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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深夜，尼赫鲁急忙亲笔写信给美国总统肯尼迪，呼吁美国紧急军事援助。11月21日中国追击部队到达中印传统习惯线即奉命停止前进。就在印度下令从东北各邦紧急疏散人口，撤退侨民的一片混乱之际，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零时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印度对此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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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宣布停火的时间比古巴导弹危机结束的时间只多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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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毛泽东东南“震虎”，美对蒋“反攻”计划更加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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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军队对中国边界的蚕食性进攻，是对中国的“抗震”力的检验，美国、苏联乃至台湾蒋介石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反应及其结果。因此，印度的惨败对美国的台湾政策影响是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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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国对印反击战进行期间，蒋介石也同期启动了反攻大陆的行动。1962年10月1日到12月6日间，蒋介石先后派出九股特务由高雄乘船，偷渡到广州沿海的海丰、惠阳、惠来、电白、台山五县登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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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中国西南方向指挥反击战的同时，在东南方向也对蒋介石进行了干净、彻底的痛击，令蒋介石在东南的反攻行动血本无归。从10月1日到12月6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歼美蒋特务172人，其中有七个特务纵队“司令”、14个“副司令”。击沉运送特务的机帆船3艘，缴获一批美制电台、手枪、冲锋枪等。蒋介石派出的九股特务除一股未敢登陆外，其余全部被歼。[58]1963年9月11日，蒋经国拜见肯尼迪，在被问及“最近骚扰行动的成功率”时也承认：“作为军事行动，这些骚扰并不算成功”；在回答人员伤亡情况时，蒋经国承认：“伤亡率为85％。”[59]尽管蒋经国提供的数字与大陆有出入，但其反攻行动遭到毁灭性的失败则是共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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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登陆惨败使美蒋之间埋怨升级，1963年2月4日美国驻台“大使”柯克向肯尼迪总统汇报时说：蒋介石“埋怨美国使其倒台，我觉得他有朝一日回到大陆，也不会感激美国，而且会变得很难对付”；“我已很难见到委员长，他总是敷衍我。觉得我不理解中国人，总是搬出条约来刁难他。我进一步说，委员长有时会要求来访者间接地将信息传递给肯尼迪总统，而这本应由美国大使来传递。这表明委员长不可能与我融洽相处，他想用其他的方法绕开我。这是中国式的老把戏。”[60]当肯尼迪知道蒋介石最近的反攻“特遣队”“全部9队人马都被俘虏”后，问柯克蒋介石“对印度怎么看，中共打得过印度吗”？柯克说：“委员长讲中共占有优势是不成问题的，印度人哪方面都不行。”[61]肯尼迪这句话言下之意就是：如果“印度人哪方面都不行”，那你蒋介石就更不行了。柯克向肯尼迪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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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强烈反对给予蒋介石总统任何余地，无论他怎么试图绕过他与美国签订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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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还认为目前有必要采取步骤让蒋介石明白，我们不会参与。b.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适当地发表一些公开声明，即我们不打算背离我们公开宣布的我们将保卫台湾的立场，但我们将不支持现在在台湾的中国政府发动侵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步骤是一个可接受的方法，它介于（a）以一个简短的通知发出严厉的不要去做的警告，或（b）一旦总司令已经开始了入侵行动，就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去干涉。[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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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柯克这个建议与过去不同的是，“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去干涉”的对象已不是中国大陆而是台湾蒋介石。这说明中印战争后，美国对台湾的“反攻计划”产生了蔑视和不耐烦。事实上，自1962年年底毛泽东的西南“亮剑”不仅使美国也使蒋介石集团内部对其军事干涉中国大陆政治的效果有了更加悲观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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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9月6日至13日，蒋经国访问华盛顿。9月9日会晤了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蒋经国向克莱恩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即：“蒋总统已经授权他声明，除非大陆出现反抗运动，否则在未来18个月内，台湾不打算发动军事进攻。”[63]9月10日蒋经国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乔治•邦迪会谈，重申：“国民党政府将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允诺不会进行导致冒战争危险的行动。国民党愿意就削弱中共政权并最终推翻该政权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讨论，认为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必须更侧重于政治而不是军事。”[64]11月，国民党召开“九大”，修订了策略，确定了“反攻复国总体战”方略，即视大陆为主战场，台湾海峡为支战场，将反共斗争的方式从军事方面扩大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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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月4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克乔治•邦迪写信给副国务卿莱特说：“与‘蓝狮’[66]计划报告相关，我饶有兴致地看了你在发给我们的138号电中进一步阐述了有关光复大陆问题。你所发现的中华民国计划重点的转变是自然的，尽管我们对此不能完全响应。”[67]同时美国持续压缩台湾可能“反攻大陆”的战略空间，同一天（9月4日）美国国务院就“中华民国在泰国和缅甸的活动情况”致信美国驻台湾“大使馆”，要求明确告知台湾当局“中华民国在东南亚另有打算，在追求反对大陆的目标时，中华民国自然倾向于超出我们认定的谨慎限制，对我们不那么诚实”；美国“的确曾向缅甸人保证，反对再出现中国非正规军的问题”，美国“决定尽一切可能确保中华民国不采取过分和鲁莽的行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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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6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就“中华民国关于登陆大陆中国”致信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建议“美国不应全面参与有关中华民国登陆大陆中国构想的双边研究”，并通过“蓝狮”委员会“批评中华民国政府的单方面计划”；美台双方的“任何协商必须不会导致使美国承诺承担参与制定计划，支持中华民国登陆大陆的义务”。