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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两个月相比，我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我拟近期动身前往贵国。有三条路线可去：陆海空。但不管怎样，我们务必经过哈尔滨，因我要同东北的一些负责同志商谈。望派飞机于本月25日前后到蔚县……如果您决定接我们走海路，望在本月底派船赴指定海口……如果我们不能乘飞机，也不能乘船，那我们无论如何本月15日前后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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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身北上。[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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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可能不知道此间南斯拉夫铁托正在遭到斯大林的清算。6月28日，苏联共产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7月14日，左右为难的斯大林请人转去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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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列宾[292]转。请转告毛泽东下列内容：鉴于征粮工作已经开始，从8月份起领导同志要分赴各地，至11月方回。所以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安排到11月底。俾能同所有同志见面。[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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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听到斯大林的意见后对转信的苏联同志说：“难道苏联把征米看得这么重要，乃至党中央的领导人都要出去参加吗？”1948年9月28日，毛泽东继续致电莫斯科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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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为得到）指示，我打算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去。现在暂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汇报，请您向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转达。真心希望他们给予我们指示。[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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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称自己忙于战事，要求将赴莫斯科的行期改至1949年12月底。[295]然而1949年1月14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会仍作出推迟毛泽东访苏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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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此后，中国形成南北划江而治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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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斯大林反复拒绝毛泽东访苏、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又反复暗示毛泽东不要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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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斯大林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你党应维持国内和平，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若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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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伊始，就在毛泽东准备一鼓作气打过长江的时候，1月10日、11日、14日、15日，斯大林反复打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与国民党继续和谈，建立和平，称“如果中国共产党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继续进行内战”。[297]1月底，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同刚刚上台的代总统李宗仁达成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张治中告诉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径波说，罗申向他表示莫斯科“希望结束目前的内战，并在委员长的领导下恢复和平。他们承认委员长是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领袖”[298]；他认为：“中共决心继续打下去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关系，盖苏联只劝告他们沿着长江停止进军。”[299]就在罗申与张治中谈话两天后，即被紧急召回莫斯科。蒋介石的秘书告诉司徒雷登：“在罗申启程的前夕，中国的情报机构截获了苏联发给驻南京大使馆的电报，并已破译。”据说，“这份电报指示改变（苏联）对华政策，努力在国共之间作出某些安排。”[300]1月30日至2月8日，斯大林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到西柏坡与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就新中国成立有关问题广泛交换意见。米高扬最关心是中共对待外蒙独立、苏联在旅大港的权利等方面主张，以及中共过江的决心和措施。[301]此间，即2月19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克拉布也向国务院马歇尔报告，罗申在回国述职前曾表示“如果国民党人愿意下令停止内战，苏联愿意在这方面予以协助。他可以保证，中国共产党人也会停止战斗”[302]。与此同时，苏联驻华大使馆按照蒋介石政府的要求随其迁往广州，这“看起来像是莫斯科方面对蒋介石政府的一种极为关切的表示”。[303]而蒋介石的盟友美国的使馆却在8月才离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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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上海即将解放前夕，中国历史就出现这样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曾反对中共的美、英、法等国都留在南京并考虑要不要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建立某种关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留在南京准备与中共接触；[304]另一方面，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苏联在派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西柏坡“了解情况”的同时，其驻华大使也随同国民党南下广州。