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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过：“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了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它还不是以既得利益为要务，而是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时候。在这一点上，美国人胜过英国人。”[122]光阴荏苒，历史的天空已是斗换星移。今天的美国已从“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国家异化为“以既得利益为要务”的国家，其曾经有过的“工业高峰”已异化为“军火工业”的高峰。与此相应，今天的中国已走上“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舞台，在这一点上，今天正处在“生产高峰”并即将由此进入“历史高峰”的中国已胜过了美国。当年英国的历史高峰已成为往事，今天美国的历史高峰也许不久就会成为只存在于好莱坞大片中的传说。今天对中国最为重要的是善于总结它们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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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123]英美国家兴衰经验总结起来，大体说来，有以下三点值得中国注意并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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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亡于世界性扩张。守成可以保持国家目标与国家财力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而扩张则会迫使国力透支，透支反过来又会迫使国家继续扩张以弥补国力的不足，结果因目标过大而使国力进一步透支，直到衰落。1972年尼克松收缩战线，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24]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式的国家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而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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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霸权主义是国家政治的死地。国际博弈遵循几何学“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原理；用国际政治专业术语说，就是一个国家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发生冲突。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有力量可以与两个以上—遑论世界多数—的大国对抗。古罗马人开始只是为了自卫，先与北方的高卢人打仗，后又与南方迦太基人发生战争，取得辉煌胜利后继续向整个地中海国家进攻，结果导致罗马帝国整个灭亡；19世纪初，拿破仑与英国作战，取得辉煌的胜利，继而于1812年轻率深入俄国，其后三年便遭到失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希特勒开始跟英国作对，赢得西欧，1941年正在得意之际挥师直奔俄国，其后又是三年便遭到失败；同期的日本开始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年底又与美国开战，其后还是三年失败；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与中国和苏联对阵，美国三年便败；60年代在越南战场上，美国还是与中国和苏联作对，结果时间是长了些，但也是败得没有面子。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美作对，结果苏联很快败阵并于戈尔巴乔夫时期解体。自苏联解体后美国外交早已超过这个限度，小布什曾点名向多个所谓“邪恶轴心”国家叫板，如果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老虎吃天，只能是耗尽虎力后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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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125]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126]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咛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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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失去实体经济的大国必然导致世界扩张，世界扩张必须要与世界为敌，与世界为敌必然导致国家透支并由此衰落。因此，发展实体经济可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而发展实体经济就不能脱离国内的劳动者，特别是其中工农业劳动者。资本是劳动的克星，在资本破坏劳动的进程中，目前资本主义国家已使自己陷入首鼠两端的困境：先是对本国劳动者的剥削以实现资本增值，结果导致国内革命；为了避免国内革命，资本便向外部扩张，通过外部剥削实现资本增值，以缓和国内矛盾，结果又激化了资本中心与资本外围的矛盾，导致“9•11”事件。这个模式搞不下去时，资本又将增值的压力返回国内，引起国内劳动向资本的反抗，人民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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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西方大国在其世界治理过程中留下的几乎是血写的教训，对于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要引以为戒，未来中国要在实践中形成既能高效利用资本而又能有效驾驭资本、有效保障国家劳动者主体地位的政治管理机制，并以此为人类文明做出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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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洋与印度国家安全—麦金德“中枢地区”理论的批判性研究和制海权理论的新思考[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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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尼赫鲁：印度“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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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尼赫鲁在政治上是一个蹩脚的实践者，但绝对是一个优秀的思想家，从某种意思上说也是一个优秀的预言家。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的1944年，身陷英国大牢中的尼赫鲁已预见到欧洲的霸权将不可避免地衰落，世界文明的中心将从西方向东方回归，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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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洲还在落后而常于黑暗时代的时候，亚洲代表着人类的进步精神已经有了一千年以上了。一个时代接着一个时代的辉煌文化在那里繁盛起来，文明和权势的伟大中心也成长了。约在五百年前，欧洲才得复兴，于是缓慢地向东西两方发展，一直经过了几个世纪才在权势上、财富上和文化上成为世界握有霸权的大陆。是不是这种演变有一种循环周律，而现在正是在逆转的过程中呢？[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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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接着认为，取代欧洲的将是新的大国群落即美国、苏联、中国主导世界政治的格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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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世界上各民族之中我觉得拥有这种活泼的潜在力的民族主要是三个—美国人、俄国人及中国人，这三个民族相提并论是古怪的！