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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变化，在上述若干阶段，持续加强中国大西南尤其是其中云南的战略性投资和建设，且不说这对于适应中国崛起后对印度洋资源需求增大的形势，即使是对于应付国际格局出现突发性逆转形势也是绝对必要的。1964年，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苏关系又严重恶化，这时毛泽东日益感觉到大西南建设紧迫性。6月8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291]7月1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说：“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292]1965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293]现在中国的形势有向20世纪50年代螺旋式回归的趋势。但同时我们也要及时做好应对未来历史再向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回归的可能，不要再让“后悔无及”的事发生。中国凡事—何况还是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这样的大事—为了争取最好的结果，就必须先做最坏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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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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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遇上较好的历史契机。目前的美国—这里指的主要是华尔街的而不主要是美利坚民族的美国—再凶恶也是在收缩，况且它内部正在出现严重分裂：华尔街与美利坚民族分裂，在后者中，富人与穷人分裂。这样的对手的最大软肋就是没时间、拖不起，急于灭此朝食。我们可用曹刿论战的方法来应对，使其从一鼓作气、再而衰到三而竭。总体上说，“一鼓作气”阶段美国已过去，现在正处在“再而衰”的阶段，只要我们战役目标不要太大，战线拉得不要太远，突破并坚守第一岛链不仅可以实现，而且我们的对手对此也无可奈何。目前的时间并不在华尔街美国手中，只要坚守，我们就能使其“钝兵挫锐、攻城而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294]。知彼先要知己，中国的软肋在远海，使中国进入远海作战的实质就是用“怒而挠之，卑而骄之”[295]的策略，暗推国内一些貌似硬汉的“虽远必殊”舆论，将中国战役目标拉长放大，由此使我们失去依托大陆的优势而初战受挫，重蹈甲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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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述目标选择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也就是说是在充分尊重美国的雅尔塔利益前提下作出的选择。与中国一样，美国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亚太和平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因此我们应充分尊重美国的雅尔塔利益—它反映的是美利坚的民族利益，而不承认美国的冷战利益（比如制造事实上的“两个中国”，含糊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权益等）—它反映的是华尔街财团的利益。中国拥有雅尔塔法权体系赋予我们在台湾、钓鱼岛等一系列岛屿上的主权权利，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因美国的干涉并没有实际享有这种权利。中国实现台海统一、收复钓鱼岛等要求并不冲击雅尔塔法权体系及其中的美国利益，于情于理于法都说得过去，中国属于正义的一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尽管“得道”，但也要尽力争取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多助”。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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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战之后，日本最大的战略败笔就是占领台湾，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的国防线被拉到它能力可承受的极限尽头。占领台湾，意味日本还要控制以台湾为圆心的半径范围：它东至北马里亚纳群岛，西至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南至菲律宾等南海国家。占领中国，当时日本已有些力不从心，但占领北马里亚纳和菲律宾后，日本就要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权国家英国继而美国作战。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同时打败中国和英国及后来的美国（当然北面还有俄国），日本就绝搞不定台湾；而要想同时打败中国和美国，对日本来说则是痴人妄想。日本就是这样被塞壬的歌声即甲午战争的胜利诱入一个无解的战略悖论之中，而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惨败，就是由这个悖论导出的必然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1945年日本惨败的种因预埋于1895年的日本甲午战争胜利。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未来将自己的力量扩张至印度洋，不管所占岛屿大小，由其划出的半径上都是最有海战经验的西方新老海权大国，若真及此，以往鉴来，结局不难逆料。明乎此，就理解了毛泽东在1962年对印边界自卫反击战采用的大开张快收合，看似强攻，实则坚守策略的深意。因为在此真正的失败并不是退回来，而是回不来。当时若在此地被印度拖住，其后果不堪设想：它要长期耗掉我们的资源并因此使我们不能专注于当时美国和蒋介石集国蠢蠢欲动的东部方向。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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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是只有世界超级大国才有能力建立起有效制海权的区域，这话反说也就是进入这个区域的国家首先碰到的就不是一般级别的对手，而是世界性的海权大国。这是因为海权控制的并不仅仅是一串岛链，而是沿这串岛链拉出的圆周半径，岛链线越长，需要巩固这些战果的作战半径面就越大。如果你不能控制圆周半径内的对手，那你最终就不能消化其中的战果，相反还要为这些战果拖死和“噎”死。一般说来，能够延伸或本身就在印度洋的制海权，必须有覆盖南北纬30度区域的作战能力—而只有世界性的大国才会有这样的能力，不然，其前途二者必居其一：要么臣服，要么灭亡。尼赫鲁看透了这一点，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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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有一个叫“塞壬（Siren）”的海妖，经常飞降海中礁石或船舶之上，用自己的歌声使得过往的水手倾听失神，导致航船触礁沉没。英国就是在“塞壬”歌声召唤下进入印度洋并由此触礁，苏联和美国也是在“塞壬”的歌声引导下，或折戟于进军印度洋的路上或触礁于印度洋北岸。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298]，围绕“两个一百年”这样的宏伟蓝图，中国人民正在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挺进。在这个进程中，如果我们忘记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在国际关系中“不称霸”和“不做超级大国”的教导，也为“塞壬”歌声所迷惑，那前天的英国、昨天的苏联和今天的美国就是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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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外交政策要符合中国国情。与美英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受四面牵制。与任意一边过度拉伸会导致平行四边形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的道理一样，中国在四边任意方向的过度扩张都会导致另一方向的强烈压力和中国在同一方向的相应收缩。