2月1日，周恩来请求米高扬对此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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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再将目光从长江北岸移向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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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与苏联阻止中共南下企图相呼应，马歇尔也在紧锣密鼓地利用蒋介石的军事失败不惜以“换马”的方式逼着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长城，继而在长江划界，以此将中国北南划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美国的势力范围—这是罗斯福与斯大林雅尔塔密谋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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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年初，也就是马歇尔来中国前后，美国国务院已有保持“一个分治的中国”的想法。据哈里曼回忆，他与同僚讨论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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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蒋没有能力用战争来消灭共产党的军队和重新控制满洲。我以为我所能希望的最好结果是一个分治的中国，共产党占领中国北部，蒋控制中国南部。我想象蒋能存在下去，并认为我是低估了共产党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促使我相信共产党无力接管整个中国的人是斯大林本人。[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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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美国帮助蒋介石向华北运送兵力。但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美国帮助蒋介石运送兵力的目的并不主要是帮助蒋介石收回东三省，而是需要蒋介石军队帮助美国落实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谋划而又为国民党政府默认的以长城北南为界的各自势力范围。至于蒋介石如何实现东北主权，只要不损害美国长城以南的利益，那是蒋介石与斯大林的事，美国并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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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30日，斯大林与蒋经国谈话，蒋经国向斯大林转达了蒋介石的保证：“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中国将预先同苏联商量，并就发表共同的观点同苏联政府达成一致”；“东北永远不会成为反苏基地。中国军队开赴东北只是为了维持那里的秩序。中国政府本不愿意在中苏边境驻军”；蒋介石准备“在苏联与东北的边境建立像美国与加拿大边境那样一种制度”；在东三省经济方面，坚持门户开放政策，但依然保持苏联在经济方面的主导作用。斯大林说：“苏联不谋求优势地位”。蒋经国答道：“中国愿意向苏联提供这种地位。”斯大林表示感谢，在蒋经国做了“美军一完成自己的使命就撤走”的表示后，斯大林说“苏联政府不希望美军进入东北。这是苏联的地区。好像美军并不想进入东北。无论美军，英军和其他外国军队均不应当允许进入东北”。蒋经国表示：“美国不会进入东北，并且再次重申：他们一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全部撤出中国。”[306]为了保证对苏联势力范围的“尊重”，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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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亲苏”谈话内容很可能为美国了解，1946年年初马歇尔赴华伊始给蒋介石的第一个下马威就是通过美国国务院照会国民党政府声称：中苏两国政府对于中国东北工业问题的谈判，被美国政府认为将会“违反门户开放原则”，对于企求参加中国东北工业开发权利的美国人将会形成“明显的歧视”[307]。蒋介石当然明白其中的含义：在美国与苏联之间，他只能二者必居其一。为了东北，他必须倒向苏联，而为了打败共产党，巩固其统治权力，他又必须倒向美国。丘吉尔3月铁幕演说和苏联5月全部撤离中国东北后，蒋介石再次玩起1927年曾玩过的“翻脸不认人”把戏，全面倒向美国并为此很快获得美国“延长对国民党政府租借法案期限”的保证，并与美国签订《中美剩余物资购买合约》。根据“合约”，美国向国民党政府廉价出售军用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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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蒋介石根本不知道—如果他了解英美苏在德黑兰关于第二战场地点的争论及其意义，就会理解—马歇尔对华方案的真实意图，只是在促成中国统一的幌子下，让蒋军队为美国守住长城以南的势力范围，这正如斯大林在长城以北支持中共军队的目的是让他们为苏联守住其关外势力范围的目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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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倒向美国，也促使斯大林在退出东北之前快速将东北交与中共军队。1946年4月18日，中共一举拿下长春。当天马歇尔从美国回到中国，立即当面对蒋介石收回东北的想法施以“声色俱厉”[308]的高压。面对蒋介石的军事危机，马歇尔冷冰冰地告诉蒋介石“国民政府不可能亦不应再往北进”[309]，蒋介石表示除非共产党撤出长春，不然他决不签署或同意任何解决办法。马歇尔则埋怨蒋介石错过利用和平手段控制东北的机会。他批评蒋介石战线过长，兵力分散，[310]暗示蒋应向南收缩战线。4月19日，马歇尔会见蒋介石，“主张应与共军妥协”，蒋介石气愤地连续几日在日记中对“愤其不争”的马歇尔充满怨意。蒋介石在4月19日的日记中说，他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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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直告非先改变其（马歇尔）对共党之态度与方针，决不能达成调解之目的；唯有美方坚持积极协助我政府之政策，方能达成消极“容共”之目的。若仍采取过去对共党怀柔与妥协之方针，则将贻误大计，必至根本失败而后已。[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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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认为，只要给马歇尔晓之以理，“美国必反对俄国垄断东北”，“而愿协助我政府收复东北主权”。他写道：“如马歇尔果有卓见，则应以客观态度认识俄、共绝无诚意者。”（蒋介石1946年4月21日日记）。但到第二天（1946年4月22日）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马歇尔也直告他：“如果不与共军妥协，则美国将停止对运输政府军前往东北的支援。”[312]当天（4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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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央军须由美军代为运输，一切计划皆受其牵制，且彼时以撤退其海军、中止其运输以为胁迫，使我不能不迁就彼对共党妥协之建议；殊不知此时对共党妥协，实无异对俄国屈服，当共党气焰嚣张之时，其要求条件之苛刻决难忍受。故应对马歇尔直说之，促其觉悟也。[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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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实则不明白：这时马歇尔所谓实现“停战”的潜台词已是让蒋介石放弃东北，中共不要南下。前一任务由他马歇尔完成，后一任务，他知道斯大林自然会与他保持默契。蒋介石哪里知道马歇尔“反共”只是为了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幌子，其4月返华的真正目的，是与斯大林合唱南北分裂中国的双簧戏。马歇尔秉承罗斯福美国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争执的原则，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欧洲并实现了美国对世界的主导权战略。在远东，马歇尔与斯大林试图实现对远东，首先是对中国的战略红利的分配。美国反共与否取决于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的需要。因此马歇尔不容许蒋介石与中共最后摊牌，因为马歇尔只需要蒋军守住美国在中国关内的利益。关于这一点，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的列多夫斯基倒看得明白。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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