美国人虽然根本是旧大陆人，但已成为一个新的民族，无拘无束，没有古老的种族的负担和复杂性，因此不难了解它们丰富的生活力。如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也是如此，它们都是毅然决然离开旧世界而到新环境中去求新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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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也不是新的民族，但它们对旧时代完全中断，像死了一样，它们史无前例地复活起来了。它们变为年轻而有惊人的强毅力及生命力。它们也在重新搜寻它们的老根，但是实际上它们是新民族、新种族和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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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的榜样启示我们一个民族如何能够返老还童，只要它肯付出相当的代价去在民众里开发被压抑的泉源。这一次的世界大战，虽然使人遭受恐怖和灾难，可是也许能使战后余生的其他民族也获得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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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它们情形不同，中国人不是一个新种族，也没有经过像俄国那样从上至下惊天动地的转变。然而七年的残酷战争[130]无疑地也把它们改变了，这是势所必至的。中国所受战争的或其他更深的影响究竟至何程度，我不知道，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中国人的生活力使我感到惊奇。我不能想象这样一个赋有基本力量的民族还会没落下去的。[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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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说明的是，尼赫鲁关于文明向东方回归的判断与他前后的许多思想家的看法暗合。1913年列宁曾提出“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132]的命题；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发表文章还对这种文明回归路径都说得很具体，他说：“几个世纪来全球权力先是从东向西，然后又反过来从西向东转移。”[133]在这种文明回归的进程中，有些人更是看好中国，比如尼克松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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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正在觉醒中，它可能不久就要感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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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异国情调，神秘莫测，令人神往—中国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使西方人浮想联翩。但是，连150年前预言过美国和俄国将成为世界上互相竞争的两大强国的先知德托克维尔，都不可能预见到，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能够决定世界力量对比，在21世纪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那个国家，将是中国。[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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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的看法与黑格尔的神似，黑格尔曾说过：“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即四大文明古国—笔者注）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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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印度在战后的前景，尼赫鲁不仅持有谨慎—当时印度正酝酿着印巴分裂—乐观的态度，同时更有着巨大的担忧。他从乐观的角度提出自己对印度未来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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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较长远的前景中，这些问题[136]就可能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在一些皮毛事件下面，更多而重要的力量可能在活动着。让我们暂时把当前的问题忘掉，并且向前瞻望一下吧，印度成为一个强有力而统一的国家，成为一个和它的邻邦密切联系着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由许多自由单位组成的联邦而涌现在我们面前。它是那些拥有能够自立的丰富资源和能力的极少数国家之一。今天类似这样的国家大概只有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大英帝国也可算在其中之一，如果把它帝国的资源与它本身的资源加在一起的话；但纵然这样，一个散布太广而内部感到不满的帝国终归是软弱的根源。中国和印度在潜在能力上可以作为那个集团的一员，这两个国家中每一个都是坚实而纯一的国家，都充满着天然财富、人力、技术和能力；的确，印度的潜在工业资源或许比较中国所有的还要多而且广，它用来交换它所需要的进口货的那些可以出口的商品也是如此。除了这四大国之外，其他国家，就个别来讲，没有一个具有这样实际或富有潜在力的地位。当然，大的联邦或国家集团也可能出现于欧洲或其他地方，并且形成若干庞大的多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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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要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那个正将要迅速发展起来的世界一部分，它的地位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是有重要性的。如果那些靠着印度洋而在印度两边的那些国家，例如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印度、锡兰、马来亚、暹罗、爪哇等等，有一个区域性的集团组织的话，那么，现今的少数民族问题就将消失，或者无论如何，都将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上来加以考虑了。[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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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的这一番远景是放在“让我们暂时把当前的问题忘掉”即挥之不去且即将发生的印巴分离的噩梦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尼赫鲁心里明白，他这一番描述与其说是一个“远景”，不如说—如果处理不好眼下的“一些皮毛事件”—是一帘春梦。尼赫鲁想用苏联模式将这些印度洋北岸国家结成一个大联邦，但他却没有列宁、斯大林手中的力量—武力力量和工农支持—以实现他的远景目标，因而只能是自说自话。但同时尼赫鲁又欲罢不能，他明白印度“它的地位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是有重要性的”，而这又无可避免地将印度推入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毁灭”[138]的悖论之中。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他对印度的现实及其前景是十分忧虑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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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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