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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贯通经中国内陆通往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石油线路，对我国也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条线路可以使中国摆脱日美间为控制太平洋石油运输线冲突，从而就可以使中国以更为超脱的地位来处理目前大量存在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双边或多边矛盾。远东地区的大量矛盾都集中在由美日经太平洋通往中东富油区的运输线上：为了控制这条运输线，美日之间发生了旷古未有的大血战；部分是由于借助了这条线上的枢纽地位，东盟才具有了傲然于世界的国际地位。21世纪中国在石油战略资源的进口上若能摆脱纵横于太平洋上的这条运输线，中国就可以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抽身于日美间的历史宿怨，从而使自己拥有更为超脱的大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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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国对华外交的策略似乎是声东击西。他们今天炒出个“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明天又炒出个“东中国海钓鱼岛问题”和“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即中国南沙群岛—笔者）问题”，中国只要被扯进这些没完没了的“问题”魔方，美国就不仅可以超然的姿态在打平衡牌中大获其利，而且还可以达到拖住中国经济西进的战略目的。美国在1997年完成北约东扩和进一步强化美日防卫合作关系这两大带有火药味的战略部署之后，1998年美国外交的重点已转向南亚地区（美国的南亚外交与中亚政策是一个整体）。这是一个必须高度关注的动向。我们看：部署于东北亚的日美间的“防卫合作”，不管他们作何种解释，它已将中国台湾纳入所涉“周边事态”的范围之中。一旦失去对台湾事态变化的控制力，中国就失去在中国主权范围内的进入太平洋的入海口，届时，中国将再次面临被围于“环岛锁链”之中的形势—这是美国1997年完成了的部署。如果1998年美国再在南亚和中亚完成类似的部署—这是美国新南亚外交可能要达到的目的，那么，一旦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关系出现紧张，我们就会面临在经济腾飞需要大量能源的情况下，石油进口线被截断的可能。美国世界战略的要点是中东石油；美国对华外交的重要目标是在地缘政治上阻止中国国力西进并打断由此引起的中国与其接壤的富油地区直接联系。美国已用促成苏联解体的方式使俄国远离中东富油区，下一步美国也会用同样的思路即分离中国西藏来在中国达到同样的目的。就西藏本身而言，它并无太大意义，但分离西藏却能在中国和中东富油区间再揳入一道政治屏障，这符合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战略利益。所谓“西方七国集团”实质上是世界石油资源垄断地位共享集团。他们的投资利益可以不同，但在石油垄断利益上，他们是一致对外、毫不含糊的。这就是西方大国在对待达赖分裂主义活动一致持倾向态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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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其言而观其行，是判断美国外交走向的最简洁的方式。美国外交的实用主义原则在海湾战争中暴露无遗：海湾战争后期向伊拉克政府军发起攻势的库尔德人曾确信高喊“人权”的美国人会支持他们的行动，但结果大出所料，美国人竟保留了战争中的死敌萨达姆。其实，原因很简单，只要萨达姆不倒，科威特等国就会对美国的军事有所依赖，美国在海湾长期驻军就有正当理由；只要美国在海湾长期驻军，美国的石油就不会断流。为了中东石油，美国可以把伊拉克搞得颠三倒四；同样为了石油，美国也不会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心慈手软。美国所谓“西藏人权”，其实质就是石油控制权。控制了中东和中亚，就控制了石油；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世界。这是美国的逻辑。对中国而言，稳住了西藏新疆，就有了安全的石油供给线；只要有了安全的石油供给线，中国经济的新世纪发展才有切实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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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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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历史，像是在往冷战政治回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美苏开始了对欧洲的争夺，由此便出现了北约和华约的对抗；接着美苏又在东亚争夺，由此便产生了日美军事结盟及为“遏制共产主义”而拼凑的“环岛锁链”。60年代后，美苏争霸的重点移向中东和南亚地区。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把这场争夺（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后）再次推向高峰。90年代苏联解体之初，历史似乎又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无序状态。过去为冷战而结成的各种军事或政治联盟，一度都相互冷落了。90年代中，随俄国的复苏和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美国及其盟国在没有明显对手的情况下，又重操旧业，默不作声地从东西两翼完成了对俄国和中国的战略包围；现在他们又开始把触角伸向南亚，对此中国应未雨绸缪，早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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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充分认识西藏、新疆地区对中国21世纪发展所具的战略意义。在西藏、新疆的主权问题上绝无丝毫妥协的余地。现在就应提醒的是，21世纪，如果西藏、新疆地区发生规模较大的动乱，我们首先要警觉的是防止西方某些国家再次运用他们在海湾战争中用过的所谓“保护库尔德人禁飞区”的策略，来变相肢解中国西藏、新疆地区。[17]西藏、新疆地区是中国地缘政治的枢纽。苏联的解体是从三个波罗地海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开始的，西藏与新疆如果独立，就不可能不引起类似的连锁反应：这不但会使我国西侧失去高原屏障的天然保护，而且还会进一步威胁到西南地区的高科技工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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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由沿海地区起步，然后再转向内地继而向海外扩展，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相反，发达地区长期过度集中于沿海城市，则是资本外围国家依附型经济的一般特征。中央已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并把发展的重点日益向中国西部地区倾斜。近些年，尤其在基础产业上，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导向是明显的：建设了京九铁路、三峡与小浪底工程、喀什—库尔勒铁路、塔里木油田等。这里应当及时提醒的是：我们应预见到三线建设的遗产在今后中国经济西进中可能再现的战略价值。