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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这么说，并非是空穴来风。因为他于2月底就收到并于4月中旬再次核实了的美军将撤离南朝鲜的情报。[395]他几乎断定美军会将撤离的部队调往中国帮助蒋介石加强长江以南的防御。但如果将1945年斯大林与罗斯福达成“雅尔塔秘密协定”以来苏联对华政策联系起来考察，不能不让人认为斯大林这个电报的三点建议中的核心思想是第一点，即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急于认真准备向南方推进，逼近同邻国的边界”，这本质上还是在借题发挥以达到让中共“和蒋介石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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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斯大林这样反复劝阻毛泽东做法并非真的害怕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信心不足，而是真的不想看到中国的统一。其实，斯大林早在1948年年初已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正确的”。1948年2月，在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领导人会谈中，在回答南斯拉夫领导人爱德华•卡德尔提出希腊“游击队在数个月内成功的希望如何”问题时，斯大林就以中国为例鼓励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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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请稍等。或许，你是正确的。我也曾怀疑中国人是否能够胜利，我建议他们同蒋介石达成临时协议。他们形式上同意我们的建议，而实际上继续干自己的—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之后，他们公开提出问题：我们将继续战斗，人民支持我们。我们对他们讲，好吧，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显然，他们那里基础非常好。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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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在1948年年初斯大林就已认识到毛泽东“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那为什么都到了1949年4月份，斯大林还在马歇尔不厌其烦地劝阻蒋介石不要出关的努力失败并因此扶持搞分裂的李宗仁接替蒋介石后，还要不厌其烦地阻止毛泽东过江南下呢？结论只能是斯大林在对待中国解放战争态度上的错误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是为了苏联战略利益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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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又出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斯大林没有在中共早期就扼杀其“统一全中国”的雄心，这也是由于斯大林压根就没有料到中国这些被斯大林称为“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人[397]和“牛皮大王”的中国人[398]有能力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不要说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到了1948年年初，斯大林还将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它在1946年1月建国之初仅有约12000名党员[399]—领导的游击队放在同一水平看待。在上面同一次会谈中，他对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反问说：“看看在中国发生的战争呢，那里没有我们的一卒一兵，难道阿尔巴尼亚人不如中国人？”[400]当时参加谈话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吉拉斯注意到“斯大林所说的，中国人，而不是苏联同志”[401]。直到1950年年初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还相信莫洛托夫的评价，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一位“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402]。既然如此，中共在斯大林眼皮下从一个不起眼的“丑小鸭”，终长成为一个“白天鹅”并让斯大林—尤其是在1953年朝鲜战争胜利之后—为自己的无知而尴尬，也就不足为奇了。铁托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门缝里看人”的大党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与中国人有同样的感受。他回忆说：“苏联领导人和西方最喜欢称我们为‘游击队’，就是不称我们为军队。”[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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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还是将目光拉回到1949年来。对于斯大林的这些“建议”，毛泽东洞若观火，不仅没有理睬，而且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气概，于4月21日即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代表团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的第二天，联名朱德共同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1000余里的战线上渡过长江。4月20日，解放军首先遇到英国舰只“紫石英号”的挑衅。人民解放军予以坚决打击，“紫石英号”被重创后逃出长江口。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以老牌海权大国的傲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实行武力报复”。艾德礼也在当天表示：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404]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关于“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声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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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252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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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至此，马歇尔、斯大林合演的将中国南北肢解的“东方马歇尔计划”终成南柯一梦。为此，毛泽东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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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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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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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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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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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这首诗中既是言情，又在言志，更是对斯大林与马歇尔合伙上演的使中国划江而治的战略默契的冷眼蔑视。1964年郭沫若在对这首诗评论时说“就在解放南京战役的前后，国内外有一些好心的朋友主张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不要惹起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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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是百万雄师豪迈过江，南面是李宗仁“小朝廷”向隅而泣。南京失守后，5月5日，李宗仁写信给杜鲁门以家奴的口气乞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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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形势现在确实已进入非常严峻的时期，已在中国所有阶层引起普遍的忧虑。我认为，这也是阁下严重关切之事。如果不采取加强中国政府地位的任何措施以使其能够遏制共产主义潮流的渗透，如果有一天我们必须撤离长江流域—国民政府的最后一道防线，不但整个中国会置于共产党控制之下，远东的所有国家也将很快落入共产党和共产党情报局的铁幕之后—这是后果极其严重的一种结局。[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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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朋友历来是打不败的对手。李宗仁的乞怜并不能换来美国人的同情。就在李宗仁派代表团在美国游说的同时，曾极力支持李宗仁的司徒雷登却翻脸向马歇尔建议，“鉴于国民党政府行将失败，甚至可能灭亡”，美国政府就考虑与共产党政权“予以法律上承认的可行条件。诸如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利益、条约义务，等等”。[409]这时的司徒雷登似乎忘记了李宗仁的存在，坚持驻守南京并与中共代表黄华商谈相互外交承认的途径，并极乐意接受黄华传达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410]以及希望他访问燕京大学的邀请。他致电马歇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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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将是迈向相互谅解的一步，并会加强中共内部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的反苏分子。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同最高一级的中国共产党人非正式会谈。机不可失。它将表明美国对中国动荡的政治潮流的坦率态度，并有可能对未来中美关系产生有益的影响。[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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