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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打败日本后，转过身来就对付昔日的英法盟友，将日本曾从英法手中夺取的在亚洲的殖民利益攫为己有。苏联按照雅尔塔秘密协定，将中国长城以北及东北亚地区转为苏联的势力范围，美国也将中国长城以南及南洋地区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这一时期的亚洲政治特点是欧洲殖民体系从亚洲退出，苏美关系从“热恋”向“冷战”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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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出现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的浪潮及随之带出一些国家的分裂。造成这种现象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有强烈的独立要求；二是美苏两大国为瓦解英法殖民帝国主义对英法殖民地独立要求的联袂支持；三是英国在帝国瓦解前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对一些殖民地国家—比如印度—在撤离前的肢解；四是冷战因素，比如德国分裂、朝鲜半岛分裂等。其间，中国也面临美苏插手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分裂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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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远东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中国的走向关系到苏联和美国各自的战后利益分配。罗斯福去世后，哈里曼从美苏当时僵持的“波兰问题”中看出这一点。他写给国务院乃至五角大楼细加陈述的意见认为“斯大林坚持要有一个由孱弱而易于控制的邻国组成的地带，这可能并不限于东欧”。他预见到苏联将介入中国形势，他说“一旦苏联控制了与其接壤的地区，它就可能要向随后与之毗邻的国家进一步渗透”。哈里曼说他“看不到拱手等待有什么好处，愈是靠东边的问题，愈要争个明白”。[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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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中国问题上关心的就是沿西伯利亚大铁路南侧即中国新疆、蒙古直至东北辽东半岛一线的控制权问题。1941年年底虽然欧洲和太平洋战争正在炽热地进行，苏联就开始对战后世界体制设计提前作出符合苏联利益的规划。12月2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和苏联情报局副局长洛佐夫斯基就此致信斯大林，关于远东，他提醒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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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应当考虑涉及我国边界的全部问题。我们不能再忍受日本军舰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把我们同太平洋和我们的港口切断并封锁拉彼鲁兹海峡（即宗谷海峡）、千岛群岛海峡、津轻海峡和对马海峡这样的局面。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维持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原状。应当从安全和交通自由的角度来考虑我国的陆地和海上边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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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该准备未来和平了，即使是以初步的方式也好。由此我建议成立两个秘密的筹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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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核算我们所遭受的损失，确定战败国如何从经济上对苏联作出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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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治委员会，负责研究苏联的边界、德国及其盟国的边界以及这些国家的国家体制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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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当然的是，如果日本卷入与我们的战争，那么这两个委员会还必须考虑战后苏联同日本的关系，特别是我们的远东边界和苏联各港口同整个太平洋沿岸港口的自由通航问题。[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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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得到斯大林的高度重视，1942年1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并作出《关于东欧、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战后体制安排方案委员会》的决议，委员会由莫洛托夫任主席。[181]1943年9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建立和约与战后安排问题委员会和建立停战问题委员会的决定》[182]。9月9日，李维诺夫把战后安排委员会将要研究的问题的清单提交斯大林，[183]1944年1月1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长篇报告，就未来和平和战后世界政治安排提出建议。事后看来，这篇报告对斯大林关于欧洲和远东的战后考虑有较大的影响。关于中国，报告开篇“总的设想”部分，开宗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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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勾勒出关于未来和平最佳条件的哪怕是一般性的设想，必须首先明确地表述出你所追求的具体目的，因为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所采取的手段。在我看来，我们在构建未来和平和战后秩序时的具体目的，应当是：造成一种局势，使得在长时期内，至少在欧洲和亚洲，苏联的安全得到保障，而和平得以维持。如何理解“长时期”这种提法？我把这个词理解为，足够用来完成以下事项的时间[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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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苏联得以强大到无论在欧洲或在亚洲发生的任何侵略都对它不构成危险。不仅如此，还要让欧洲、或亚洲的任何一个大国或集团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不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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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欧洲，至少欧洲大陆，得以成为社会主义的欧洲，从而根除在世界这个地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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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该报告认为要视中国对苏联的态度而定，迈斯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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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讲到中国，那么一旦日本战败，我们对中国所追求的基本目的就将可以得到实现。今后，苏联应当力求尽可能深入地使苏联的影响进入中国，并同中国尽可能加强友好关系，但是，苏联把中国变为一个真正强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行动力度，基本上应当取决于中国内部发展的过程。