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591550 当首相和我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接到关于这个协定的通知时，我没有让他签字，他们也没有强迫我们签字，这时，丘吉尔先生和我当着斯大林、罗斯福的面，发生了一场争论。我们又把英国前任驻华大使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请来排难解纷。他跟我意见相同，即我们不应该参与这个协定。但首相觉得，不论我们是否喜欢这个协定，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协定上签字，我们在远东的威信就势必受到影响，因而将失去今后参与讨论远东问题的资格。[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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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52 苏美双方一致同意对这个协定实行保密。直到1945年6月14日，杜鲁门才指令赫尔利将这一内容通知蒋介石。在此之前，美方除在场者及罗斯福私人顾问霍普金斯等少数人外，至于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艾登说：“斯退丁纽斯对这事的详情根本一无所知，他同首相和我一样，可说完全蒙在鼓里。”[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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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54 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美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试图联合日本逐出英法，南北分割亚洲的设想，在此转为联合苏联得以实现。美国和苏联从对付欧洲的经验中知道，一个对等破碎的亚洲远比一个有主体板块从而有主体政治的亚洲更易控制。而肢解亚洲的关键，就是肢解中国—这实际上还是日本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159]战略的翻版。分裂中国的关键是利用当时中国的内战，使各自都拥有强大武装的国共两党同时并存，使其在内耗中演变为以长城或长江为界的南北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美国和苏联在抗战胜利后力促国共和谈的表面下隐藏着南北肢解中国的目的。所以，当斯大林听到罗斯福说美国“正在进行各种努力以使北方的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实现联合”，立即表示“这很好”[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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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56 对1927年“四一二”事件记忆犹新的斯大林心里明白这样的结果将意味着什么。几个月后斯大林见到蒋经国就直言“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161]，那么，阻止中国“进步”的终极手段，斯大林与美国人一样明白，那就是肢解中国并使中国政治破碎化，至少使中国政治置于印度议会或俾斯麦之前的德国议会那无休止的“议而不决”的无效行政之中。要实现第一个目标即肢解中国，美苏需要合作，美国通过约束中国国民党，苏联通过约束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的不统不合的局面—目前的台海两岸这“两个中心为‘患’”的现状就是当年美国这一策略的残存后果。要实现第二个目标，苏美就需要蒋介石配合，因为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买办，依靠外国资本而不依靠本国人民，这样的政权统治中国的结果充其量也就是第二个印度—恐怕还不如印度。但不管怎样，既不能让中国在抗战灭亡，又不能让中国在抗战后强大，都是美苏不好意思直言的在中国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下，斯大林与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又开始联手。与分割欧洲是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与罗斯福不能明言的目标一样，分割亚洲也是斯大林和罗斯福不愿言明而又隐藏在雅尔塔谈判以及后来的美苏对华政策之中，却最终因共产党打过长江而没有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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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58 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接下的重建国际和平的任务便转到远东地区。7月1日起，美军开始从苏占区撤走，同时，美、苏、英、法军进入柏林的各自占领区。7月17日至8月2日，三大国首脑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议。会后发表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全文共十三条，前五条正告日必败无疑，唯无条件投降别无他途。后七条则是盟国设置的投降条件。其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是后七条，其中关键是第八款，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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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60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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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62 这一条如再结合《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及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一起研读，我们还就会发现50多年后的今天中日矛盾的焦点所在。[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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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64 如果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日本“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的说辞可以表达日本放弃在台湾权利的含义，但现在日本建交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不再是《开罗宣言》中所说的“中华民国”，并且日方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这时日本再以波茨坦第八条搪塞台湾主权归属问题，显然就不合逻辑了。尽管大平正芳代表日本政府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但日本方面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还是刻意规避了台湾的法律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只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只是理解和尊重但并没有承认中国政府重申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尽管日本与台湾当局实行了“断交”，但并不能由此推导出它法律上承认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由此必然产生的逻辑是，日本方面“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包括台湾的，日本与中国建交的主权关系只限于中国大陆，日本方面废除在1952年4月28日签署的《日台条约》，不与台湾发生正式的官方关系并不是基于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而是基于“理解和尊重”中国立场的表态。关于此，当时与大平正芳共同签署《中日联合声明》的中国外长黄华在其回忆录中认为：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充分理解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是“以间接的方式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笔者认为，日本方面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既没有直接承认，更没有“间接承认”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他只是承认了《开罗宣言》确定的“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的立场。这实际是“两个中国”隐喻式表述。若一定要从积极意义上看，日方的这个表述只是明确承认了台湾不属于日本，日本放弃在《马关条约》中获得的对台湾的所有权利。但对于当时已为战败国的日本而言，这是一个没有意义但是必须有的法律表态。参阅张文木著《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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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66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这对加速战争结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关于此，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有一段很能反映三人性格差异的插曲。杜鲁门和丘吉尔本想以为有了可以讹诈斯大林的“绝对武器”，并以此逼迫斯大林在波茨坦会上服软，结果却是自讨没趣。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当天的日记对此有生动的记载：当丘吉尔得知这一消息后，史汀生发现首相“极有兴趣并大为振奋”，但他“强烈倾向于”反对将这消息告诉斯大林。[164]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得意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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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68 我们可以不需要苏联人了。日本战事的结束不再要依赖他们大部队的涌入，进行最后持久的屠杀。我们无须再乞求他们的恩惠。