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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西方大国在其世界治理过程中留下的几乎是血写的教训，对于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要引以为戒，未来中国要在实践中形成既能高效利用资本而又能有效驾驭资本、有效保障国家劳动者主体地位的政治管理机制，并以此为人类文明做出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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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洋与印度国家安全—麦金德“中枢地区”理论的批判性研究和制海权理论的新思考[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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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尼赫鲁：印度“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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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尼赫鲁在政治上是一个蹩脚的实践者，但绝对是一个优秀的思想家，从某种意思上说也是一个优秀的预言家。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的1944年，身陷英国大牢中的尼赫鲁已预见到欧洲的霸权将不可避免地衰落，世界文明的中心将从西方向东方回归，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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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洲还在落后而常于黑暗时代的时候，亚洲代表着人类的进步精神已经有了一千年以上了。一个时代接着一个时代的辉煌文化在那里繁盛起来，文明和权势的伟大中心也成长了。约在五百年前，欧洲才得复兴，于是缓慢地向东西两方发展，一直经过了几个世纪才在权势上、财富上和文化上成为世界握有霸权的大陆。是不是这种演变有一种循环周律，而现在正是在逆转的过程中呢？[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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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接着认为，取代欧洲的将是新的大国群落即美国、苏联、中国主导世界政治的格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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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世界上各民族之中我觉得拥有这种活泼的潜在力的民族主要是三个—美国人、俄国人及中国人，这三个民族相提并论是古怪的！美国人虽然根本是旧大陆人，但已成为一个新的民族，无拘无束，没有古老的种族的负担和复杂性，因此不难了解它们丰富的生活力。如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也是如此，它们都是毅然决然离开旧世界而到新环境中去求新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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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也不是新的民族，但它们对旧时代完全中断，像死了一样，它们史无前例地复活起来了。它们变为年轻而有惊人的强毅力及生命力。它们也在重新搜寻它们的老根，但是实际上它们是新民族、新种族和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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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的榜样启示我们一个民族如何能够返老还童，只要它肯付出相当的代价去在民众里开发被压抑的泉源。这一次的世界大战，虽然使人遭受恐怖和灾难，可是也许能使战后余生的其他民族也获得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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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它们情形不同，中国人不是一个新种族，也没有经过像俄国那样从上至下惊天动地的转变。然而七年的残酷战争[130]无疑地也把它们改变了，这是势所必至的。中国所受战争的或其他更深的影响究竟至何程度，我不知道，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中国人的生活力使我感到惊奇。我不能想象这样一个赋有基本力量的民族还会没落下去的。[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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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说明的是，尼赫鲁关于文明向东方回归的判断与他前后的许多思想家的看法暗合。1913年列宁曾提出“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132]的命题；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发表文章还对这种文明回归路径都说得很具体，他说：“几个世纪来全球权力先是从东向西，然后又反过来从西向东转移。”[133]在这种文明回归的进程中，有些人更是看好中国，比如尼克松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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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正在觉醒中，它可能不久就要感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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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异国情调，神秘莫测，令人神往—中国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使西方人浮想联翩。但是，连150年前预言过美国和俄国将成为世界上互相竞争的两大强国的先知德托克维尔，都不可能预见到，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能够决定世界力量对比，在21世纪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那个国家，将是中国。[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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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的看法与黑格尔的神似，黑格尔曾说过：“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即四大文明古国—笔者注）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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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印度在战后的前景，尼赫鲁不仅持有谨慎—当时印度正酝酿着印巴分裂—乐观的态度，同时更有着巨大的担忧。