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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首来看，在周边国家，比如印度、朝鲜、越南都被大面积肢解的背景下，中国却能在美苏两大国直接插手阻止的艰难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并使中国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们就不能不感谢在中国这场统一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毛泽东同志，并为我们中国人民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了我们的领袖毛泽东而感到幸运，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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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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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缘何成了两条道上的车[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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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自主性与依附性“两条道路”的斗争。虽然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起点相同，由于两者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导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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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印度最实质的差别在于中国经过了彻底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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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两国发展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1949年之前，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的道路就是依附性发展道路，最后导致的后果是：外资冲击中国农村，农民整个劳动收入远不足补偿生产支出，致使农民的农业生产也难以为继，随之而来的就是农业的萎缩和农村的解体。蒋介石集团的依附性发展道路为中国革命铺好了干柴，大量外资又为这干柴浇上了燃油，以致共产党到哪里，哪里就有大批的农民起来闹革命。这段历史让共产党人明白：依附性经济没有出路。中国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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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印度的近代发展道路恰恰相反。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根据自己的成功经验，不仅不允许印度有自主创新能力，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摧毁印度的自我选择能力，更遑论其革命的能力。20世纪40年代，尼赫鲁在英国的支持下和平取得了政权并使印度获得了独立，其负面影响则是庞大的私有产权被保留了下来。而所有制越复杂、产权继承的历史越长、分割关系越细密，国家发展的产权包袱就越重：为了发展，就必须补偿庞大的产权利益，并为此必然严重依赖外部资金，这就严重削弱了印度国家的独立自主和自我创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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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印度最实质的差别在于中国经过了彻底的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一革命使中国整个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大为简化。土地集中到了国家和农村集体手中，这大大降低了国家发展的成本。1978年以后，中国转入市场经济，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其经济显示出远远强于印度的强劲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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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性严重阻碍了印度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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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同时建国（印度1947年建国，新中国1949年成立）的印度与中国，其两者之间的差距始于中国1952年土改完成，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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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经济的依附性严重阻碍了其生产力的发展。最能反映印度经济对外依附程度的是对外贸易领域。印度为了外汇大量出口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以购回高附加值的商品，结果就是出口量越多贸易赤字就越大，从而形成“利润逆循环”现象。从1949年到2003年这长达50多年的历史中，印度外贸竟然只有两年顺差。印度外贸如雪崩一般越滚越大的赤字是其经济对西方技术和资本绝对依附关系带来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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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美誉有加的信息技术产业领域，依然可见依附性对印度发展的阻碍作用。印度IT产业并不是由印度民族经济自主推动而是由国际，尤其是由资本中心国家的经济需求拉动的。在所有出口项目中，西方从印度进口需求最小的是战略性IT产品，需求量最大的则集中于低附加值的配件型产品。这表明，国际资本中心国对印度IT产品的需求对提高印度IT产业的技术，尤其是有利于巩固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进步，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而造成IT产业这种依附性发展的原因又在于长期处于萎缩状态的印度民族市场，30％左右的贫困人口大大限制了IT产品国内市场的购买力和IT技术的国内培育与开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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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顺利实现第三次经济飞跃，印度将无法与中国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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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和理论分析，笔者对印度和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做出如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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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断送了印度中世纪文明的发展进程，却没有给印度人带来自主型的—相对于拉美式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发展进程。除了主权归属不同，印度独立后所建立的只不过是殖民地时期金字塔利润分配结构的变形。这种结构既断送了印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苏联、中国等国家自主型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也断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时代进入英美等西方国家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经过五十多年的痛苦挣扎性选择，当代印度实际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的发展惯性之中。印度已成为拉美模式在亚洲的另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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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印度独立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既阻碍了生产力可持续性发展，也削弱了印度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潜力。如果将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分为表现为存量的自然资源潜力和表现为变量的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潜力，那么在与中国比较时，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只具有自然资源存量优势，而缺乏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变量优势。