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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东虚南实的策略收到出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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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认东南无虞后，毛泽东7月开始在西南认真布局。1962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军方高层会议结束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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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两国开战，美苏两大国不用说，许多不明真相的国家也会站到他们一边，蒋介石也可能要搞点动作。我们是有点孤立了，我看，不怕。只要前线打得好，我们就会处于主动地位。我还是那句话，与其跪着死，不如站着死。想要我们死，也不那么容易。这一仗不打则已，打，就打出威风，起码要保持30年的和平。[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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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毛泽东虚势于东南，调动了全局，在国际舆论中又孤立了美国，同时又出其不意“亮剑”西南，速张速合，既考虑到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有限矛盾性质，同时又在中国国内最困难的时候震慑了美苏企图干涉中国事务的各种试探。仔细研究，与20世纪50年代初出兵朝鲜相比，毛泽东西南对印度出手是手下留情的，此役与诸葛亮“七擒孟获”曲异而工同。在1950年毛泽东在东北方向是要与美帝国主义争打出新中国起码应有的战略地位，而1962年毛泽东在西南要的则是长时段的稳定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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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62年中印战争，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以赞赏的口气评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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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斗的特点看，中国的损失无疑小得多。许多印军小队在突然袭击下倒下，其余的逃走。在政治上，北京给新德里以最后的羞辱，不仅无偿归还全部东北边境特区，而且归还全部战俘以及开列出详细清单的卡车、大炮和弹药。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在同赫鲁晓夫处理古巴问题的暗中对比中，毛既不是“冒险主义”，也不是“投降主义”。他独一无二的结束战争行动的做法，排除了“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替尼赫鲁采取任何行动的可能，而同时保住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阿克赛钦高原，新疆至西藏公路就从那里通过。[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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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赫鲁晓夫则整个一副“欲学鲲鹏无大翼”[79]的样子，没“金刚钻”却在古巴愣要“揽磁器活”，充好汉，结果弄得苏联在1962年年底的世界大国政治博弈中风头出尽后便是洋相十足。同期的国际政治，在赫氏手中玩成了外交包袱和国家耻辱，而在毛泽东的手中则玩出了艺术和哲学。1972年2月22日，在访华途中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是一些眼光看得很远的人”。[80]拿破仑三世在大国政治历史中似乎是一个活宝级人物，基辛格曾将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作比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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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三世的可悲之处是他眼高手低；俾斯麦的遗憾是他的能力超出社会可接受的程度。拿破仑三世留给法国的是策略上的动弹不得；俾斯麦留给德国的则是难以企及的丰功伟业。[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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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也曾将法国历史上的两个拿破仑皇帝作过类似的比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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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拿破仑习惯于占领现代世界的首都，而小拿破仑则满足于舞台式的大场面，把自己的军队分散到一些无关重要的国家，把自己的精锐部队塞进这么多死胡同里。[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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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太确切，从这个视角观察1962年的苏联外交和中国外交及其后果，我们也会得到启发。基辛格说“赫鲁晓夫在柏林、古巴两个事件上失败的最后结果是，苏联此后不再向美国直接挑战”。[83]更为重要的是，苏联1962年的外交还失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任，赫鲁晓夫由此也失去了国内政治的支持并导致他1964年下台。从中国方面看，如果不计美、苏等国的“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84]外，毛泽东西南一次“亮剑”，不仅东南逼退了美蒋，西南也达到了“起码要保持30年的和平”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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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尤其是1964年中国核试验成功后，中国西南就只有战声而无战事，东南美蒋只有进犯“贼心”而无“贼胆”，美国对台湾蒋介石“反攻”计划压制更加严厉。1963年6月，蒋介石又派六批武装人员登陆并遭全歼；1965年5月和8月，国共两次海战，蒋介石除了喊喊外，再没有大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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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美国“西藏计划”及其失败[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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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美国针对中国崛起进行的自北向南的军事围堵，美国拼凑的从东、南、西三面封锁中国的各式条约组织则是对中国崛起的经济政治双重遏制。在这铁桶似的“包围”中，美国还针对中国采取干涉、分离、制造动乱等政策，试图从内部瓦解新中国。如果说前两种是用于遏制中国的两条主要战线，那么后者属于配合前者的第三条战线，其中干涉西藏是美国配合东亚战场从西面侧翼牵制中国的重要举动。