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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邓小平同志关于时代问题的论述,不难发现邓小平同志始终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迄今没有解决好的两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把它们看作已被时代解决并被表现出的问题的特征来谈的;换言之,邓小平同志并没有认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现时代的主要特征,更没有认为是时代的“主题”,而是认为“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10],我们离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还有相当的距离。至于现时代出现的“大战打不起来”,“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1]的和平时期,邓小平同志也只是把它放在历史目前已提供给中国可以发展经济的“机会”来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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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现阶段的人类历史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冷战后它只是进入了资本运动不平衡发展规律作用下的,并在历史中已被反复表现出来的战争与和平的“间歇”期。至于这一时期能持续多久,这取决于现实提供给我们的真实的和平与发展的条件。但从历史的经验看,这次历史留给人类的和平“间歇”时期,恐怕是非常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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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冷战没有结束?难道历史没有出现少有的缓和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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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苏联解体以来,国际社会确实出现了“二战”后少有的和平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大国间通力合作也确实解决了一些诸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及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等问题;一些国内反政府武装也捐弃前嫌,放弃暴力手段,用和平竞选的方式参加国家管理;特别是大国间出现广泛建立跨世纪“伙伴关系”并签署类似20年代“非战公约”那样的文件的现象,这更使人们对21世纪和平与发展前景充满乐观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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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我们也不会不注意到,冷战时代实际上是以苏联单方面放弃冷战手段结束的。在苏联单方面放弃了冷战手段的同时,西方大国不仅强化了冷战手段而且还扩大了冷战范围,以遏制在他们看来是有“威胁”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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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欧洲已启动了北约东扩计划,在太平洋地区美日又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了日美安保同盟及其作用范围。这两大部署在地缘政治上从西东两翼对俄国和中国起到相当的钳制作用。目前北约的触角已伸向中亚,日美间的“合作防卫”范围已涵盖了中国台湾地区。中国东部将再次面临被围于“环岛锁链”之内的态势。1998年6月底,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但就在克林顿访华结束的当天,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飞抵日本强调:美日同盟关系仍然“是美国亚洲战略政策的基石”。1999年美国脚踩这块“基石”默不作声地把战略链条拉到南亚的同时,还不顾中国的反对又拉着日本在中国东大门开始部署必将涵盖台湾在内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当年西方曾无视俄国的反对强行把北约东扩的事实摆在俄国面前并迫其接受,可以肯定,在部署必将包括台湾在内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问题上,西方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中国。美国前总统卡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就北约东扩问题提出“一个扩大和民主的欧洲必须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历史进程,不应在政治上任意涂抹的地理限制”的意见和“什么是俄国和俄国在哪里”的问题,[12]关于在中国东大门部署“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已经提出“其实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台湾就已拥有爱国者导弹了,所以真正的问题是部署多少会导致该地区不稳定问题”的强硬看法,[13]如果这一部署在世纪之交完成,那么,美国及其随从国也会在他们的地缘战略“棋局”中提出“什么是中国和中国在哪里”的问题。只尊重强者,是美国外交的一贯逻辑[14]:在科索沃问题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已向南斯拉夫提出这个问题,并根本不理睬俄国和中国等国的强烈反对,以武力强迫南斯拉夫按他们的要求回应这一问题;那么,在未来,西方会不会在自以为成熟的时机,就中国台湾、西藏和南沙地区也以同样(即以武力为后盾的)方式提出同样的问题呢?这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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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发展时代并不是一种海市蜃楼式的幻景,在当代,它应是由包括《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核不扩散条约》、《禁止核材料生产条约》、《导弹技术出口控制协议》等一系列条约以及保证这些条约不被破坏的国际合作力量构成的和平保障体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保障国际秩序的条约体系遭到破坏,而国际社会又无力阻止这种破坏行为的继续发生,那么,建立其上的和平时代也就接近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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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极化发展的时代也不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口号,而是以由联合国组织及为各主权国家平等发展而达成的各种政治经济条约规范体系及为保障这些体系不受侵犯而形成的国际制约机制。苏联解体意味着冷战结束,同时它也意味着制约世界超级大国即美国的力量的消失。