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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印度储备银行：《印度经济主要指标》1975、1977、1979年。转引自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编《印度经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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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贸易逆差最终导致印度同期经常项目赤字持续扩大。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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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99年印度经常项目收支情况（单位：亿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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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一五”至“七五”数据转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下），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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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1991年度至1998～1999年度数据参见印度财政部网页：Economic Survey 2003～2004，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tab6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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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印度长期国际贸易从而国际收支巨大赤字的原因，与其说是政策性的，不如说是结构性的。与国家财政赤字的作用一样，在特定的时期，尤其是在国家现代化初期需要大规模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国家跨越式发展时期，外贸逆差对国家发展是有利的。但如果这种现象贯穿着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个进程，那就不是一般政策性调整问题而是结构性调整问题。经济结构，如果是产业结构问题，这种问题可以通过改革解决；如果是生产关系铸定的骨骼性结构问题，这种问题是在国家建设之初就已形成，在国家成长起来之后，除非发生社会革命，就不可改变。结构决定效益，也天定了国家发展模式。印度的财政赤字、国际收支赤字及贸易逆差的长期存在和持续扩增，与拥有巨大市场潜力，并且在国际市场上拥有巨大份额的英美国家存在的同类现象不同：在英美国家，由于他们拥有巨大的市场条件，他们的赤字和贸易逆差可以使来年的生产规模得到扩张并使国民财富在市场中形成扩大再生产的资本。而印度则不同。印度在前两个五年计划中大量进口，但却没有在后几个五年计划中转化为资本及相应的生产力，也没有由技术应用和创新而形成出口替代。对此，我们可以从印度的主要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的结构中得到明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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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1991年间年均主要进口商品（单位：亿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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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印度储备银行公报》和印度储备银行《货币和金融报告》（1990～1991年度），转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下），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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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印度30年间进口产品增长量最大的是印度短缺的石油产品和技术含量较高的机器类产品。前者与20世纪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和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有关，后者则与印度对西方的技术依赖有关。而印度技术对西方技术依赖的原因又在于由于农业的萎缩而导致的印度民族市场的萎缩，而民族市场的萎缩又导致引进的新技术缺乏消化、实验和创新的国内基地。在印度工业没有多少国际市场的条件下，长期依赖西方就成了必然选择的技术发展路线。对西方技术的依赖必然形成来自西方的高附加值进口产品与印度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交换及必然出现其间的外贸“剪刀差”现象。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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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92年印度主要商品出口额（单位：亿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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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印度国际收支》（1948～1949年度至1961～1962年度），《印度储备银行》和《经济调查》（1991～1992年度），转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下），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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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印度出口额最大的依次为手工艺品、成衣、工程机械、皮革棉纱及其制品、茶叶等项。手工制品包括珠宝、化工产品、工程机械和钢铁。其中出口的主要部分是珠宝。“1985～1986年度至1989～1990年度，珠宝年均出口额为317.7亿卢比，结果最大的单项出口商品是手工艺品。在1990～1991年度手工艺品出口达616.7亿卢比，其中宝石和珠宝就占524.7亿卢比。”[121]这种情况直到整个90年代并没有改变。2000年印度出口商品价值总额为15956.1亿卢比，其中，农业品总值为2501.6亿卢比，手工艺品为12753.2亿卢比，其中轻纺工业品最大宗为4017.8亿卢比，占手工艺品的价值总额的31.5％；其次就是珠宝出口，为3271.6亿卢比，占手工艺品价值总额的25.7％，其次才是技术含量较高的机器及运输设备，为2225.1亿卢比，占手工艺品价值总额的17.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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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印度出口工业品技术含量较低，低附加值的工业品出口与印度高附加值的工业品进口局面正好形成一个价值剪刀差。而印度的国际收支逆差的持续扩大和长期存在，便是这种国际“剪刀差”的直接后果。如果说，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农业之间的“剪刀差”是为了国家基本建设的原始积累，而印度与西方国家之间长期保持着这种“剪刀差”则是印度对西方贸易间“利润逆循环”即在表面平等交换的过程中印度向西方提供超额利润的重要形式。中国国内“剪刀差”的结果是国家为进行工业化实现快速资金积累，而印度的对外贸易“剪刀差”的结果则是在利润逆循环中反哺资本中心国家，并使本国在经济基础即国内市场在日益萎缩中失去可持续发展的潜力。长期研究印度问题的中国学者孙培钧、华碧云、张敏秋、高鲲在合著的《印度的垄断财团》一书中正确指出了印度经济结构性的矛盾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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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业发展速度十分缓慢，更由于农村中封建半封建剥削依然存在，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处于半饥饿状态下，社会购买力极端低下，工业品市场非常狭小，致使工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设备开工率严重不足。日积月累，政府的财政困难日趋严重，外汇危机频频发生。面对工农业生产比例失调、工业生产能力与国内有效购买力脱节以及财政亏空与外汇赤字的错综形势，印度政府不得不向国外寻找商品和资本输出场所。[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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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在谈到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时，往往列出一大串印度近年来骄人的GDP增长速度，并以此证明“在21世纪前半期，印度将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还是可能的”。[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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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仅仅是GDP增长并不能说明问题。如果增长并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那这样的GDP就对国家的发展，除了维持就业外，就可能反而不利了。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指出的“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收入和财富，而是属于本国公民而非他国公民，属于本国而非他国的财富。国民收入与国民财富，首先是“国民的”而非“国际的”。其标志就是这种由国家全体国民生产的财富首先是反哺国家和全体国民而不是反哺世界其他国家和他们的国民。仅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国家的GDP增长是有意义的。以此为标准，印度的GDP增长很难说是积极意义上的国家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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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几乎是和印度同时起步的中国作比较，我们会对上述结论有更深刻的认识。由于中国经济结构改造从远比印度深刻的生产关系改造入手，这使得中国比较彻底地消灭了在半殖民地时期，因过多的利润截流而使国内市场萎缩的私有制生产关系。使生产与消费直接统一并在政府有力的宏观调控下协调发展。生产只有在可持续消费力的支持下才会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而只有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支撑，国家外贸才可以摆脱与西方发达国家交换中的“剪刀差”和“利润逆循环”命运。从1950年到2003年共计53年间，中国只有19年的外贸逆差。它们分别集中在1950～1955年、1960年、1975～1976年、1978～1981年 、1984～1989年和1993年间。而这些年中国大多处于经济转型或调整期，这期间的财政扩张政策是可能理解的。与印度的需求一样，新中国成立之初，现代化正处起步阶段需要大量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其次是1977～1980年，此时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启动，中国需要扩大进口。发生在这两个时段的贸易逆差有利于中国经济。从1984～1989年中国经济出现泡沫化现象，这一时期的外贸逆差加重了国民经济泡沫化程度，并在1989年引起社会动荡。与印度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拥有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使中国能在1990年迅速调整国家投资政策并于次年消除外贸逆差并在未来年份保持有史以来最高的顺差额。[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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