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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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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对中国的未来非常重要，我们近代的失败就是因为失去近海制海权。利比亚卡扎菲曾有强大陆军，但没有至少是近海的防卫能力，以至西方国家从海上随意分割利比亚并由此摧毁了卡扎菲政权。中国也是如此，失去近海，敌人就会顺长江进入中国。近代英国、美国、俄国都试图利用中国内乱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国长江南北两岸，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也曾看好中国长江并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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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资交换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长江对于上述情形颇具意义，因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中国由于拥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国家能够由海洋抵达中国。[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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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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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为此需要多强调几句。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和长江与外界便捷来往。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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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将一个特定地区涵盖在自己影响之内的最好办法是首先找到一个中心而不是四面出击，我们在远东的注意力目前是集中在长江流域。[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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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证明，长江是滚动中国政治的横轴之一；一旦失去长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失去了统一的中国。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达成以长江为界瓜分中国路权范围的协议[284]，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中国被分裂为数块，而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则是后来中国接近统一的关键。1937年后，中国再次被日本分裂为多个政治单元。1937年中国汉口陷落后，日本近卫首相在11月3日的广播演说中宣称：“有一句名言说：‘谁能控制中国主要地区，便能拥有中国。’……日本已经掌握控制中国的钥匙。”[285]近卫的话实际是上述马汉关于中国长江的分析的转述。武汉的失陷为汪伪政权在南京的出现提供了安全保障，中国再次出现政治分裂的格局。抗战胜利后，中国形成南北划江而治的格局，正当毛泽东准备一鼓作气打过长江之际，1949年1月9日斯大林打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与国民党继续和谈，称“如果中国共产党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继续进行内战”。[286]与此同时，美国也与斯大林南北呼应试图促成中国南北分治的局面。1949年12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称，苏联“调停的基础是国民党控制长江以南地区，共产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而美国则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权”。[287]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告诫我们：“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288]对此可以提供反证的是，近代以来，能对中国造成颠覆性入侵的外族势力多是来自东部而绝少来自西部；至于西南，则更没有成功的案例。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今天的东海政策必须着眼于突破西方为封锁我们的“第一岛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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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说：“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薄弱点，在战术上往往也就是突破点。如果我们以台湾为中线，从广义上将中国整个东部和南部海面分为大东海（黄海和东海）和大南海两大海域的话，鉴于只有日本在钓鱼岛列岛乃至台湾问题上日益挑明其挑战雅尔塔法权体系的立场，那么，台湾北面的渤海和黄海则就成了中国在东海安全链条中最薄弱—因而也是最需加强—的环节。1895年，日本就是在此击败北洋水师后劫走台湾的。今后台湾的结局最终还要在这片海域一锤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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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问题在历史上本质是台湾问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地缘政治上是台湾与日本之间的接榫点，也是“台独”势力信心的支撑点。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台湾，就是1872年吞并琉球后的逻辑结果。今天日本在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进而在春晓油田与中国的争夺，本质上是为了逼近中国台湾。今天，中国如果在此海域失去起码的原则，那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接踵而来的必然是甲午海战及其以后历史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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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问题在现实中本质也是台湾问题。新世纪以来，中国东海和南海出了那么多问题难以解决，究其原因是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之间就会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这样南海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对容易得多。台湾问题就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的瓶颈因素，是中国海洋方向面对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中日钓鱼岛之争的本质，抓住了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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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中国大陆沿岸和西北太平洋衔接“三海”即黄海、东海、南海看作一个连续的整体，我们可以将辽东半岛比作人的肩膀，黄海犹如连接上臂，南海则相当于下臂，海南岛相当于手掌。而台湾则是联动上下臂的肘关节：中国黄海失，则台湾不保；台湾失，南海则不能持续发力。由此，台湾就成了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有效发挥的关键环节，而从钓鱼岛突破解决台海统一问题，应是我们东海政策的重中之重。与此相应，在这一时期，中国印度洋政策的重点将是在配合中国西部开发，联谊稳边，最多也只能是1962年那样的威慑性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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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中期和远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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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1年始，中国开始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渡。