他从乐观的角度提出自己对印度未来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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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较长远的前景中，这些问题[136]就可能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在一些皮毛事件下面，更多而重要的力量可能在活动着。让我们暂时把当前的问题忘掉，并且向前瞻望一下吧，印度成为一个强有力而统一的国家，成为一个和它的邻邦密切联系着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由许多自由单位组成的联邦而涌现在我们面前。它是那些拥有能够自立的丰富资源和能力的极少数国家之一。今天类似这样的国家大概只有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大英帝国也可算在其中之一，如果把它帝国的资源与它本身的资源加在一起的话；但纵然这样，一个散布太广而内部感到不满的帝国终归是软弱的根源。中国和印度在潜在能力上可以作为那个集团的一员，这两个国家中每一个都是坚实而纯一的国家，都充满着天然财富、人力、技术和能力；的确，印度的潜在工业资源或许比较中国所有的还要多而且广，它用来交换它所需要的进口货的那些可以出口的商品也是如此。除了这四大国之外，其他国家，就个别来讲，没有一个具有这样实际或富有潜在力的地位。当然，大的联邦或国家集团也可能出现于欧洲或其他地方，并且形成若干庞大的多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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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要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那个正将要迅速发展起来的世界一部分，它的地位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是有重要性的。如果那些靠着印度洋而在印度两边的那些国家，例如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印度、锡兰、马来亚、暹罗、爪哇等等，有一个区域性的集团组织的话，那么，现今的少数民族问题就将消失，或者无论如何，都将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上来加以考虑了。[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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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的这一番远景是放在“让我们暂时把当前的问题忘掉”即挥之不去且即将发生的印巴分离的噩梦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尼赫鲁心里明白，他这一番描述与其说是一个“远景”，不如说—如果处理不好眼下的“一些皮毛事件”—是一帘春梦。尼赫鲁想用苏联模式将这些印度洋北岸国家结成一个大联邦，但他却没有列宁、斯大林手中的力量—武力力量和工农支持—以实现他的远景目标，因而只能是自说自话。但同时尼赫鲁又欲罢不能，他明白印度“它的地位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是有重要性的”，而这又无可避免地将印度推入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毁灭”[138]的悖论之中。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他对印度的现实及其前景是十分忧虑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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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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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段文字使人对尼赫鲁有了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140]的感动。尽管尼赫鲁有诗人的情怀，但他毕竟不是诗人，他必须面对现实问题并对其作出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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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尼赫鲁对印度前途“两极”判断的地缘政治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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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为印度作出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前途判断，在当时是说给要与印度分离的巴基斯坦人听的。他看到了印度可能拥有的“有声有色”的前景，但他更担忧的是印度可能出现的“销声匿迹”的危险。这是因为他明白，与苏联、美国、中国相比，他接手的国家历史包袱最重，不像美国人那样“无拘无束，没有古老的种族的负担和复杂性”，也不像俄国人和中国人那样经历了战争的洗礼而“变为年轻而有惊人的强毅力及生命力”；而他的国大党—由于是从英国人手中和平接管国家—用于解决这些历史问题的手段至少没有像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那样有效，这是因为苏共、中共都有一支听命于党的武装力量。党没有军队，正如医生没有手术刀，其结果就是只能思考而不能行动。英国人给尼赫鲁留下的政权交接条件使他不可能作出苏联和同期中国式的政治选择，而只能选择“阶级合作”的道路。这样，在建国之初，这种低成本的革命自然要在未来的发展中付出高成本即“谁也动不了”的代价。面对国家即将分裂的可能，只有思想而无手段（武装力量）的尼赫鲁，恰如一个看到危险而又无力阻止、看到机遇又无力抓住的智者，其思其想不能不带有悲剧的色彩：面对国家分裂，手无寸铁的尼赫鲁不能不对印度“销声匿迹”的可能充满担忧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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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环境看，更使尼赫鲁担忧的还是印度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世纪印度亡国的种因来自北方山地，而自从工业革命欧洲人征服大海后，印度的亡国种因就来自南方的印度洋—这与中国近代亡国的外部环境相似。尼赫鲁明白，近代印度北方问题只涉及领土远近，而南方海洋安全却关乎印度的生死存亡。印度前外交部长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在《印度的防务》一书说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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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历史的转折点并不是最终发生在陆地上的冲突”，“我们只需思考一下17和18世纪的一个重要失误，就可正确地评价印度洋和通向印度的海路的重要性。这个失误导致外国势力到达印度洋沿岸，最初是为了贸易，发展到后来就是为了征服”。“在这里，陆地上的胜利是紧随着海上的征服而来的”，“因此有必要承认，出现一个意义重大的战略转移，即陆路被海路所取代”。[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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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让尼赫鲁最担心的还是印度在世界地缘政治中“峣峣者易缺”[142]的敏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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