，这种比例仍无改变：农村底层的50％人口占工业消费品的21％，城市底层50％的人口占工业消费品的20％；而只占人口20％的农村富人和城市富人却各占工业消费品的53％和54％。[90]失去人民消费从而失去国内购买力的直接后果是印度工业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支撑。这可从下表1950年到1985年30多年间印度三大产业净产值增长的情况中得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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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生产要素成本计算的国内净产值的增长率（按1970～1971年度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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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印度中央统计局白皮书《1970～1971年度至1976～1977年度国民核算统计》（1979年1月）和印度储备银行《1985～1986年度货币与财政报告》编制。转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上），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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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30多年间，印度工业增长率持续下降，这与第一产业农业萎缩性增长的进程是一致的。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在这30多年中，印度制造业增长率下降的速度快于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增长率持续递减。这说明印度工业增长率的提高不是靠工业技术和生产领域而是靠非生产性的服务领域和流通服务领域拉动，因此其间的GDP的提高，并不表明印度工业在这30年间的进步。下面的材料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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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90年印度按生产要素成本计算的国内净产值分布情况（按1980～1981年度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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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国民核算统计》（1990）、《1980～1981年度至1985～1986年度国民核算统计新系列》（1988年2月）和CSO《快速估算值》（1991）编制。转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上），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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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反映了印度独立后40多年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即产值增长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由26.6％增至39.3％，高于前两个产业。其中贸易交通运输领域的产值比重由1950～1951年度的10.7％增至1980～1981年度16.4％，社会服务由8.6％上升到11％。金融与房地产由7.3％增长到8.4％。而40年间农业产值比重由58％下降到35.2％，而工业仅从15.5％增至25.5％。这说明印度产业泡沫化倾向日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