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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及其支持者就这样被美国忽悠而起，在其无用后又被迅速抛弃，成了无家可归的弃儿。蒋家王朝被赶到台湾岛后，中国基本实现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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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巨大压力下果断作出渡江的决策对中国命运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与19世纪60年代林肯统一国家南北的意义一样，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由这种发展产生强大国力，不仅仅基于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更是这种制度基于中国的统一。如果没有1949年毛泽东顶住巨大的压力挥师过江的决定，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限于长江以北，并且最多只能落得东欧那种依附于苏联的地位；同样，江南的蒋介石资本主义制度最多也只能成为依附于美国的亚洲版的“拉美”式国家。若果真如此，那么，今天中国就是一个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可以耀武扬威地任意出入的国家，今天中国的整体地位必将远远地落后于印度。斯大林对此洞若观火，1945年他告诉前去谈判的蒋经国说：“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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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时所谓“划江而治”舆论，毛泽东更是明察秋毫。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她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她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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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笑了，笑声很大，很鼓励人。毛主席笑着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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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印度和中国都面临着有外来支持的国家分裂的危险。结果是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放走了巴基斯坦；而毛泽东则在1949年挥师打过长江，1950年年初又一气拿下西藏。年底又入朝参战击退美国人。不同的领袖，不同的结果：现在印度原来的版图上立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和刚刚飞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对此，我们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尤其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顶着巨大压力带领全党为中华民族做出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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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巨大压力下果断作出渡江的决策对亚洲继而世界命运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历史表明，大规模国际战争较少，文明并因此保留较久的地区，是像亚洲、美洲这样一些具有主体地理板块的地区。1949年中国的统一又使亚洲—较之欧洲而言—从欧洲式对称型破碎的地缘政治劣势转为以中国为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优势。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国家地理板块，使亚洲有了稳定的地缘政治条件，这又反过来加强了世界和平的保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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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洲的历史进程正好相反，自从公元843年欧洲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一纸《凡尔登条约》将欧洲一分为三之后，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就被植入了一个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欧洲的破碎性又导致欧洲大陆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而这一切又反过来为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小岛国—英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正是亚洲拥有了中国这样一个巨大而统一的亚洲主体板块，才使欧洲、美国乃至当时的苏联失去了随心所欲支配亚洲事务的条件并为亚洲独立的意识提供了政治根基；有了中国这个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根基，中国周边国家才有可以向美国讨价还价的条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美国的眼中才有了“亚太”而不仅仅是“远东”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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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中国人应为我们曾拥有毛泽东这样的领袖而感到幸运，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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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中共夺取全国胜利在即，当月15日至1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筹备建国诸事宜。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有趣的是，就在中国共产党高歌猛进的同时，苏美两方都开始为他们各自中国政策的失败而检讨。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设宴招待刘少奇和在苏联休养的江青。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高度的评价，说中国革命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经验值得苏联学习。斯大林还对他在1945年支持蒋介石的做法作了自我批评，说“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414]美国方面，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于8月2日不得不离开中国，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将丢掉中国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到“腐败无能”的蒋介石头上。[415]比较而言，斯大林的检讨—尽管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更有些“自我批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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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毛泽东对斯大林在对华政策上的“小九九”作了深刻的总结式的批评。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第三国际都解散了”，斯大林“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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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至此，读者会问，难道斯大林“建议”抗战后的中共走法共参与政府的道路，及随后苏联与美国北南相互呼应的“调停”，让中国少些牺牲，这难道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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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这种“调停”的形式，而在于它的本质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却符合苏美在远东的最高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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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表示支持蒋介石政府，但这时的表态还不是最终表态，因为这个表态转为政策的前提是蒋介石是否接受斯大林和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北南分割中国的默契。