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制止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问题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联合国的授权还有一些至少也是形式上的尊重的话,那么,到90年代末,随着北约东扩启动和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签署,美国及其随从国已开始抛开联合国安理会而单方面地对伊拉克、南斯拉夫、阿富汗等弱小国家任意实行军事打击。如果联合国成员国的主权得不到联合国的公正维护,那这一时期出现的主权国家间的多极化发展,也不可能正常进行。既然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都无法受到必要的保障,那么,我们所说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也就失去了实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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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我们所处的时代没有超出邓小平同志的基本判断:“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15]和平与发展并没有成为现时代的主题,而只能是现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追求的向往。本文在此要特别指出,目前的问题在于,即使是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发现并及时抓住的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机遇”,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也正在减少,对此我们应及时警觉,以避免因对时代判断错误而产生决策失误,并由此再次拖延中国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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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石油地缘战略与中国西藏新疆地区安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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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以来,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出现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中亚五国所独有的北隔俄国东临中国的地理位置及仅次于中东的油气资源,很快便引起了美国的关注。美国在其制定的新的中亚战略中,把该地区列入应特别关注的“战略利益地区”,努力使之成为21世纪美国可以控制的新的能源基地。1997年年底美国又开始把外交的重心转向南亚。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1997年11月访问南亚和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决定对南亚进行正式访问,标志着美国对南亚外交出现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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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围绕着中东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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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围绕着占世界石油储量三分之二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西线是由波斯湾经红海、地中海到大西洋的航海线;东线是由波斯湾经科伦坡、马六甲海峡、马尼拉、关岛、夏威夷到美国的太平洋航海线。只要观察一下20世纪美国历次重大外交举动,基本都是沿着这两条线索展开的;反之,都不会引起美国外交太多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长驱直入,对此美国坐视不管。一旦日军靠近上海,美国才认真起来;两伊战争中,只要伊拉克向西部和北部扩张,美国就慷慨资助。然而,一旦伊军掉头南下,那就遭到美国“沙漠风暴”行动的打击。海湾战争前,美国外交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对中东石油实现直接控制,而美国在中东“首要国家安全利益”是海湾的石油利益。1992年2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为美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在中东历史上美国第一次在阿拉伯人的“邀请”下,堂而皇之地向海湾开进了50万军队,并用打退伊拉克军队同时又保留萨达姆政权的策略,达到了使美军长期“应邀”驻扎海湾的战略目的。20世纪美国外交策略是19世纪英国外交策略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距中东及中亚石油国四周及石油运输线两侧的国家越近越好,因为这便于他们控制;离此之外的国家越远越好,因为这可使他们在巨石般相互摩擦挤压掣肘中无力他顾。恰好近代以来的世界地理政治就是沿这条线索发展和布局的:在欧洲大陆是德法俄间的掣肘;在中东西亚及南亚,是两伊及印巴间的掣肘。90年代,英美等西方国家又通过促成苏联解体的方法,把它们的宿敌俄国版图远远地推向北方,在俄国和中东石油国间,出现了一片细碎的中小国家。这个原理也可以说明,巴拿马、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科威特及新近独立的厄立特里亚等小国得以脱离大国母体并能在大国眼皮底下长期存在的原因。长期以来英美就是通过所谓“巴尔干方式”制造小国,并通过玩弄平衡游戏大获其利。目前,在中东和中亚周围除中国外,已没了有实力的大国。这样在21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将很可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些国家的目标所在。在把俄国推向北方之后,再在中国和中亚中东石油国之间设置一道像西藏和新疆这样的政治屏障,这在西方一些政治家看来,符合他们永久控制中东中亚石油的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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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是中东的侧翼,在大国全球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南亚大国,地缘优势都非常突出。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重心,如利剑南插印度洋,逼视横穿印度洋的国际航海线;巴基斯坦是中亚国家进入阿拉伯海的重要门户,同时也是波斯湾的“侧门”。因此印巴两国便与大国利益,特别是与大国的石油利益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在大国的全球战略中成了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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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美苏争夺全球霸权,南亚地位在大国利益交汇中骤然上升。1971年,苏联和印度签订了带有明显军事性质的《印苏和平友好条约》;1955~1979年,巴基斯坦曾是由美国操纵的有土耳其、伊拉克、英国参加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改为“中央条约组织”)成员。