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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战线上，我们一定不能够允许莫斯科在谈判桌上赢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阿富汗不是一个像文化交流计划那样的小问题，不应该在首脑会晤中为了缓和气氛而把它放弃掉。它是一场重要的冲突，将决定谁在美苏争夺中获胜。[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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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可能是罗斯福之后美国人中对地缘政治学理解最为深刻的政治家，他认识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并要求美国政府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牢牢控制这一地带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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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不令人深思的问题是，在印度洋的历史上，只有英国—它独控印度洋的时间长达150多年—成功了；而在此后再没有一个国家—不管它是美国还是苏联—能对印度洋形成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那样的绝对控制。不错，美国阻止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但美国也没有在印度洋制海权方面—除了迪戈加西亚基地外—达到当年英国那样的规模。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出兵阿富汗是苏联利用美国颓势实现19世纪英俄冲突中没有实现的向印度洋冲刺的实际步骤，那么，1991年和2001年布什父子俩[216]也是利用苏联的颓势及其解体后出现的战略机遇，试图在“心脏地带”实现“英国式”（即陆地占领）推进。尽管美国在1998年发动科索沃战争，拿下印度洋西侧—这与当年苏联利用越南拿下印度洋东侧的中南半岛而后进军阿富汗的道理一样—并以此为小布什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实现对中亚的军事占领做了铺垫。老布什通过帮助科威特收复国土实现了军事力量在海湾地区的“英国式”部署。老布什的“成功”激起了小布什的万丈雄心并于任期内大规模挥师向中亚深入，其结果在伊拉克严重受挫，随之而来的便是2008年美国国力由此大幅衰落并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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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中亚的失败说明美国地缘政治理论是有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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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大英帝国退出历史舞台后，麦金德的古典地缘政治学所勾勒出的“心脏地带”就已成为地平线上那看似近在眼前实则遥不可及的美丽落日。笔者不妨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理论和实践之间出现的悖论现象称为“麦金德悖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英国人退出麦金德“心脏地带”后留下的—当然也是美国的“民族自决”理论促成的—新的力量均势消耗了美国从太平洋东岸或太平洋西岸劳师征远进入印度洋的能量。这时，在印度洋的中心位置已立起了南亚最大的主权国家印度。更有甚者，在印度的东西两翼即亚洲和非洲已耸立起了中国和埃及这两个独立自主的大国。这更加大了美国独控“心脏地带”的难度。英国独控印度洋时，印度、埃及、中国的国运均处颓势，其国家内部也是动荡不止（比如印度民族大起义、中国的太平洋天国运动等），外部冲突加剧（比如中国和英国的两次鸦片战争、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埃土战争等）。这时国力正处上升阶段的英国尚能在远离本土的印度洋和太平洋上同时向东方两个最大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发动并打赢了两场大规模的战争。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罗斯福为了打倒欧洲，释放出民族自决的浪潮。民族解放运动将欧洲殖民势力逐出并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后，这些国家又成了美国实现“英国式”世界霸权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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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力度决定前进速度，阻力决定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这使美国已无力对这些国家发动任何一场像样的陆地战争，而没有陆战的胜利，就不可能在海外有“英国式”的占领；而没有“英国式”的占领，就不可能有19世纪英国那样的对关键海域的绝对制海权及由此建立的海洋霸权；而没有“英国式”的绝对制海权，依靠他国依附而存在的美国经济就不会有稳定的基础。为此，当时还是涉世未深的美国人在20世纪后半叶启动了朝鲜和越南战争，这是美国通过陆战实现对这两个国家“英国式”占领的初试。美国出动了远比19世纪英国更多的兵力，其结果却败得让美国人迄今也不堪回首。一句话，20世纪下半叶，美国从英国手中接收过来的世界已失去了在海洋国家赢得大陆战争的有利条件。而没有陆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绝对的海上霸权。“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独占其贸易，剥削其无穷资源。”[217]潘尼迦的话可谓英国控制印度洋的经验之谈，而这样的经验似乎对后来的美国人成明日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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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道理，美国人也不是不知道，更不是不愿去做，而是做不到。朝战越战爆发后，美国人试图通过结盟的形式替代英国式的直接占领：1950年10月17日，美国同泰国签订《军事援助协定》；1951年8月30日，美国与菲律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9月1日，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9月4日至8日，美国与包括日本在内49个国家单方面签署了《对日和约》（即《旧金山和约》），与此同时，美日也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1953年8月8日，美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链条从单边扩大到广泛的多边集体条约，从中国东部延伸到中国西部。1954年9月8日，美国联合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1955年2月主导所谓“巴格达条约组织”。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面对一个个嗷嗷待哺的盟国，美国用于“维修”这一串串防务链条的代价不比直接占领更少，其效果对美国海外安全更是添乱。为此，尼克松上台后几乎放弃了美国为这些盟国承担的义务并领导美国度过了战争失败带来的国家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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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解体和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胜利，再次骄纵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治普遍存在的“凯南式”轻率，21世纪初的美国人再次考虑如何才能扩大由这次胜利带来的红利。这时他们的目光再次转向古典陆权学说。他们认识到，没有对中东的直接军事控制，中东石油利益对美国只能是若即若离并令人不安的雨后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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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对中东石油的绝对控制呢？大概是受到海湾战争胜利的鼓舞，这时美国的军事理论又有回到19世纪克劳塞维茨的古典陆权理论的趋势。在小布什上任前夕，时任美国陆军学院院长的罗伯特•斯格尔思（L.Scales）明白直言，不管美国军事技术如何进步，但它终替代不了陆军占领的军事效果，他认为：“在21世纪，我们国家军事战略的两根支柱将继续是前方存在和力量投送。”[218]而“持续存在”的前提就是前沿的陆军部署即“直接控制陆地”。在总结美国面临的各种挑战后，斯格尔思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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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述军事挑战的根源不同，种类不同，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程度也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在每一种挑战中，战略胜利最终将要求直接控制陆地、人民和资源。