[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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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70 此时的丘吉尔大有一种想看斯大林难堪并由此得到快感的心理，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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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72 第二天，7月24日，在我们的全体会议结束之后，大家都从圆桌边站起来，并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准备离开。我看见总统走向斯大林，单独谈起来，只有翻译在边上。我离他们大概5码远。我密切注视着这个重要谈话，我知道总统要说什么，我要观察的是谈话对斯大林的效果。我现在想起来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斯大林看上去很高兴。一种新的炸弹！威力特别大！可能对整个日本战争有决定性作用！多么幸运啊！这是我当时的印象，而且我深信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在他紧张的辛劳和压力之中，原子弹显然并不占有什么位置。如果他对于正在进行的世界事务中的革命有一点了解的话，他就应该有明显的反应。他的回答最简单不过了：“非常感谢你告诉我有关你们新型炸弹的事。当然，我没有技术上的知识。我能否派核科学方面的专家明天上午去拜访你们的专家呢？”但他的脸上还是那么愉快和亲切。这两个掌权人物的谈话很快就结束了。当我们在等汽车时，我发现杜鲁门就在我身边。我问他：“事情进行得如何？”他回答说，“他始终没有提一个问题。”[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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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74 丘吉尔的记录与杜鲁门大体一致。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记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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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76 7月24日，我偶然对斯大林提到我们拥有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俄国部长会议主席并没有表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只是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并希望我们“好好地运用它来对付日本”。[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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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78 时任远东事务主要顾问的波伦的观察与杜鲁门一致。他回忆说“斯大林的反应是那样随随便便，使我对总统的口风是否已达到目的有点怀疑”[168]。哈里曼回忆说：“我们在谈论日本和原子弹时，莫洛托夫一面端详着我，脸上似笑非笑，一面说道：‘你们美国人想保密就保密吧。’他说话的样子使我确信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了。”[169]丘吉尔对斯大林无动于衷而非常失望。他只能归因于处在“紧张的辛劳和压力之中”的斯大林“并没有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朱可夫对这段插曲做了重要的补充。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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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80 我记不清确切的日期，但是在一次政府首脑会议之后，杜鲁门向斯大林透露说，美国有一种威力异常大的炸弹，但他并未把它称为原子弹。据外国记者后来报道，在透露这一消息的瞬间，丘吉尔的两眼死盯着斯大林的面孔，观察着他的反应。然而斯大林并未显露丝毫异常的表情，而是装作未从杜鲁门的话语中发现任何特别的东西。以至丘吉尔和英美的其他许多作者后来都认为，斯大林大概的确没有懂得所透露给这一消息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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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82 实际上，当斯大林返回住所，就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跟B.M.莫洛托夫谈到与杜鲁门这次谈话的内容。B.M.莫洛托夫听到后说：“他们是想抬高身价。”斯大林笑着说：“让他们抬身价好了。应该告诉库尔恰托夫加快我们工作的进度。”我知道，他指的是原子弹。[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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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84 1945年4月5日，苏联通知日本，废除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随即准备对日作战。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8月9日，150万苏联红军在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率领下，兵分四路向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当天，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7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日军发出通牒，要日军放下武器，全部投降。8月18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下令向苏军投降。8月20日，关东军开始向苏军缴械。至8月30日止，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关东军全部解除武装，苏军对日作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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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86 事后，丘吉尔也意识到原子弹用于结束战争的作用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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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88 如果认为日本的命运已由原子弹决定了，那就错了。它的失败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之前已经注定了；压倒一切的海上威力注定了它的失败。仅是海上力量就让我们有可能夺取海洋上的基地，从那里发起最后的攻击，并能迫使它的京都军队不战而降。[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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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90 丘吉尔在此只说对了一半，他说对了日本命运败于美国那“压倒一切的海上威力”。1945年2至5月间日本也在国内实行了三次兵备动员，拼凑了40个师团共240万兵力。6月8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今后应采取的指导战争的基本纲领，要求“坚持把战争进行到底，以期维护国体”。6月21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战时紧急措施法”，规定政府在非常情况下“可不受其他任何法律的束缚而发布命令和进行处分”，次日，在第87次帝国议会上，又公布了“义勇兵役法”，规定“必要时”征集15～60岁的男子和17～40岁的妇女。紧接着，国内各地编给“义勇队”摆出“本土决战”的架势。[172]3、4月间，美国在硫黄岛和冲绳岛遇到日军的顽强抵抗。上任不久的杜鲁门说：“敌人曾顽强地防守冲绳和硫黄岛，我军生命的损失极为沉重”；“我们离日本本国的岛屿越近，敌人的抵抗也越加坚决和顽强”。[173]马歇尔将军告诉杜鲁门：“在日本本土使日本投降，估计要牺牲50万美国人的生命。”[174]杜鲁门说：“我们没有办法把军队运往中国，以便把日本人从中国大陆赶出去。我们一贯希望有足够的俄国军队开入满洲，把日本人驱逐出去。在这个时候这是唯一的办法。”[175]直到波茨坦会议期间，7月24日，美英两国参谋长拟订并经过杜鲁门和丘吉尔共同批准的对日作战部署报告，仍然认为“需要到1946年的深秋，才能使日本屈膝”。杜鲁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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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92 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我们所有的人都充分认识到战斗将非常残酷，损失也很重大。我们希望要是俄国参战，日本一些部队将继续被牵制在中国，同时另外一些部队也将被阻，不能增援本土诸岛。[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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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94 哈里曼的考虑可能更接近实际，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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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96 虽然没有苏联的帮助也可以打败日本，但是无法阻止斯大林在最后的时刻宣战并派遣军队至满洲，从而（至少）重新取得俄罗斯帝国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丧失于日本的港口与铁路。[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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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598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即使在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和日本宣布投降后，尽管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曾准备“伙同陆、海军部改变雅尔塔协议”；麦克阿瑟在7月16日美国核试验成功后也认为“俄国的任何介入”对日作战“已无必要”，[178]杜鲁门尽管对苏联态度有所强硬，但对罗斯福与斯大林达成的雅尔塔秘密条约没有做出任何毁约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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