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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尔干地区的，依靠自己力量已接近取得全国政权的希腊共产党也同样因没有得到苏联支持而功败垂成并遭残酷镇压。当时希腊共产党在希腊已造成了1912年列宁在《巴塞尔宣言》中所指出的那种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的形势[271]，发动民主民族革命，希腊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44年解放全国。同年10月，希腊流亡政府在英军护送下回到雅典。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丘吉尔来到莫斯科求助于斯大林并得到与当年《巴塞尔宣言》精神完全相反并曾为列宁激烈谴责的“不准备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承诺。丘吉尔得到这个承诺后，即对希腊共产党大开杀戒，12月初，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发动了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和总罢工，遭到英国军队和希腊政府的武装镇压。随后，英军与人民解放军在雅典发生军事冲突。1945年2月12日民族解放阵线同政府签订了瓦尔基扎协定。根据该协定，希腊人民解放军被解散，武器交给了政府机关。1946年2月13日，希腊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决定重新开展武装斗争，到1947年已控制了除雅典和萨洛尼卡等大城市以外的大部分地区。12月24日，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军宣布成立希腊临时民主政府。按照斯大林与丘吉尔的战时协定，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但此时，衰落的英帝国已无力控制希腊的局势，于是不得不请求美国的帮助。1947年11月美希联合参谋部成立，以范弗里特为首的250多名美国军官组成了援助希腊顾问团。到1949年希腊政府军计有18万人，且装备精良，武器先进，还有空军和海军的大力支援，而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军则缺乏粮食、弹药，也没有得到来自苏联阵营的援助，终被镇压，不得不将游击队撤入阿尔巴尼亚境内，希腊内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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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希腊共产党全军覆没的命运，其实早在1944年10月丘吉尔、斯大林的“百分比协议”中就确定了。希腊共产党和伊朗左翼力量的命运差别仅在于，前者“交易”发生在事前，后者则发生在事后。这样的结局，不能不对包括中国蒋介石国民党在内的英美势力是一个鼓舞，同时也让包括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及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内的一切国际共产主义力量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所警惕，这大概也是后来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中国等抵制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而不是所谓的“苏联模式”—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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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2日，南斯拉夫联邦议会发表外交政策，表示愿意承担原南政府同美国所订条约的义务。美国政府据此于4月18日宣布承认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政府。这使斯大林隐约感到对俄战略地位有重要意义的巴尔干有了脱离苏联的危机。在远东地区，也是最现实的因素是，中共在接收东北于4月19日占领长春后，却又于5月在四平守卫战中—尽管有苏联在物资方面的大力支援—严重失利，以至不得不放弃对整个战局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四平。这大大动摇了斯大林对毛泽东（是否有能力守住苏联在东北的利益）的信心[272]并加剧了斯大林在蒋经国回国后对蒋介石倒向苏联的期盼心情。从蒋经国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当时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期盼是非常急迫的。蒋经国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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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方洽请父亲与斯大林会晤一事，经过情形是这样的。三十五年（1946年）五月中旬[273]，一位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武官，名叫罗逊[274]的，声言有事，到处找我。我当时就约期同他会面，一见面，他就说：“你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说：“到北平去了。”他说：“这几天是我一生最着急的日子，到处找你，都没找到。”他同时拿出一个电报来给我看，内容是说：“苏联政府欢迎蒋委员长到莫斯科去，同斯大林元帅见面；倘使蒋委员长认为在莫斯科见面不妥当，斯大林同意指定苏联国境以内的任何地方见面。”我立即回答他说：“我要当面报告委员长。”他说：“你报告以后，委员长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答复，请你马上告诉我！”他说话时态度非常焦急。我回来报告父亲之后，父亲说：“慢慢答复他。”当天罗逊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竟一连打了七次电话给我，催问这事，当他打第七次的电话时，已是深夜了；我就用很轻松的口吻推托说：“朋友！我要睡觉了，明天再谈好不好？”他说：“到底委员长怎样呢？”我说：“委员长还没有说什么。”到了第二天，父亲召我去，并指示我说：“你去告诉罗逊，几个月之内，我很忙，不能离开自己的国土。”父亲又指示我说：“关于这种事，你就答复他这几句好了，不必多说。”我奉命后，就直接去找罗逊，遵照父亲的意旨行事，把上述的几句话，告诉了他。他说：“还有什么话要说的没有？”我回答说：“再没有别的话。”事实的经过，就是如此。[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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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铁幕演说”以及发生在伊朗和希腊的有利于西方的形势变化，也影响着同期的中国国共两党领导人对形势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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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经过权衡后，下决心放弃苏联迅速倒向美国并得到美国的呼应。[276]1946年6月28日，美国政府批准新的军事援助蒋介石的协定，延长对其租借法案期限。8月30日，蒋介石同美国政府又签订《中美剩余物资购买合约》，根据合约，美国向国民党政府廉价出售军用物资；11月4日和12月20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中美航空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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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铁托刚与美国建交后的两个月，蒋介石又突然采取向美国“一边倒”政策，丘吉尔“铁幕”讲演后在欧洲和远东发生的这一系列重大事变严重挫伤了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期盼，自1927年“四一二”后，斯大林再次体会到了蒋介石翻脸不认人的政客做派。作为报复，斯大林迅速调整原来的支持国民党接收东三省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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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苏联军代表尼德涅夫中将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莫斯科的重要建议，这一建议经八路军晋绥军区转告延安：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反对苏军进入东北三省以外的地区，他们必须撤退出目前占领的察绥地区。因此，莫斯科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前往接收，包括他们不久后将要撤出的东北地区。这位将军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中共同苏联和外蒙之间的交通，以免将来国民党军队占领这些地区会再度切断双方的联系。尼德涅夫将军表示，八路军务必全力控制这些地区，如果八路军需要，他们可以秘密地提供武器；即使将来八路军在抵抗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受挫，也可以靠近外蒙边界，甚至撤到外蒙去。但条件是“战略重心千万不能南移”。[277]几乎与此同时，苏联驻中国大使彼得罗夫在重庆直接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根据莫斯科的意见，中共应当“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线，防蒋进攻”。[278]与此相配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早在重庆谈判期间就作出了战略重心整个向北移，“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重要决策。1945年9月19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并取得当时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赞同，向全党发出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279]的指示。与此相应，中央要求撤退长江南北分散孤立的八个解放区，集中兵力加强长江以北的阵地，接替江苏、山东中共主力北上后的防区，准备抵抗国民党在南线的进攻，掩护中央扩大和巩固东北根据地战略。[280]“当国民党部队北出山海关时，我已拥有大军20多万人。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先机进入东北的战略部署”。