与发展中国家对抗时，战争目的很可能是领土的控制。在与第三世界的对抗中，则很可能是人口的控制。镇压恐怖分子和其他非政府挑战者将要求剥夺他们的政治、心理和物质支持。[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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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意志的考验。最有把握使敌人意志崩溃的办法是控制他的领土。如果没有实际占领，战争只能仅仅是远距离的惩罚，是任何一个想要抵抗的国家都能无限期忍受这种东西。[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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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罗伯特•斯格尔思似乎是在为即将上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做政策谋划，[221]他提醒美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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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下个世纪很长的时间里，我们还要像一个军事大国那样有发展能力，我们必须极大地改进夺取和控制地面的能力。我们必须将速度和灵活性建造在我们的战争系统之中，使得在通过大片地域时能不受阻碍地机动。我们必须像我们现在精确和灵活地把炸弹投掷在远距离目标上一样，能将战斗部队精确和灵活地部署在关键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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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有能力将部队部署在广大地区，而且还能在敌人最脆弱和最虚弱时迅速地集中这些部队，那么我们就能在敌人自己的控制区域内将其打败。[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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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的不知道拉姆斯菲尔德是否了解到罗伯特•斯格尔思的意见，但从其在2001、2003年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分析，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的作战目标已与科索沃战争有了本质的不同，即从科索沃的海上打击转变为地面的纵深占领。如果读了罗伯特•斯格尔思的书后会发现拉氏指挥的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作战样式与斯格尔思的观点，尤其是与其“领土占有”的观点有相当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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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格尔思的军事观点是否正确呢？历史经验，尤其是英帝国时代欧洲世界霸权的经验证明斯格尔思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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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结果是拉姆斯菲尔德在伊拉克失败了—这将在阿富汗引发连锁反应。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考虑到此前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小布什任内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不是美国试图实现“英国式占领”的唯一尝试，与当年朝战中的麦克阿瑟被解职、越战中的麦克纳马拉辞职后的结果一样，拉氏2006年辞职后，美国陆军便从占领他国的领土上退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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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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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斯格尔思的“领土占领”的军事观点，仅从纯军事角度看似“正确”的观点，在美国时代已只有理论价值而失去了实践的历史条件，这与麦金德“中枢地区”和“心脏地带”理论犹如只看得着却又抓不住的天边彩虹，虽然正确并且也有战略指导意义，但在美国时代已失去了落实的条件的情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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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尽管麦金德理论宏大且逻辑合理，但在其理论和实践之间，还有其天然的悖论，即在麦金德“中枢”地区与斯派克曼所说的“陆缘”地区的交接带的中亚，尤其是其中处于关键位置的阿富汗地区，在实践上不仅仅是美国时代，更是古今历史上—从古代的亚历山大到现代的勃列日涅夫—陆权和海权国家趋之若鹜却从未能得手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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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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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于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是现在工业文明条件下的思想成果。但我们知道，中亚位于麦金德“中枢”或“心脏”地带，但其社会结构却处于工业化的边缘地带，整个社会细胞都是由松散的部落群构成；与其相应，建立其上的政治结构也呈蜂窝状：局部的破坏不仅不影响它的整体，它自身还会迅速繁衍加以弥补。这就使中亚地缘政治中有了大国政治的“百慕大三角”特征：所有的打入阿富汗的外族征服者都是有去无还。19世纪末在对阿富汗的数次征服战争失败后英国人意识到这一特征，但其地缘政治理论却至今仍没有对这一特征加以理论解释，以至21世纪初美国大军在此深陷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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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地缘政治有点像中国黄河两岸的地质特征，松散的泥沙状，人在此作用的力量越大，陷入泥沙中的速度也就越快，不管人多少，在此都是有来无回。中国汪洋大海般的松散的自然经济存在曾使得历史上所有进入中国的征服者，不是失败，就是被被征服者所征服。马克思以英国征服印度为例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223]而美国21世纪初在阿富汗、伊拉克—如果再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则使这条规律发生了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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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目前在中东最大的“敌人”既不是塔利班，也不是伊朗的“核问题”，而是中亚的社会结构：蜂窝似的，像一块大海绵，有多少外来资源都能被它吸干，这使得麦金德画出的“心脏地带”反成了埋葬世界征服者的“坟场”。英国19世纪后期曾经三次进入阿富汗，都败了。败在哪儿？就在这种社会结构上。今天的美国也是如此。在这里美国大兵总不能一个一个山洞地找，找完山洞，还有无数多而又互不联系的部落，漫山遍野，都用精确导弹打，这显然是不行的。这种蜂窝状社会包围着大城市而又不依赖大城市，这种“农村包围城市”的现实，是决定中亚上层建筑的东西。部落不靠现代化的商品生存，他们互不隶属，在任何地方都能战斗：一把铁铲、一些种子就能生长出粮食；有粮食就有人繁衍，有人繁衍，就有战士，有战士，反侵略的战斗就不会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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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被马克思称作“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结构不仅是中亚国家的基础，也是整个东方国家的基础。英国人在海上打败中国，可在中国三元里却败在中国老百姓手中。小布什轻率进了中亚后，就仿佛来到中国黄河岸边，越是跳得起劲，就在被笔者称为“麦金德悖论”中陷得越快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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