如果我们完全忽视和抛弃了这份遗产，那么，未来在中国经济西进的道路上，还得耗费巨资再次重建大量基础设施与骨干企业，从而造成很大的浪费。鉴于国际政治形势的上述变化，中国经济西进的进度对中国西部地区的政治安全，已有了迫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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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充分重视与中亚国家的友好关系，从地缘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参与中亚和中东地区石油开发的深远意义。久拖不决的阿富汗内战已给周边国家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也影响了美国中亚战略利益的尽早实现。美国也急于建成经阿富汗连接中亚和波斯湾的石油输出管道。我国应利用阿富汗内战久拖不决的时机，在积极参与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同时，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以低风险、大市场的优势，抢在美国之前，把中亚石油出口的兴趣较持久地引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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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中亚国家石油出口兴趣持续引向东亚，不仅符合中国也符合日本和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建设从中亚经中国大陆直抵东亚的石油进口线路有利于日本避免对海上运输线的过分依赖。1997年日本首相提出“欧亚大陆外交”的设想，日本三菱财团与美埃克森石油公司计划联手推进修建一条横跨欧亚大陆、长达8000公里、连接中亚和远东的天然气输送管道工程。它西起土库曼，经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横贯中国北方，最后一直抵达日本。一路汇集了土、乌、哈三国和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天然气，集中向东亚地区输送。预计耗资220亿美元，估计从土库曼到中国沿海地区的那一段管道需要120亿美元投资；然后，能源管道将从海下通日本，约需100亿美元。筹划这一巨大工程的原因是到2010年，日本对天然气需求将翻一番。这条管道如果建成，对中国和日本及东北亚地区发展都有世纪性的意义。因此，我国在这方面应积极培育东北亚共同利益生长点，推进与日本、韩国的合作，在开发中亚石油问题上形成东北亚的区域性国际合作，以争取日韩对我国西部安全与稳定的政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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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美苏三国博弈及其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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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内政外交最困难的一年，同时也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战略能力发挥极为杰出的一年。面对来自东南、西南和西北三面“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的险恶环境，毛泽东同志举重若轻，敢于亮剑，也善于亮剑，用力不多，却有效地震退了周边所有明火执仗的反华势力，一举打开外交难局。今天中国正在经历自毛泽东时代伟大成就基础上的新崛起，这必然再次招致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新的围攻。因此，研究并总结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国博弈及其经验，对中国的未来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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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雪压冬云：20世纪60年代中国内政外交遇到巨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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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至1961年中国国内经济发生严重的困难。粮食，1960年是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1030亿斤，低于1952年的水平；棉花生产1960年是1600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1680万担，钢的生产1960年虽然达到1860万吨，比1957年的530万吨增加了1330万吨，但到1961年很快下降到870万吨，比1960年减少990万吨。工农业经济困难加重了市场供应紧缺。粮食消费1957年全国人均406斤，1960年降为372斤，减少34斤。棉布、针织品的消费量也明显下降。吃、穿、用物资均感不足，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约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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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1621亿元，比上年下降31％。其中，工业总产值1062亿元，比上年下降38.2％；农业总产值559亿元，比上年下降2.4％。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钢，870万吨，比上年下降53.2％；煤，27800万吨，比上年下降30％；发电量，480亿度，比上年下降19.2％。粮食，14750万吨，比上年增长2.8％；棉花，80万吨，比上年下降24.7％；油料，181.4万吨，比上年下降6.5％。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27.42亿元，比上年下降67.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07.7亿元，比上年下降12.8％。国家财政总收入356.1亿元，总支出367亿元，赤字10.9亿元。[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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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国农业形势略有好转。当年工农业总产值1504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比上年下降10.1％。其中，工业总产值920亿元，比上年下降16.6％；农业总产值584亿元，比上年增长6.2％。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钢，667万吨，比上年下降23.3％；煤，22000万吨，比上年下降20.9％；发电量，458亿度，比上年下降4.6％；粮食，16000万吨，比上年增长8.5％；棉花，75万吨，比上年下降6.2％；油料，200.3万吨，比上年增长10.5％。基本建设投资总额71.26亿元，比上年下降44.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04亿元，比上年下降0.6％。