[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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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说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对中共与对斯大林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前者来说，收缩战线，将拳头收拢于有苏联保护的东北，有利于抵御蒋的全面进攻，也有利于再次伸出拳头打击蒋介石。但对后者来说，斯大林则希望中共可以为他守住其在中东铁路和旅顺基地的“雅尔塔红利”，同时也可用东北地区消化中共的主力使其淡化南下统一全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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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共确定固守华北的战略后，斯大林对中共的支持，随美国对华干涉加深进一步加大。1946年9月30日，美军北上天津登陆，10月1日，又北上秦皇岛登陆。11月4日和12月20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中美航空协定》。这对已完成从东北撤军的苏联是重大刺激，这又促使斯大林急迫需要中共在东北快速扩张以抵御美国的对东北介入。10月1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特意接待了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彭真，特意转达斯大林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我们很有信心。”在得知中共中央准备夺取全东北时，斯大林表示“你们气魄很大”。但他不同意中共中央关于让开南满，争取背靠苏蒙朝鲜的东西北满的军事部署，认为应该在山海关方面部署15万主力部队，在沈阳周围地区部署10万兵力，他说“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长春路是商办，谁若运兵需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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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东北局从苏军手里得到了一个大队的飞机、50辆坦克和上百门各种炮，以及南满日军武器库中可以装备十几万人的枪支弹药”。[283]此后，中共的军事胜利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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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斯大林放手中共占领东北，尤其是支持中共控制山海关方向，首先是为了保证苏联在辽东半岛的旅顺大连港的战略利益。1945年12月23日，贝尔纳斯告诉斯大林天津有60万共产党军队，斯大林对此报之一笑，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牛皮大王。他们既夸大自己的力量，也夸大对手的力量。”[284]显然斯大林认为：仅占领东北的任务就可用尽中共的军力并使之无力南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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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解放战争全线展开，战场形势也日见明朗。2月20～30日，华东野战军发动莱芜战役，歼国民党军7万多人，占领13座城市。5月，中共中央改变原先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案，转而提出“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计划。6月，中共军队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从防御作战转入局部反攻。6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进入国统区。7～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8月20日沙家店战役胜利，中共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歼国民党军2.4万。毛泽东断定蒋介石国民党败局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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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蒋介石倒向美国的力度也越来越大。12月8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海军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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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玩味的是，就在共产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胜利，而蒋介石与美国勾结日益紧密的时候，斯大林反与毛泽东拉开了距离，尤其是在1946年8月 31日蒋介石请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向斯大林转达“一旦中国国内政局稳定，我想亲自去见他”[285]的请求后，以及1947年4月24日斯大林接见马歇尔后，[286]斯大林开始对解放军的南向攻势加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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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年初，中共向斯大林提议毛泽东访问苏联，获斯大林同意，但要求此事绝对保密。但到6月15日，斯大林又致电以医生身份与中共联络的阿•雅•奥尔洛夫，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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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告毛泽东，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不宜就莫斯科之行走露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也认为应该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以通过哈尔滨为佳，届时若需要，我们可以派一架飞机迎接。望电告同毛泽东谈话的结果和他的愿望。[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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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文件反映了当时斯大林既想见毛泽东，想摸摸中共党对蒋战略的底牌，同时又怕因见毛泽东而最终失去蒋介石的矛盾心情。然而过了两个星期，斯大林决定暂时拉开与毛泽东的距离，7月1日，斯大林向奥尔洛夫拍发电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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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以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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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1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达访苏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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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拟于月初从河北省石家庄北100公里处阜平县出发，在军队的掩护下过平张铁路……可能于6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贵国……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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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讲了随行人员名单后说）如您同意此计划，那我们照此办理；若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只身前来。[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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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毛泽东情意恳切的电报，斯大林先是同意，但到5月10日，又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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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您所在地区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傅作义已经开始进攻蔚县，也就是说，您来苏途中拟经过的三个地区都在火线上。我们担心，您的出行会影响事态的进程，况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鉴于此，不知您是否应推迟来苏。您若决定不推迟动身，请通知我们并请告知何时向何处派飞机接迎。盼复。[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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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接电后表示同意推迟访问，7月4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要求访苏，口气已有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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