[69]1965年9月22日，蒋经国向麦克纳马拉递交了一份“国民党登陆大陆抢占西南5省的计划（代号为‘大火炬5号’）”，9月29日，蒋介石在12月29日也向美国惠勒将军递交了同样的建议。1966年1月24日，蒋介石得到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否定的答复。蒋经国对此的反应是“失望和恼怒”。[70]国务卿腊斯克也明确指示美国驻台北“使馆”：“在目前可预见的形势下，我们不能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的登陆行动，并且不能同意任何针对大陆的军事行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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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美国在即将出台的对台“军援手册”中明确规定：“美国的军事援助将不刻意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反攻大陆。”[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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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3月，蒋介石想借美国在越战中的困难形势再次向美国提出“现在正是中华民国进攻和颠覆大陆中共政权的时候”，其结果得到的回答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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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总统向戈登波格大使所倡导的路线与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政策相抵触。这种路线将把中华民国卷入危险和灾难，并且会导致规模更大的战争危险，给亚洲、美国和世界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美国政府和人民不仅不会同意采取这种行动，而且会反对。[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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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蒋介石反攻大陆已心有余而力不足，日渐式微。1968年4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詹金斯在给助理国务卿罗斯托的信中说“蒋介石已重新估价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他可能接受了无法重返大陆的现实（尽管他不能这样说）”。[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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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962：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国博弈及其后果的基本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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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毛泽东当时在处理压力四逼的诸矛盾中充满高度的辩证和艺术的眼光。当时东南是蒋介石反攻，从形式上看是主要矛盾，但这个主要矛盾是长期的和战略性的，蒋介石对大陆的反攻是有限的，且属内战残余性质，其矛盾属敌我矛盾；从西南方向看，尼赫鲁对中国的蚕食是无时限、无止境的和入侵性质的，其矛盾却属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矛盾；从西北方向看，苏联在中国新疆制造的群众外逃事件是制造动乱并对中国施压的社会帝国主义性质，其中既有意识形态冲突的内容又有苏联霸权主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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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方面的矛盾的共同点都是借中国的暂时困难制造国内政治动乱，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政权。通盘再看，东南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主要矛盾，但只是战略层面的主要矛盾；西南则是对中国危害最直接因而需要立即制止的主要矛盾，但它只是战术层面的主要矛盾。在这两种矛盾中，前一种在战术层面是有限的，在战略层面是无限的；后一种矛盾在战略层面是有限的，却在战术层面是无限的。为此，毛泽东采用虚实相兼的方法，即东南虚打，造国际声势；西南实打，一面讲理忍让，一面积极准备，等待后发制人且又易于控制战争规模的机会：开战的前提是不能有大国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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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古巴导弹危机为中国解决西南矛盾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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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20日，就在美国宣布封锁古巴的当天，中国宣布对印反击战开始，其攻势之猛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下了“解除”动员令。当天（11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此后，中国军队又静若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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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之内这一动一静，保证了战争的有限性，也保证了反击战的战术性，最终还保证了对周边各种对中共政权不轨企图的震慑性。最重要的更是中国适时启合战机，既赢得了战争又赢得了和平；在国际舆论中既是胜利者又是和平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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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全赢这场战争基于对东南两个方向力量对比的客观估计。1962年6月8月，他在听取杨成武、许世友等汇报蒋介石最近可能有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时，就蒋介石反攻大陆能投入多少兵力说：“敌人最多来十五万，再多也不可能。”毛泽东赞成对进犯之敌采取顶的方针。“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同时毛泽东又表示，对于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还要看一看，时间还来得及。[75]这里毛泽东将东南蒋介石来敌进犯的最大规模已作了“最多来十五万”的极限估计，尽管这在毛泽东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从东南、西南两个战场同时作战考虑，这也是尽量要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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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毛泽东在东南、西南两方面战场中选择西南方面，同时又用再次启用1948年10月解放战争中用过以文退敌的巧计，[76]从心理上弱化美蒋大规模东南进犯的企图。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6月27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紧接着，英国、法国、苏联都对蒋介石反攻的计划施加了国际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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