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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674 那么，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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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676 我们知道，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是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的认识成果，但位于麦金德理论的“中枢”或“心脏”地带的中亚地区的社会结构还处于前工业化时代，整个社会细胞由社会化程度很低的松散部落群构成；与其相应，建立其上的政治结构多呈蜂窝状，局部的破坏不仅不影响它的整体，它自身还会迅速繁衍加以修补。这样的中亚地缘环境对现代工业国家的扩张而言就有了“百慕大三角”的特征。与当年英国在中亚的遭遇一样，美国目前在中亚真正的“敌人”既不是塔利班，也不是伊朗，而是中亚蜂窝状的社会结构：局部损失不影响整体，而且还能很快使这种损失得到自我修复。这样的社会结构就像一块大海绵，有多少外来资源都能被它吸干。这种蜂窝状社会包围却又不依赖大城市，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式的存在。部落居民不依赖城市商品生存，他们之间互不隶属，在任何地方都能战斗：一把铁铲，撒一些种子就能生长出粮食；有粮食就有人繁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有人繁衍，就有战士，有战士，反侵略的战斗就不会终止。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的人群紧紧地镶嵌在当地以高原山地为主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如果不能像对待印第安人那样将其全部灭绝，是很难用现代工业社会中产生的军事手段加以对付的。这就可以解释麦金德的“心脏地带”何以反成了埋葬世界征服者的“坟场”的原因。曾经横行世界的英国在19世纪三次侵入阿富汗，都败了；20世纪末期的苏联和21世纪初期的美国也是一样。尽管如此，吃尽了苦头的世界霸权国家及其地缘政治理论至今仍没有对此加以深刻解释，致使他们的扩张如飞蛾扑火，前赴后继，深陷中亚并使其国家或快或慢地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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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678 这是一种被马克思称作“亚细亚”[89]的社会结构，它不仅是中亚国家的基础，也曾是整个东方国家的基础。英国人在海上打败中国，可在中国三元里却败在中国老百姓手中。美国曾打败了已进入工业化时代的日本和德国，却打不败朝鲜和越南；曾拿下已进入现代工业水平的南斯拉夫，却至今也控制不了中亚。当它们轻率地进入中亚后，就仿佛来到中国黄河岸边，跳得越起劲，陷得就越快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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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680 那么，美国人难道不明白其世界扩张给它带来的上述困境吗？倒也不是，明白人在美国还是有的。曾任陆军部长助理并参加过巴黎和会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就是美国人在“二战”后最不冷静时期的最冷静的战略思想家。1947年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那篇著名的论文《苏联行为的根源》后不久，李普曼就在《纽约先驱论坛》上陆续发表文章批评凯南的“遏制”政策。李普曼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不适宜于执行凯南的遏制战略。他认为，在美国现行宪法制度下，国务院不可能从国会取得“一张从国库领钱的空白支票和使用武装力量的绝对权力”，因而也无法做到“随时在全球不断转移的地点上使用‘对抗力量’”。而且，美国的经济是“没有划一组织和不受控制的”，国务院也不可能“规划和指挥进出口贸易”来推行“遏制政策”。在军事方面，李普曼也认为：“没有理由确信美国能够在一切个别的地点都集结‘坚定的对抗力量’。欧亚大陆是一块很大的地方，而美国军事力量尽管很大，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要使它得到有效的使用的话，就应该对这种局限性心中有数。我们生活在像岛屿一样的大陆上。我们同冲突地区之间远隔重洋。我们的人口相对较少，在战时就得把较大比例的人口用于生产、运输和维修那些构成我们军事力量的复杂的武器和机械。同俄国相比，美国缺乏足够的步兵后备队。我们的海军控制着海洋，我们拥有重要的进攻武器。但在欧亚大陆的内陆地区，像我们在希腊山区所领教的，可能有很多‘个别地点’，在那里只能使用步兵作为‘对抗力量’。”而美国却没有足够的能够占领这些地区的步兵力量，“美国军事力量的优点在于它的机动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进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执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务于一种以决战和解决问题为目标的政策”，而不适合服务于在这些地区实行长期陆军占领为目标的政策。[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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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682 李普曼进一步设想，如果美国一定要执行凯南设计的遏制政策，既然它不能依靠自己的步兵力量，那它只有采用扶持代理人及其联盟的政策，但这样的代价并不比直接出兵占领的代价低。李普曼说：如果美国没有力量直接出兵，那它就“只能依靠招募、津贴和支持一支由卫星国、附庸、仆从和傀儡所组成的杂牌军。因此，遏制政策的工具是处于苏联外围的那些无组织的、内部分裂的、软弱的或者混乱的民族、部族和派系联合体”。为了维持这个联合体，“美国就得对它打算去组织、去保护、去领导和去利用的这个联合体的全体成员的事务，进行不断的、复杂的干涉。我们海外的外交代表就得具有几乎万无一失的才能，能够正确而迅速地判断哪些人和哪些政党是可靠的遏制分子”以及“谁应被任命，谁应受津贴，谁应给他涂脂抹粉，谁应得到青睐，谁应充当我们的仆从和我们的盟友”。这样，杜鲁门主义实际上“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美国）不断干涉所有那些号称在‘遏制’苏联的国家”。[91]但是，与苏联毗邻而又受美国控制的“卫星国和傀儡政府并不是用来建立攻不破的藩篱的好材料”。“它们显然是软弱的。而一个软弱的联盟并非一笔资产。它是一笔债务。”[92]最后，李普曼得出结论：美国力量是有限的，有限力量只能配之以有限目标，如按凯南的全球“遏制”战略制定政策，结果是“在俄国人远没有受挫之前，美国人自己倒很可能被X先生[93]的政策所挫败了”。[94]在约翰逊政府时期，他批评说：“事实上，他（约翰逊）的战争目标无限大：它担保整个亚洲的和平。这样的无限大目标，战争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打赢。由于我们目标无限，我们必然会‘被击败（defeated）’。”