比如鸦片战争前，中国在南海没有多大的压力，此时中国尚可与俄罗斯抗抗衡并迫使俄国人签订《尼布楚条约》并将中国北境从法律上确立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英国人来到南海并开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北境就不得不向南大幅收缩。因此对中国最有利的周边政策应符合基本安全需要，根据国力增长在某一方向适度推进而又不失重的政策。1940年11月，希特勒曾对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你们应该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海口，将来要像伊朗、印度那样。”莫洛托夫后来对此评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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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毫无远见的人，对苏联的政策缺乏透彻的了解，却要把我们拉去冒险。如果我们在南方陷了进去，他的处境就会轻松得多，一旦英国要和我们作战，我们就得依靠他。如果不理解这一点，那就太天真幼稚了。[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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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这段论述中的思考与前述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拒绝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代表提出的派兵支援希腊起义的建议的考虑[300]同出于“鞭长莫及”的道理。以史为鉴，我们应从这些老政治家处理世界问题的方法中汲取思想，并对中国周边尤其是印度洋的政策安排有一个持重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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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临终前才悟出自己“不是世界之主”[301]并采取东西方融合政策的亚历山大[302]不同，我们东方人的辩证思维与生俱来。1935年10月，毛泽东在长征快到陕北的路上构想到未来的世界，《念奴娇•昆仑》一词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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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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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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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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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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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为这首词批注说：“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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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性既是保持国力持续增长的秘密，也是中国长期不倒的智慧所在。目前的世界已从苏美两分天下进入欧美两分天下的格局，如果我们能在欧洲“凡尔赛体系”和美国“华盛顿体系”中再挤出一个中华体系，形成三分天下的形势，那中国在2021年实现“小康”成果就会有了保障，到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有了比较可靠的外交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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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性大国或接近步入世界性大国行列的国家必须有与其世界治理能力相匹配的印度洋政策，同样的道理，这样的政策的成熟程度也反映了该国世界治理能力从而世界观的成熟程度。在这方面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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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道路并非只有要么衰落要么崛起即扩张的黑白两道，在这中间一定会有崛起不扩张的道路。古今霸权国家来到印度洋便进入衰落期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印度洋地区争强好胜的结果是不好的。斯大林曾说“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305]，正因此，独吞世界从而独控印度洋的想法是不切实际，对中国而言更是非常危险的，只有分享才是守福之道。世界只能在分享繁荣中和谐前进：欧洲当为欧洲人民的欧洲，美国当为美国人民的美国，“东国”自然也是亚洲人民的。中国未来应当为自己也为亚洲要争到“一截还东国”的前途。中国坚守这样的政策就会帮助印度洋国家减轻“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的紧张感，我们也不会在印度洋不恰当地透支我们的国力并由此保持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在21世纪下半叶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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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报告是云南省印度洋研究会所立项目“中国与印度洋研究”的成果，立项时间：2014年10月，全文刊发于《学术前沿》2014年10月上（总第5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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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http://cpc.people.com.cn/n/2014/0703/c83083-252329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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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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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1893～1943），荷兰裔美国人，地缘战略学家，国际关系学者，被称为“围堵政策之教父”。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古典现实主义的发起者之一，曾在耶鲁大学国际研究所任职。他将教学重点放在地缘政治学，提出“边缘地带”理论。49岁死于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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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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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界历史”，黑格尔术语，是指一个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开放和相互联系的世界。工业文明以前的历史在他看来只是“历史”，即处于“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阶段的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他以非洲为例说：“我们对于阿非利加洲正确认识的，仍是那个‘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它还包含在单纯自然的状态之内，可是在这里只能算做在世界历史的门限上面。”（参阅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2页）马克思借用黑格尔概念将前者向后者的转变称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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