这种大国利益交叉冲突到1979年年底由苏联侵略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推向高潮,与此同时,美巴关系也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以及美国国务卿黑格,分别在1980和1981年访巴后得到全面加强。美对巴在物资道义上给予全力支持,成功地阻止了苏联实现对阿富汗军事占领的战略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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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初,从苏联解体产生的混乱中诞生的俄国,正处在政治经济过渡的阵痛期,此时美国外交似乎是一个没有对手的外交,就连美国人自己也不清楚美国将根据什么来确定自己的未来外交战略。在这一段时间里,南亚和中亚在大国外交中的地位显然是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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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90年代美国外交开始向南亚倾斜,意在进一步遏制俄国南下和中国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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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90年代中期,俄国从混乱中开始稳定下来。美国意识到不仅俄国没有被打垮,中国又在改革开放中随亚太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崛起。面对这样一个日趋多极化的世界,美国也开始着手制定新的全球战略,其特点是以俄国与中国为遏制目标,以大西洋和太平洋为两翼,在遏制俄中两国的同时,阻止世界多极化潮流的发展,以确保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为此美国不顾俄国的强烈反对,正式启动北约东扩计划,于1997年7月举行的北约马德里首脑会议上,确定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为首批接纳国;在亚洲地区,美国大力散布“中国威胁”论的同时,利用人为制造的东北亚紧张空气,不顾中国和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反对,重新修订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扩大了针对“周边事态”美日军事合作的范围。这对台海两岸的统一及东亚地区的稳定,形成真正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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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7年完成了上述旨在从东西两翼遏制俄国和中国的部署之后,同年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中亚和南亚的外交攻势,其目的首先是确保美国对这一地区石油的绝对控制。美国白宫文件《新世纪的国家战略》认为:“美国基本能源需求40%以上依靠石油,石油需求大约一半左右依靠进口,而石油进口大部分—尽管其份额正在减少—来自波斯湾地区……美国对确保获得这一关键资源仍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美国看到20世纪末发生的对21世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莫过于亚太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及其随之而来的对中东中亚能源需求的翻倍增长。这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意识到抢先取得中东中亚石油控制权对它们,特别是对于已完成北约东扩和日美军事合作关系的美国,所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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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控制中东中亚,首先必须控制南亚。南亚是中东的侧翼和中亚的重要门户。控制了南亚的印度就掐住了亚太各国石油进口的咽喉,控制了巴基斯坦就控制了中亚石油进入波斯湾的出口。目前美国的石油公司在中亚与其他国家角逐的同时,美国政府则开始在南亚展开其外交攻势,扩大其影响力,为中亚石油的输出,事前作好准备。这是经济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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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开始向南亚倾斜,在政治上还有进一步遏制俄国南下印度洋和堵截中国经济从而能源需求西进的战略意图。美国传统基金会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研究报告认为:俄罗斯和中国仍是潜在的强劲对手;俄罗斯与西方浪漫的伙伴期已经结束;莫斯科正试图在属于苏联地区重新获得影响力,防止在苏联地区重新出现俄罗斯帝国是西方应该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美国不应在欧洲和中亚地区给予俄罗斯一个特殊的势力范围;由于中东地区越来越不稳定,里海海底、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蕴藏的丰富的碳氢化合物资源以及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资源对西方的经济发展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应采取措施以保证美国能够获得这些资源。美国人的这些看法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表现得尤其明显。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东西夹击的攻势下,日益把外交注意力投向印度洋,试图从南面打破西方的战略包围。1995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印度,双方签订新的友好条约以代替1971年苏印签订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1997年春天,印度总理高达访俄,两国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7月巴基斯坦外长古哈尔•阿尤布访俄,两国外长决定建立直接联系。中国从1993年已由石油出口国变为石油净进口国。至1996年,中国在美国和日本之后已为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当年石油消费量为1.72亿吨,国内石油产量仅为1.56亿吨)。2000年,中国石油缺口超过5000万吨。中国对中东和中亚石油进口不可避免地产生较大依赖。90年代中叶,中国已开始从战略的高度关注如何保障未来中国原油需求和进口问题。1997年中国石油公司与伊拉克、伊朗签署了一系列开发和进口原油的协定,特别是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开发油田大型招标项目中击败美国的石油公司后一举夺标。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美国的关注,并促使美国政府在1997年完成北约东扩和重新确定“日美安保同盟”关系的战略部署后,立即开始了对南亚的外交攻势。