但20世纪美国干涉中国西藏事务“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结局告诉人们：西藏是美国永远不可能得手，因而也是永远不要插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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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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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将西藏地区与所谓“共产主义扩张”联系起来，开始注意西藏问题。一部分美国驻印大使馆官员就提醒美国政府注意西藏对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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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中国国共战场上的三大战役[86]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国民党政权面临土崩瓦解。美国驻新德里大使就提出报告，建议美国国务院“根据亚洲正在变动的情况重新审议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其理由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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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共产党控制了中国本部，西藏将是亚洲大陆仅存的为数不多的非共产主义堡垒之一。外蒙古已经独立。共产主义在缅甸的影响很大，而且正向新疆和内蒙古渗透。西藏因此将具有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双重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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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西藏拥有抵御共产党渗透的能力—而驻新德里的使馆认为西藏似乎确有些能力，将西藏当作独立的实体，而不是继续当作已被共产党统治的中国的一部分符合我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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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藏政府相对稳定。人民天性保守，笃信宗教，他们具有反对与佛教信条相冲突的共产主义的倾向。达赖喇嘛的权威远远超出了西藏之外，对信仰藏传佛教的尼泊尔、锡金、不丹、蒙古等地的人民也有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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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政府现在无法断言享有对西藏事实上的有效管辖权—并且目前看来，它也不太可能再申张这种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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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藏日益显示出同外部世界建立商贸及其他联系的兴趣。务必使他们同外部世界建立关系的努力面向西方而非东方，这符合我们的利益。[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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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美国驻新德里大使亨德森致电国务卿艾奇逊提醒：“共产党对西藏控制的扩展反过来会影响美国对抗全球共产主义的全面立场。首先，共产党控制的西藏会对南亚尤其印度等非共产主义地区构成严重威胁。按照目前西藏和印度之间的条约安排，西藏人获准不需要任何旅行文件就可进入印度。因此，如果在西藏建立了共产党政府，这个地区将为共产党代理人渗透印度提供一个意义重大的基地。”[88]亨德森“实质上提议，假使共产党成功控制了整个中国，或者出现了具有同等重大影响的发展，我们实际上应当准备将西藏当作独立的实体对待”。[89]7月2日，美驻印大使亨德森再致电提醒艾奇逊：“由于当前中国和南亚的新发展，我们再次冒昧建议重新考虑我们对西藏的政策”并建议“（1）我们努力安排派往西藏的代表团不迟于9月1日到达拉萨；（2）这样的代表团应由重要而且外交经验丰富的美国人率领，随员应当外事经验丰富；如果代表团与西藏政府的关系发展顺利，代表团中少数人可以无限期留在拉萨”。[90]亨德森还向国务院申述了提出上述建议的如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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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产主义在中国本部胜利以后，西藏的发展对于中国以外的亚洲大部分地区意义重大；因此，在拉萨派驻我们的观察员似乎是有利的；（2）我们认为，我们不应继续无视在亚洲将来事务中很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和人民；（3）适当的观察员能够成功在西藏人中创造友好气氛，这种气氛在一定的时候也许非常有用；（4）现在正是我们努力维持与西藏的非正式关系的时候，因为通过已经不起作用的中国国民政府接近西藏政府显然是无意义的尝试，而且我们与其他政府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与有效控制中国本土的政府建立了关系，直接非正式地接近西藏政府将非常困难。[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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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亨德森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政府在国民党政府对西藏失控而共产党政府尚未接管西藏之际，迅速插手西藏并为将西藏从中国主权中分离出去做好准备。他提醒国务院注意“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的区别，认为“一般来说，与‘主权’相比，‘宗主权’暗指中国的管辖权较少，西藏自治权较大”[92]。1949年7月8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即将离任回国前写信给艾奇逊说：“我们希望建议新德里使馆今夏向拉萨派出小型代表团（国务院7月5日上午1时传阅电报信息）。广州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赞成在同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关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认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动。”[93]7月28日，艾奇逊回复亨德森的第503号电文肯定了驻印度使馆的建议“做出的贡献”，称国务院目前正在考虑“暗地派出代表团的可能性，国务院会重视你们的讨论”[94]。此事后因“目前印度实质上垄断了西藏的对外关系”[95]，美国如派代表团赴藏，“情况将变得复杂”而作罢。尽管如此，美国国务院还在第889号电文中敦促美驻印度使馆“借机利用共产主义对西藏的威胁来强调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危险危及了印度自身，对中国事态的发展持半超然的态度是不现实的”。[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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