[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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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684 李普曼的文章却在中国受到毛泽东的长期关注。据统计，从1949年到1972年间，新华社电讯稿中提到李普曼的约有350篇，其中全文转载李普曼观点的稿件就有百篇之多，引用比较集中的时间段是1956年至1958年。[96]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苏联的挑战》一文，认为西方的军事集团和基地包围政策不能遏止共产主义的发展。新华社《参考资料》第2512期刊载了这篇文章，毛泽东读了李普曼的这篇文章后，写下批语：“此件印发。值得一看。”[97]1959年3月4日，他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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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686 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的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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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688 1968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时鼓励说：“美国有个记者叫李普曼，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要提防再掉进一个陷阱。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爬出这个陷阱。他还怕掉进别的陷阱里去。所以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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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690 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100]同样的道理，当一个民族还在压迫其他民族时，这个民族也不会成为一个头脑清楚的民族。一个民族的自由程度反映着它对客观世界所达到的认识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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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692 英国曾是一个受欧洲大陆封建国家压迫和欺辱的岛国，也因此成为最有希望的岛国。当时欧洲中世纪许多先进的思想在英国落根并使之成为欧洲反封建教会势力的大本营。1846年英国发生了开辟世界近代史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带动了法国等欧洲资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衰落。18世纪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巨大的生产力的出现改变了英国人的生存状态，市场和利润成了社会活动的中心，国家成了为资本开辟市场的机器，由此，向世界扩张，不断开辟新市场，就成了保持国家稳定的基本手段。这使得世界的不稳定就成了英国稳定的前提。英国的世界扩张产生了殖民地制度，殖民地制度让英国从世界得到丰厚的利润，同时也使英国与世界各民族的矛盾更加不可调和，以至战争成了促进英国工业发展的基本手段。当时有评论说英国“把大大超过其税务收入的钱用于战争，这样一来它就把具有决定性优势的舰只和兵力投入同法国及其同盟国的战争，而没有这种优势，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付诸东流”[101]。战争使英国扩张为帝国，到19世纪末一般英国人都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英国分别是命中注定要统治其他国家的人民，英国是‘日不落帝国’”[102]；“帝国的感情是每一个英国人生而有之的。这是我们的世袭财产的一部分，和我们同生共死”[103]。19世纪60年代，印度已完全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自身的寄生性也更强了，“它越来越依赖世界的贡赋来维持生存”[104]。高额利润需要高成本的战争。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看出这一点，1868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认为英国的殖民政策的“代价太大”[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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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694 英国的这种扩张“多动症”是由其自身内在矛盾造成的。19世纪末英国与欧洲主要国家的殖民地争夺范围已扩至全球，并为此于20世纪初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后英国迅速衰落，其霸权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所取代。英国历史学家帕姆•杜德说：“英国收支亏空的问题并不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十年发展起来的。”[106]当时对外战争是造成英国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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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696 在地缘政治实践方面，美国是英国后来却没有居上的学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美国人从一个受欧洲压迫的民族转变为压迫世界的民族，此后的美国便沿着当年英国称霸世界的路径，将其整个生存都建立在对世界资源，尤其是对中东石油资源的变相掠夺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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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698 与英国不同的只是，在敛财方面，美国更具金融寡头垄断的特征，因而其外交更具扩张和自毁合一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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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700 美国军火部门曾在两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中立下汗马功劳并因此在美国政治中—通过其代理人—具有相当的发言权[107]。尼克松为了使美国摆脱越战困境，让美元与黄金脱钩。从此美元—不同于当年英镑依托英国生产力和世界市场增值的方式—跳过劳动产品和实体经济而直接与世界资源（主要是其中的大宗消费品即能源）挂钩并以此为后盾。