外电报道:1997年奥尔布赖特和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问南亚“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20年前为了遏制北方苏联对南亚的咄咄攻势,美国总统卡特访问南亚;20年后的今天,美国国务卿携“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为美国总统再次访问南亚打前站,此举寓意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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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具有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地缘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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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世界地图,不难发现,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中国有着非常有利的地缘战略优势。中国广袤的版图不仅处于亚洲中心,而且还处于左右逢源的地理位置:它东接太平洋,有漫长的海岸线,这利于对外开放,特别是对日美等发达国家开放,以获取中国发展不可缺少的资金技术,促进贸易拓展;它西直接与中亚富油地区接壤,这利于中国获取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石油资源。这种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地缘优势,在当代世界各大国中是较为独到的。如果再考虑到“亚洲太平洋时代”到来这一难得的“天时”和中国人民为现代化目标而奋斗的共识,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已有了极好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条件。在经济发展初期,中国东部的地缘优势对我国对外开放和贸易大规模展开,发挥了巨大作用;到21世纪随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西部的地缘优势将对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石油进口需求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地理条件。20世纪前半叶,经济崛起的日本为了控制通往中东的石油运输线,在30~40年代,用武力把中国东部沿岸自北而南地肢解成几个小“国”之后,它又用了几乎是全部的国民财富与美国在太平洋进行了殊死却又是失败的血战。对资源极度贫乏的日本和对中东石油有相当依赖的美国而言,控制经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西入印度洋,北上阿拉伯海,终达波斯湾油区的航线,实在是太重要了。为此,在这条线上美国和日本结下了百年不解的生死宿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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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疆地区与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石油国家直接接壤,与里海乌兹别克、土库曼斯坦等石油富国亦相距不远;中国与巴基斯坦历来是友好邻邦。中国西藏与巴基斯坦接壤,出了巴基斯坦就可直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云南与缅甸为邻,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强与缅甸的友好关系,在缅甸铺设输油管道,将中东的石油海运到缅甸的港口卸下后,再通过输油管道,输送至我国西南,则同样可以避开繁忙的马六甲海峡。与美国和日本由本土至波斯湾的海上运输线相比,中国西部这几条陆路石油线不仅对中国石油进口,而且对与中国接壤的中亚南亚诸国石油出口或转运来说,安全系数要高得多。因为这些线路的主要部分都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即使从军事安全的角度说,这些线路地处中国境内纵深地带,远离海岸线,有利于发挥中国陆战优势。陆战历来都是东方军队的特长:且不说拿破仑在西班牙和俄罗斯(与西欧相比,这两个国家具有较多的东方特点)的惨败,我们只要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在朝鲜和越南的东西方军事较量,西方人似乎并没有从中捞到什么便宜。制空权和制海权是西方近现代军事理论的基石。尽最大可能避免陆地作战,是西方人在东方作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抗美战争除外—的通行方式。因此,只要我们牢牢掌握住中国西藏新疆的主权,我们就能保障贯穿于中国境内的这条直通中亚和中东并很可能要变为现实的石油大动脉的安全;只要搞好中南亚诸国的关系,我们就可以保证这条线路的畅通无阻。与其他大国相比,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要容易得多。这是因为中南亚国家向中国乃至东亚的东向石油出口线路与经阿富汗或其他国家的南向路线相比,不仅风险最小,并且因市场巨大利润回报也相当丰厚。目前这条线路已为一些国家关注。1995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问日本,日本承诺投资10亿美元解决石油加工运输问题。日本三菱财团与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联手,致力于推进“跨世纪工程”—横跨亚欧大陆、长8000公里的“泛亚石油大陆桥”。这是一条连接中亚和远东的天然气管道,它西起土库曼,经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横贯中国北方,最后一直抵达日本。它在逶迤东去的路上汇集土、乌、哈三国和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天然气,集中向东亚地区输送。据日本外交官披露,这项巨大工程将耗资220亿美元,日本三菱财团会同土库曼及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等“正在研究其路径”,估计从土库曼到中国沿海地区的那一段管道需要120亿美元投资;然后,能源管道将从海底下通日本,约需100亿美元。这位外交官坦言筹划这一巨大工程的原因是到2010年,日本对天然气需求将翻一番。1997年9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开发里海东岸的石油并铺设通往中国新疆的输油管道等内容的总额为95亿美元的协定。《亚洲周刊》直称与这条石油管道连接,中国大陆铺设的石油管道可望直通太平洋。俄罗斯《独立报》称“这当然要比把管道通过不稳定的阿富汗铺设到海湾要好,也要比在通向海湾的道路上成为被禁运的伊拉克的人质要好”。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经中国境内东起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新欧亚大陆桥迄今已开通5年,可以预计,连接中亚南亚和太平洋的石油管道的铺成,也将在21世纪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条线路不仅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发展,尤其是对东北亚日本的21世纪经济持续发展意义都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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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成贯通经中国内陆通往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石油线路,对我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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