过渡时期的特点是中国东海安全威胁基本解除、诸岛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台海两岸在“一个中国”框架中主权融合水平大幅提高或接近实现统一，中国应当在东亚友好国家中有一个“分发喜糖”即分享台海统一后产生的红利的时期，除极少数国家外，争取有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台海回归一家的认可。与此同时，中国要进一步加大西部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将东部经济成果及过剩生产力向西部转移。至2040年前后，在西部大体形成与中国东部相互紧密衔接的新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增长的黄金地带，并由此进一步向印度洋实行经济和政治辐射—这是中国印度洋政策可选择的远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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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点一面”的空间布局与力量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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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是需要预先布局的。这时，中国即将完成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本任务并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与此同时，中国在印度洋需要有一个通盘布局。根据前述中国东西安全联动规律作用下大西部（大西南和大西北）整体安全和发展的需要，也汲取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为控制印度洋而在此触礁翻船的教训，此间中国的印度洋政策应以印度洋北岸为重点，其总体战略布局可用“三点一面”来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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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即以印度为中点，其东西两侧以缅甸和伊朗高原国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为战略支点，向“一面”即印度洋首先是印度洋北岸成扇面辐射。缅甸和巴基斯坦是中国进入印度洋的东西门户和重要通道；夹在两通道中间的印度，并非是由于它对中国安全有多大的威胁而是由于它深入印度洋中线的版图对印度洋及其沿岸国家有重要的影响。这三点对中国安全的关系是：东西两点即缅甸和伊朗高原国家对中国具有直接和现实的生存安全的关联，而印度则有长远的发展安全的关系；由此三点推广出印度洋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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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主要是中国不同于远离印度洋的西方海权国家。远道而来的西方海权国家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领岛屿而存在，目前我们能读到的海权理论提供的都是这样的视角。但中国并不是这样的远在千里的国家，而是临近印度洋的亚洲最大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有的是时间不用任何领土扩张而用与沿岸国家合作的方式将其经济、政治影响力推进到印度洋。因此，中国的印度洋政策就应当一反西方海权国家的视角，采用符合中国地缘政治特点的视角。在上述前两阶段即近期和中期的政策特点可以用“深挖洞”来概括的话，那下一步即远期的政策特点则可用“不称霸”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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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是不是印度在其中的地位降低了？不是这样，与以前不同的只是位于印度两翼的伊朗高原国家和缅甸的地位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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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决定的选择。英美国家是从印度南方的洋面看待印度，在这里，西方海上力量无依无靠，没有印度，它们在印度洋上就无以长期立足。因此，对西方人而言，印度与印度洋就是同一回事。中国则不同，中国已在印度洋北岸有自己的大板块主权领土。这样我们考虑的更多的就是中国大西部（大西南和大西北）的整体安全和发展，而印度对于中国西陲安全的影响—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远不如缅甸和伊朗来得直接。故此，我们与伊朗和缅甸的关系应予以特别的重视，而不能将“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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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印度毕竟是印度洋上的重要国家，鉴于其人口、土地面积及所在印度洋中心位置，又鉴于中国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所居的优越位势和印度与中国几千年几乎是无战争的交往经验，印度之于中国更多还是其在印度洋的政治影响而较少是攻势性的安全威胁。与中国相似，印度也面临两线即南北两线的安全压力，其中北方并不是现实的压力，近代以来印度多从南方失国，因而南方安全是印度国防的重中之重。为此，中国应在北方给印度以稳定，支持它在印度洋发展，以此换得印度—与俄罗斯的印度洋政策相似—在东海对中国（至少以稳定的边境）予以支持。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中印再次发生边界冲突，那中国还应在此地—与曹操占领汉中后因其“直为天狱”[289]的地理形势而不得不退守秦岭一线的经验一样—采取防御性的政策。新世纪的中印关系还是要回到毛泽东的思考中，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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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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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而印度“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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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和印度“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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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一面”是一个攻势性的战略吗？不是，它是一个守势战略。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在2021年之前，印度洋不会是中国安全的主要方向，而在2049年之前，它也最多是中国关注的方向，这在目前日本军国主义已有死灰复燃迹象的历史条件下更是这样。二是，即使是在2049年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鉴于历史上英美国家在这里屡战屡败并因此由盛而衰的教训，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力量，即使有也没有必要在印度洋展开攻势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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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切判断成立的前提是基于目前世界大格局和由此造成的中国周边安全大形势不变，如果世界政治出现格局性的突变，我们的政策当然也要做相应的调整。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中苏战略同盟关系牢固，中国外交重点在东海，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迅速开展“三线建设”，大西南及相关方向的外交的战略地位骤升，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东海及与之联动的西南形势缓和，其间的外交政策也有相应调整。可以预料，至2049年前，国际形势还会有不少变化，中国外交及相关的印度洋政策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也会有相应调整，但如果没有格局的突变，上述对印度洋所作的政策评估及构想，应该说大体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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