国家财政总收入313.6亿元，总支出305.3亿元，结余8.3亿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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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生活消费品的严重短缺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省份是河南、山东、山西、安徽等省，“在这些省份中，安徽可能是人口减少最严重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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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19日，与台湾国民党准备“反攻计划”东西呼应，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鼓吹召开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的所谓“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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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严重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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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月3日至21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在美国度假期间会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副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杜勒斯。1月27日至2月5日，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与此同时，中印边境军事摩擦日增。9月9日塔斯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方，并随后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9月15日，赫鲁晓夫访美，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两党两国关系恶化。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采购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10月20日，印度军队又从南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战。此后中印关系全面恶化。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如果再考虑到东南方面蒋介石也利用中国内政外交的困难积极准备其“反攻大陆的计划”。中国从东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22]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书中说：“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23]中华人民共和国遇到“万花纷谢一时稀”[24]的艰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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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方面，1962年，新中国周边也是险象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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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方面，1962年4月21日、30日，中国政府先后两次照会印度政府，强烈抗议印度军队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新的军事据点。5月11日至28日，印度军队不断入侵中国西藏西部地区和东部朗久地区，并在中国境内增设军事据点。中国政府于11日、19日、28日照会印度政府，提出严重抗议。7月22日，中国政府就印度军队侵入中国新疆奇普恰河谷地区，并向中国边防哨所发动武装攻击一事，向印度提出强烈抗议。9月13日至27日，印度军队又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国西藏扯东地区设立军事据点，并不断向中国边防部队开火，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人，9月21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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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方面，美澳新条约组织在堪培拉举行部长理事会，决定出兵泰国，以对越南和老挝施加军事压力。5月1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命令派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前往泰国。与之配合，台湾蒋介石也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反攻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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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方面，4月至5月间，苏联也利用中国国内经济的困难形势，通过其驻在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迁至苏联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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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迫使正在经历经济困难的中国政府不得不将军事斗争，尤其是西南方向的军事自卫反击工作提到议事日程，决定自4月气候好转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部队在西段边界线恢复巡逻，并重新建立一些哨所。另外，根据中央指示，中国边防部队由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和副政治委员吕义山等组成东段指挥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副司令员陈明义、副政治委员詹化雨和参谋长王亢等在拉萨指挥所主持工作。新疆边防部队组成了以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负责的西段指挥部。面对印度的咄咄攻势，西南战争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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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毛泽东东南明修“栈道”，美即对蒋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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