这大大刺激了美国能源部门的扩张，这种扩张又迅速得到军工和金融部门的呼应和支持，从而形成“军工—能源—金融”三位一体的经济推动复合体。在军工、能源部门的支持下金融与劳动产品相脱钩，其结果是在美国体外接了一个非全球扩张而不能生存且不能由政府控制的国家“心脏起搏器”。其工作流程是：军事扩张推动军工和能源的国际垄断和扩张，能源的国际垄断和扩张又带动金融的国际垄断和扩张，由此建立起美元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又从世界范围给美国带回巨大的利润以弥补财政收入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繁荣和稳定。如此反过来逆推也就是：美国社会的繁荣和稳定依靠美元在世界的垄断地位，美元的垄断地位依靠能源垄断地位及由此保证的世界能源交易以美元结算。由于美国生存不以国家实体经济为基础，这迫使美国必须死保世界大宗资源消费品即能源交易以美元结算，而能达此目的的主要手段只能是战争。在这三者中，只要有一个断环，尤其是军事扩张的断环，美国就会出现多米诺反应，直至国内社会动荡。2007～2009年间，美国提出从伊拉克撤军，其间美国国防支出占美国联邦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而同期军费支出却占国防支出的96％左右。[108]这个比例大体反映了美国近十年的财政与国防以及国防与对外战争的关系。在这里，国防支出基本没有“浪费”，都用于军费了。这反映了对外战争与国家财政的关系：财政依赖华尔街金融，金融依赖军工部门和能源部门的国际垄断地位的扩张，而这一切则必须以对外战争拉动，战争胜利再返哺财政。战争成了国家财政增长的“推土机”，而成本越来越高的战争又进一步透支了国家财政，如此恶性循环。英美国家兴衰经验表明，当它们的战争“推土机”开到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时，其战争成本就达到国家财政不能承受的极限，这时的战争收益已远不能弥补战争造成的财政透支，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的衰落。时至20世纪80年代，遏制战略的创始人凯南已认识到上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一次讲演中向美国发出强烈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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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702 这种军事化不仅对我们的外交政策，而且对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有严重影响。它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这一点我和许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每年我们都把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并出口武器装备，保持庞大的武装力量和设施。这么搞的结果对我国的经济生产实力不会有好处，只不过使我们每年都不能把成百亿美元用作生产投资。这些年来，我们已被迫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情况。这个习惯已经达到我曾大胆称之为真正民族乖癖的程度。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在不出现严重后遗症的情况下把它甩掉。除了数以百万计的穿军服的人以外，还有成百万的人们已经习惯于从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中谋得生计。数以千计的企业靠军工维持，更不用说那些工会和社区了。军工已经成了使我国经济极其不稳定的那些预算赤字的根源。在军需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与华盛顿购买者之间已经建立起复杂而极其有害的联系。换一句话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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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704 值得注意的是，与当年工业帝国主义的英国以战争扩大市场，以市场扩大推动国内生产的路子不同，而与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法国相似，这些由战争开辟的巨额海外收益并没有进入美国的生产领域而是进入了消费领域，由此刺激了美国服务产业而非实体经济，使美国服务业的比重在美国生产结构中反客为主。据统计，目前在美国经济中，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达70％左右，狭义上的制造业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7％强降至目前的12％左右。[110]这使得美国由以往的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不自觉地滑入一个以消费为主业的寄生性的社会结构，并且“没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把维持庞大的武装力量所需要的工业和财政支持跟社会上其他事业联系起来”[111]。结果与古罗马灭亡的原因相似，大量或真实或虚拟的财富涌入美国的同时，也窒息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美国人的劳动精神。在罗马“一切生产劳动都是奴隶的事，不配自由人的罗马人来做”[112]，而在当今的美国大量的“自由人”却无工作可做，没有实体经济生产，美国只能听由金融家任意摆布，而金融家与吸血虫一样，需要的不是国家，而是供其吸血的附体。英国学者帕姆•杜德说：“注射美元也救治不了这一病症，因为它没有触到病根。相反地，倒使病情加重了，因为它人为地促进和保存了这一疾病的特有的征象—寄生的依存性，扩大了较为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统治，准备了战争的根源，阻止了健康的恢复。”[113]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就点出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死穴”，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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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706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和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表明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有统治地位，表明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比其余一切国家都突出。[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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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708 与昨天的欧洲国家相比，列宁所指出的这些特征在今天的美国身上表现得更为典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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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710 列宁这么说不能被庸俗地曲解成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了。