如果这种发展的趋向有利于加强和巩固中国及其政府中真正民主的、民族进步的和同苏联友好的人士地位，那么我们的援助自然将比相反的情况下更为强化。另一种情况也是可以设想的，即，我们无意（至少在一定的时期内）促进中国的强大，因为在一定的情况下中国可能对苏联形成某种严重危险。[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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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对中国援助的前提是中国是否接受“东欧化”即甘愿“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做苏联的附庸，服从苏联发号施令这一前提。接着中国这一部分迈斯基就以东欧为例解释了所谓符合苏联利益的“真正民主的制度”，他在《敌对国家和目前敌占国家的国家体制》一节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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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希望战后上述国家的国体建立在按照人民阵线主张提出的广泛民主原则的基础之上。有理由认为，在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些国家中，上述原则不须外来的任何压力即可相当彻底地得到实现。至于诸如德国、意大利、日本、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保加利亚、波兰、南斯拉夫、希腊、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情况就不同了。要在这些国家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恐怕不得不从外部，也即首先是由苏联、美国和英国施加种种影响。在此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面前不应当有所犹豫而止步不前，因为这些国家中民主的国家制度是维持和平的重要保证之一，而盟国在这场战争之后的基本任务应当是在欧洲（也包括欧洲以外）构建起新的更加有效的安全体系。当然，在每个国家内，都必须考虑到当地的条件和传统，并采用适合该国国情的、合乎分寸的影响方法，但是放弃这项任务是不行的。[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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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未来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取决于“中国及其政府中真正民主的、民族进步的和同苏联友好的人士地位”，即苏联对中国的可控以及中国对苏联利益的让渡程度，而非中国与苏联政治制度一致的程度。迈基斯的这个报告中的相当部分与斯大林外交路线是一致的，或者说，斯大林采纳了其中相当的观点。1943年12月1日，斯大林在回答丘吉尔关于如何理解苏维埃早期政权提出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口号的问题时，斯大林半开玩笑地回敬丘吉尔：“我对您说过，现在我成了一名保守分子了。”[187]1944年10月14日，丘吉尔告诉斯大林：“欧洲的一些小国被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吓得要死。”斯大林明确告诉丘吉尔：“现在世界不会吓得发抖了。苏联不准备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188]这时苏联对欧洲政策是如此，对亚洲当然也不例外。这时苏联外交目标已与十月革命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丘吉尔对此不明白的话，那么，当时身处英国人狱中的印度国大党主席的尼赫鲁反倒看得清楚，他在狱中写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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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未来政策还是隐藏在神秘之中，但是也已经漏出了它的一些端倪。它的目的是要在邻近它边境得到许多友好的、附属的或半附属的国家，越多越好。虽然它为了建立某种世界性的组织而和其他国家合作，但它更有赖于在无懈可击的基础上建立起它自己的力量。[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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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前夕，斯大林为了巩固苏联在战争及谈判桌上获得的战后“红利”，四处劝说战后各国共产党放下武器参与资产阶级政府，以此使苏联避免卷入英美势力范围内的新冲突，因为这些新冲突将使苏联在谈判桌上得到的战后“红利”化为乌有。斯大林在同丘吉尔签订“百分比协议”后的第二个月，即1944年11月19日接见并建议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多列士（1900～1964）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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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考虑到目前法国有着为盟国所承认的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很难拥有平行的武装力量。因为有正规军。人们可能会责问共产党人，他们为什么要有平行的武装力量。当没有临时政府时，当临时政府没有借以立身的后方时，存在这种武装还是有一定意义的。而现在，有了政府，政府又有了军队，为什么这样的武装还要存在呢？这只能成为共产党敌人的论据。这种论据可能说服中间层的法国人。因此，保留武装力量的共产党的地位是软弱的，将来也会是软弱的。要维护这种地位是困难的。因此，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另一种组织，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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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战日近尾声，斯大林的目光日益转向远东。斯大林的沙文主义态度日益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大压力，斯大林对法共的态度也用于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关于这一点，1946年1月3日斯大林在与蒋经国谈话时表达了自己的设想。在蒋经国问及“照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未来的中国政府中成什么样的比例呢？”时斯大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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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一个政党在政府中所拥有的部长职位通过与该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数相一致。英美两国政府是由取得多数的政党的党员所组成。比如：工党在英国最近的大选中取了多数，他们建立了只有工党党员组成的政府。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却要求在其他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兰的政府要有反对党代表。他（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和美国人，为什么他们不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自己的政府，他们耸了耸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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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则是另一种情形。法国现行的组成政府的制度更加民主，参加政府的还有取得少数的政党代表。如果不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那么反对党就会转入地下活动。如果允许反对党参加政府，他们会奉公守法。这是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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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举行自由选举，共产党将存在，国民党也将存在。比如，苏联与美英帝国主义者和平共处，并未同他们打仗。国共两党更加应当和平共处。当然两党之间会有竞赛，不过国共两党都将存在。[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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