中国相对于印度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国拥有良好的运用其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由此产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见的将来印度要赢得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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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上述两点结论的确定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在当代中国已确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参照系和当代印度已确定拉美模式的坐标系中，上述对印度的评估结论才是成立的。鉴于印度自然资源尚未大规模开发，并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的后发优势，如果未来中国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发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中国的发展将会落伍于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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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印度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在“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了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瓦解，并且是在不知不觉中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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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今天中国用本国的资源支撑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后劲已十分有限了。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性、提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思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着第三次的飞跃。第一次飞跃的时候是从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次飞跃是从改革开放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次将是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如果我们能顺利实现这次飞跃的话，印度与中国的竞争就会失去起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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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印度凑热闹，日本很危险[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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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日本和印度都摆出了全面介入南海的姿态。10月14日，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在雅加达与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马蒂会谈，“双方就有必要构建多边框架解决南海纷争达成了共识”。双方计划在11月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东亚峰会上提出该主张[426]。印度不顾中国的反对，也频繁与东盟国家接触，执意卷入南海事务[427]。日本和印度进军南海的企图得到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实际呼应。9月27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与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加强两国海军联系，以应对所谓中国“日益强硬的领土主张”。此外，阿基诺和野田还重申了他们在南海拥有“重大利益”[428]。10月12日，印度与越南签署了相关的海上油气开发协议[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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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而言，日本在南海拥有的何止是“重大利益”，简直是生死利益。日本位于东北亚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就其政治关系而言，日本在北方与俄罗斯在北方四岛的问题上悬而未决；西边跟韩国和朝鲜都有难以解决的历史遗留的领土争议和由日本侵略造成的民族情感问题；在中国方面，日本不仅与中国在东海有地缘战略利益矛盾，而且在中国的核心利益即台湾问题上日本至今也不肯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权立场。在东面，尽管日本反复强调与美国的战略同盟关系，但美国毕竟是世界上唯一对日本投放原子弹的国家，双方从未建立起真正的信任。与其他国家矛盾表现不同的只是，日本对美的戒备情绪一直处在自我抑制的潜隐状态，这一点美国人也一直保持着高度戒备。从地缘政治看，日本是一个资源极端匮乏而又对资源，首先是南中国海区域的油气资源有绝对依赖的工业国家，如果再考虑到南海是日本走向世界的必经之地，那么，南海对日本而言就有着远比中国更为重大的战略利益需求。重大的战略需求才会产生结构性的战略矛盾。正因此，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历史发展到今天，尽管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日本所处的这种地缘政治困境和日本摆脱这种困境的企图及其实现路径仍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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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日本借口遏制中国“强硬主张”要再次进入南中国海并得到菲律宾的呼应，这对南海国家，首先对菲律宾而言，无异于“引狼入室”。谁都知道，日本要进入南海的前提条件是需要一系列岛屿做跳板，而台湾就是其中的第一站。为此，长期以来日本并没放弃对台湾的觊觎。在1972年《中日联合公报》中，日本只承认台湾不是日本的，但没有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430]。这实际上是日本为再进南海预埋伏笔。假设未来日本在台湾立住了脚，那接下来必争的第二块海上跳板就是菲律宾。当年偷袭珍珠港—这当然也是美国自19世纪90年代怂恿日本南下冲击英法的必然结果—并由此挑起“太平洋战争”后的第二天（1941年12月10日），日本就端着刺刀杀入菲律宾，次年1月便入侵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等。在这些岛屿为日本人连接占领后，东南亚的石油资源便为日本所掌握，由此日本也就接近实现其控制东亚的“大东亚共荣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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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日本又来到南中国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这次日本南行拉开南海之门的恰恰就是当年太平洋战争中的第一个受害的亚洲国家菲律宾。现在菲律宾要与日本建立准同盟关系，只要头脑正常的人，就会知道这无异于开门揖盗。日本遏制中国的目的是重新实现对台湾的控制。菲律宾等一旦帮着日本实现这一目标，让日本踩上台湾这块跳板，殷鉴并不遥远，接下遭灾的就只能是菲律宾。台、菲一旦不存，整个南中国海国家面临的就只能是类似1942年那样的无助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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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远东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对东南亚国家来说是一个和平保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除将南千岛群岛、冲绳岛留给苏联和美国占领外，它将台湾主权交还中国，其作用也正是用于遏制日本进入南海的战略企图。因此台湾归属大陆中国是保障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的关键环节，而日本的和平宪法则是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中的核心环节。现在日本的和平宪法已近名存实亡，而部分东南亚国家又采取机会主义外交主动为日本拉开南海之门。由此而来的逻辑结果就是在保证远东地区和平的雅尔塔体系上打开了缺口，这对东南亚国家来说，无异于自掘坟墓。目前要阻止这一恶果发生的唯一出路就是东南亚国家与远东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即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协调与合作，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主权原则，抵制至今不肯承认其侵略罪行的日本插手南海事务并由此共同维护雅尔塔和平体系在远东的稳定存在。正如香港回归中国对东亚已产生的积极作用一样，可以相信，台湾主权回归中国不仅不会损害而且有助于东亚国家在整个21世纪的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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