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国民政府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承认并保证了苏美间达成的在中国的利益分配，由此才换回苏联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以及苏联向中共提出走法共道路，交枪后以反对党的身份参加政府的要求。如果这个目的得逞，那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的社会，只不过是从英法为主导转为以苏美为主导罢了。这对在“二战”中承受巨大牺牲并获得胜利的中国人民而言是不公平的，对中国的前途更是灾难性的。1946年2月毛泽东同志及时阻止了中共党内的“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选择，并不是因为和平道路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它事关中国前途命运即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还是再回到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共拒绝斯大林的“建议”，继续向蒋介石作斗争当然是最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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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中共不能作为一个反对党在国民政府内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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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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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蒋介石战后国民政府是通过出卖国家利益而获得外国而非本国人民支持存在的，这样它就失去了接纳“反对党”的资格。中共也自然不能以“反对党”的身份与其共事，不然，它就不是中国人民利益的维护者而是出卖人民利益的同谋者。这样的“反对党”当然不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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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这时的国共两党的内战已不同于一般的军阀混战，它与美国19世纪60年代内战时“合家之乱”形势大体相似，已是具有国家统一性质的军事行为。1858年7月10日，林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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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和则不立”，我相信这个政府不可能永久地维持半奴隶制半自由制的局面。我并不希望联邦分裂，也不希望房子倒塌；但我的确希望停止它分裂。它或者将完全变成一种东西，或者将完全变成另一种东西：不是反对奴隶制的人制止奴隶制度进一步扩展，并使公众相信它正处于消亡过程中，就是拥护奴隶制的人将把它向前推进，直到它在所有的州—不论是老州还是新州，北部还是南部—都同样成为合法时为止。这两者必舍其一。[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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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的上述演说词中的“奴隶制”换成“半殖民地社会”，似乎就是1945年后中国内战性质的说明书。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一文中，对当时中国面临的“两个前途”也做了类似阐述。毛泽东说在日本被打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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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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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日本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那末，我们的工作应当怎样做呢？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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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代表性质根本相反的两个方向的政党是无法弥合在一起的情形一样，试想如果当时欧洲列强对林肯时期美国南北内战的“调停”成功，其结果必是美国更加分裂—美国的适度分裂当然符合欧洲的利益；同样的道理，1945年到1949年中国国共内战期间的“调停”如果成功，其结果也必是中国更加分裂——中国的适度分裂当然符合美苏的利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美国人不愿意分裂，那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中国人统一国家的心情呢？今天看来，蒋介石南拒马歇尔“调停”与毛泽东北拒斯大林“劝阻”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促成中国的统一。蒋介石与毛泽东不同的地方仅在于他们要带领中国的方向不同：前者是拉美式的依附于美国的旧中国，后者—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则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对于蒋介石和毛泽东在这一特殊时期对中国历史所产生的关键作用，后来美国人也看得明白，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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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末期，蒋介石政权失去了华盛顿的同情，它已经证明是一个不俯首听命的盟友。但是，战争期间与毛泽东的共产党之间的同志情谊也迅速让位给对他们与莫斯科之间关系的担忧。正如在其他任何地区那样，美国人希望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中国，通过创建一个国民党与共产党“稳健派”的联盟来实践他们的使命意识，这就是在中国实行的新政。显而易见，与诸如蒋介石和毛泽东那样难以驾驭的爱国者打交道，美国所期待的与中国的一种“恩主扈从”关系是不会轻易地实现的。[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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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之后被美国推举出来的“稳健派”李宗仁，1949年年初上台后的“和谈”，则要另当别论。因为李宗仁“和谈”的要害在变相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不同的只是，他从秘密协定中的以长城划界退到以长江划界。隔江而治，这本质上就是分裂中国，置中国于事实上的“南北朝”形势之中，如果真如此，今天的“台海两岸”分离状态就会变成“长江两岸”的分裂状态，中华民族由此也就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关于此，李宗仁本人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也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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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料到华盛顿的最高决策人竟会是一群目光短浅的政治家。当共产党卷地毯似地征服大陆时，他们甚至连声都没吭。就在这时，共党占领中国后，共党集团变得异常强大，而北朝鲜的共产党人又变得如此大胆，竟在第二年开始了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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