与理解马克思“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的思想一样，理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诸如“垂死的”、“寄生的”、“腐朽的”等概念，应首先从黑格尔“扬弃”的概念入手。发展，本质上是包含“扬弃”的历史运动。自列宁之后的世界资本主义已失去了自我扬弃（改造）的能力，近百年来，它只是在维持既有的存在方式：不断经历着同一种危机，面临着同一种矛盾，用同一种高代价的方式即危机加战争的方式解决矛盾。其间，只有技术更新和危机的重复，而没有存在方式的更新，其结果是它对世界的创新速度远赶不上其破坏的规模。目前的美国人民—用凯南的比喻就是—已“变成随军谋生的一大帮子流浪者，就像前几个世纪在欧洲尾随军队蹒跚的那些无业游民那样，指望在衣食相对富足的部队后面捡点儿洋落儿”[116]；至于在财政上离不开华尔街经济接济的美国政府，面对一个险象环生的世界，目前除了使用拳头，便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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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712 4.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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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71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尼克松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的上述变化影响到美国决策系统的变化，这时，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就不再是白宫政治家集团，而是为国家提供巨大财政资源的聚集于华尔街的能源、军火和金融财团。华尔街的利益需求而非国家民族利益的需求便成了美国政策的出发点。由此产生的必然逻辑是：美国军火能源和金融财团存在的前提是不断扩大的战争，不断扩大战争的结果是持续增加对手，对手增加的结果是以几何级的速度消耗美国的国力并使美国以同比的速度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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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716 现在的美国已被它追求的世界霸权的目标折磨得病入膏肓，它那非扩张就不能存在的社会结构使美国在“麦金德悖论”面前，明知不可为而必须为之。由此便可以解释美国“二战”后出现政治家上台为华尔街利润奔走、下台后又为白宫失误而后悔不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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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718 凯南是美国遏制战略从而冷战理论的开创人，当他看到美国被遏制战略拖垮后，在其晚年便对克林顿和奥尔布赖特的北约东扩政策持批评态度。在一次讲演中，凯南“以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身份告诫年轻的一代：“我们的国力还是有限的；为争取自由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我们要承认世界上有些问题我们是没有本领解决的，我们深深卷入其中既无益也于事无补；地球其他地区的难题只好在没有我们插手的情况下让人家自己去解决。”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尽量“谦虚一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要更现实地承认我们的局限性，在卷入远离我国海岸的复杂局面时要比最近几十年表现得克制一些。我请大家记住：各民族之间相处也像个人之间相处那样，身教重于言教。而今天美利坚合众国向全世界做出的榜样较之它能够做到也应当做到的相差太远了”[117]凯南这一思想显然不容于美国的决策层（实则不容于华尔街）。越到晚年，他的这一思想越清晰。1999年，凯南接受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四处充当教师爷的做法“不过脑子，虚荣，讨人嫌”，并表示，美国人要避免对别国指手画脚，特别是对中国和俄罗斯。[118]2005年，也就在凯南去世当年的9月24日，奥尔布赖特在艾奥瓦州出席一个研讨会时发表措词严厉的声明，抨击布什的伊拉克政策，指出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不仅没有赢得朋友，伊拉克战争毒化了美国与中东地区和穆斯林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现在没有好的选择，坏日子也许还在前头”[119]。2010年10月12日，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承认，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犯了若干错误，她在新近出版的回忆录中，却对发动伊拉克战争决议缄默不评[120]。2011年2月25日，曾积极支持美军参与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离任前夕在美国西点军校演讲时警告说：未来任何国防部长如果建议总统向亚洲、中东或非洲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借用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MacArthur）的委婉说法，‘都应该检查他的脑子是否正常’”。[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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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720 事实上，造成美国政治家上任后脑子不正常的并非他们的智力，而是他们必须服务的那个由“军工—能源—金融”三位一体集合而成的华尔街财团及由这个财团绑架了的美国政府。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国家缺乏实体生产，美国政府只有屈服于可以为它提供大量海外利润的财团，并不得不为华尔街的利益采取世界扩张政策并受“麦金德悖论”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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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8722 5.基于中国视角的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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