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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庞大的私有产权加上泡沫化经济，导致国家发展成本及其对货币的需求无谓增大，这反过来又拖累了国家经济发展。“二五”计划公营部门投资的资金来源预定：25％靠国家财政收入结余，25％靠发行公债和储蓄筹集，其余50％计划依靠财政赤字和外援解决。但在具体实施中，有些指标难以落实。公营部分计划投入的资金特别是外汇不能完全落实。由于进口粮食需要外汇，计划执行不到3年，就爆发了外汇危机。英镑存款动用了80％，外汇储备从74.6亿卢比下降到14.2亿卢比。政府只得压缩投资，严格控制进口。其次，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政府筹集的资金也不能落实（主要是原来估计的税收落空，政府不得不增加财政赤字并争取外援）。“二五”计划以前的8年中，印度接受外援48亿卢比，“二五”期间猛增256亿卢比。外援以美援为主。外援在公营部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由“一五”的9.6％上升到22.48％，由于压缩进口，结果钢铁、重型机器、化肥、重型电机、水泥等许多产品的产量指标都未能完成。社会两极分化进一步加重。“三五”期间从国外筹款239亿卢比，占公营部分总支出的约28％。到1966年印度的外债达250亿卢比。尼赫鲁不无遗憾地说：“计划的执行帮助了富人而没有使穷人受益。”[91]前五个五年计划（1951～1979）设想的总支出为6980亿卢比，第六个五年计划（1980～1985）打算投资9750亿卢比，但实际投资在11000亿卢比以上。这迫使印度政府长期实行财政赤字政策。[92]对此，学者们看得明白，经济学家普纳布•巴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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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经济低增长源于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结构。国家对工业资本家阶级、富农阶级和白领工人在内的自由职业阶级安抚政策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资金用去满足占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的各方面的需要，在此同时，资金也就耗尽了”；巴丹指出“最重要的、渗透经济各方面的因素是三个有产阶级工业资本家、富农和自由职业阶层的冲突。结果形成了用以满足统治联盟中各伙伴利益的补贴和优惠制度，致使用于资本积累的资金被吞蚀，非发展费用无限制地继续增加”。[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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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裔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tya Sen）也一言中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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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失败是在分配上而不是在增长上。[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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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问题说到底还是生产关系问题。印度低成本的政治革命和独立之初不彻底的所有制改革造成了印度后来不得不付出的几乎是天价的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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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工业的发展。由于中国土地改革的成功，农业为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支撑动力。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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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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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不变价格的总产值计算。[2]按外贸部门业务数字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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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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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中国从“一五”到“六五”期间，尽管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普遍下降，但其对工业的增长仍起着“半边天”的作用。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值占轻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一五”到“六五”期间一直保持在6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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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废除了私有制度，中国农业对工业的贡献还通过特殊的“剪刀差”形式表现出来。这从国家内部解决了中国工业化初期阶段不可回避，而印度国家发展始终不能解决的“原始积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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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测算，中国农业部门每创造100元的价值，通过剪刀差转移到工商业部门的价值量，1957年是23元，1978年是25.5元。1979年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部分提价20％，超购加价从20％提高到50％。综合价格一次提高幅度达49％。即使这样，农业转移出去的价值量仍为10元。另据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的推算，1953～1978年计划经济25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总额估计在6000亿～8000亿元。而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不过9000多亿元。[95]学术界可能对这些数据有不同的估计，但“中国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源于农业”[96]的判断离事实应不会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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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才有可能在城乡之间实行这种特殊的价值转移形式，这种形式又使中国政府有可能在不依赖国际和国内私人资本的条件下拥有充足的资金投资工业和国家基本建设，并由此创造出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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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建投资中农、轻、重投资比例（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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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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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从“一五”到“六五”，工业基建投资一直是以高于农业基建投资的倍数的规模上进行，这如果没有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上的资金，中国工业的这种扩张式的投资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这样，中国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值占轻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5％以上，这可以算是历史上工业化进程中的奇迹了。这个过程，可能是痛苦的，但从长远国民经济结构改造的效果看，却是值得的。1953年毛泽东同志对此事前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估计。他说：“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97]比较印度工业道路漫长低效的历程，我们会清楚地看出，中国当时提速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进程的选择显然是正确的，这对中国未来的历史发展作用是关键性的。[98]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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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度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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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1971～1980年、1981～1985年、1971～1985年三期数据来源：《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7），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1991～1994年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辑：《世界经济年鉴》1996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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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度工业生产指数比较（198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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