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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印度和越南签署南海油气开发协议，这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相对于日本来说，印度介入南海事务充其量只是在凑热闹。20世纪60年代初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曾说：“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近代亡国于失控印度洋的惨痛经验告诉印度的政治家，印度洋而非南中国海才是印度国家安全的命根子。看一眼印度洋地图及其中的美国迪戈加西亚海军基地，再看看世纪初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的结局就明白，目前印度不管从国力还是从实际控制力都远未达到控制印度洋的地步；更不用说，印度在北方还受到陆地国家力量的牵制。在这种情况下，印度高调介入南海，充其量只是1902年英国拉拢日本牵制俄国的外交策略的拙劣模仿，目的是从东部牵制中国，其本身对南海政治没有实际的战略价值。很难理解，在家门口守着波斯湾的印度会舍近求远对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有特殊的需求。相比之下，日本—且不说美国—整个生命线依托于南海，如果日本力量来到南海—且不说印度洋—接踵而至的将是整个东亚的灾难。如果能够领悟19世纪中叶美国南北统一后，俄国迅速退出阿拉斯加的原因[431]，印度政治家就会明白，今天印度高调染指南海，在战略上是没有实质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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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高原：中国西陲安全的“桥头堡”[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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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高原国家与中国西陲被“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战略屏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位于屏障最西端的伊朗高原国家，实际上成为中国西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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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西陲安全有重大关联度的是以伊朗为前沿的高原国家：在历史上，伊朗高原国家成功地抵御了罗马帝国的东扩，削弱了英国、沙皇俄国和美国的扩张，今天仍在抵抗和消耗着“北约东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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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是伊朗高原的前沿国家，它位于亚洲西南部，中北部紧靠里海、南靠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伊朗东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东北部与土库曼斯坦接壤，西北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为邻，西界土耳其和伊拉克。伊朗国土绝大部分在高原上，属高原国家，海拔一般在900～1500米之间。西部和西南部是宽阔的扎格罗斯山山系，约占国土面积一半。中部为干燥的盆地，形成许多沙漠，有卡维尔荒漠与卢特荒漠，仅西南部波斯湾沿岸与北部里海沿岸有小面积的冲积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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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亚洲大陆的天然战略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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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亚地缘政治中最具历史意义现象的是，扎格罗斯山脉往东与兴都库什山、继而与印度北面的喜马拉雅山连为一体，与伊朗高原、青藏高原一道形成世界最壮伟的、由西而东保障亚洲大陆“枢纽地带”的“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天然战略屏障。正是有了这道战略屏障，除中世纪阿拉伯人统治时期外，伊朗在古代和近代已被肢解为多个伊朗高原国家（包括伊朗全部及阿富汗、巴基斯坦部分地区等），但这些国家最终还是成功地抵抗了西方列强的侵犯，并使其避免了印度那样完全被殖民地的厄运。印度由于被屏蔽在这道战略屏障之外，并在近代被英国长期殖民，最终沦落为宗主国英国抛在南亚的“雾都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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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所处的地缘政治位置和态势对中国西陲安全具有极大的“桥头堡”意义。历史上中国西陲安全长期面临欧洲强势东扩的压力，如古希腊时代的亚历山大东征、罗马帝国的东扩、欧洲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以及近现代欧洲、沙俄、苏联乃至进入21世纪的美国等，都对伊朗高原国家进行过强势入侵，这些外来列强的入侵无一例外地被拒阻于伊朗高原之外，或被大量消耗在伊朗高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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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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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伊朗高原国家与中国西陲被“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战略屏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位于屏障最西端的国家伊朗，实际上成为中国西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它们抵抗西方列强斗争的命运与中国西陲安全唇齿相依：如果伊朗被压垮，那么或海或陆由此东进的西方强势力量，就会沿着途经伊朗高原的古丝绸之路（在此地理基础上形成今天的“欧亚大陆桥”）倒逼中国，并对中国西陲造成重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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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朝时期，罗马帝国东扩的力量被拒止于安息帝国西部边陲，这大大缓解了中国西部边陲的战略压力；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战略需求，汉武帝派出的西域特使张骞，于公元前119年特意派其副手访问安息（帕提亚，即今天伊朗地区）帝国，安息王竟激动地派出两万骑兵远迎中国使者。这说明当时安息国与中国已有互为依存的战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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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也由于近代阿富汗人民借助兴都库什山的险峻地形，对英国殖民者实行了极顽强的抵抗，使英国无法北上接近，遑论深入中国西陲的薄弱地带即新疆西境，勾结阿古柏伪政权祸乱中国；而世界最高峰喜马拉雅山的阻隔更使英国在占领印度的一百多年中，无力从印度北境有效介入中国西藏政治：1904年8月3日，英国曾攻陷拉萨，但到了冬天，英国人因熬不过高寒天气被迫撤回印度。英国人由此得到了“西藏不容易进入的特点，使得任何加强对中国进行军事抵抗的行动都不现实”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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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验对英国世界霸权的后继者美国来说也不是一点没有：1950年，美国人曾想为西藏叛乱分子提供为时半年的作战装备，由于“牲畜驮运是唯一实用的运送手段，上述弹药数量约需7000头骡子的运送。由于没有那么多的骡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径迫击炮和弹药可能无法运离印度”，以致美国后来也意识到，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在很长的时期内需要相当巨大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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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系形成的对中国西陲的大纵深防护带，使得近代西方即使占领印度后仍不能有效地从西南陆上牵制中国，而不得不沿海路绕道进入东海，推行其强力控制中国的目的。换言之，这条防护屏障不仅大大推迟了西方自罗马帝国以来对中国全面入侵的时间，而且减弱了—与印度相比—其影响中国的力度。同样的道理，正是当年从中国新疆居高临下西进的匈奴人，由于一路上没有这样的高原屏障，才有可能率先—与罗马东进速度相比—西进欧洲，并迫使可能东进的日耳曼人南下，并最终压垮了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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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高原国家正抵抗和消耗着“北约东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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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而言，处于上述“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屏护之外，且地势低缓的印度则较容易受到外来侵犯。印度平原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5强，山地只占1/4，高原占1/3，但这些山地、高原大部分海拔不超过1000米。低矮平缓的地形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不仅交通方便而且富饶。低海拔的平缓地形大大弱化了印度人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并因此受到外族的长期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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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中国边疆史研究者注意的是，不管是曾打入印度的亚历山大大帝，还是在中世纪继而近代占领印度的蒙古人和英国人，乃至1962年早已获国家独立的印度人，在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脚下都不能也不曾撼动中国的西南部边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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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历史经验支持我们得出结论，对中国西陲安全有重大关联度的是以伊朗为前沿的高原国家而非印度：昨天伊朗高原国家而非印度成功地抵御了罗马帝国的东扩，今天是它们而非印度正在抵抗和消耗着“北约东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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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伊朗高原国家而不仅仅是印度的反霸斗争对中国国家安全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对伊朗高原国家原油进口有着巨大依赖性需求，伊朗高原国家的安全—当然，这一判断成立的前提是中亚没有出现中世纪阿拉伯帝国那样的历史条件—较之印度对中国更具唇亡齿寒的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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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美元的困境[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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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问题实质上是资源政治问题，对美国而言，地缘政治的实质是石油美元问题。1897年，威尔逊向西奥多•罗斯福提出“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理解这句话也就理解了美国及其命运。石油关乎美元，进而关乎美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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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尼克松为美利坚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成功使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对美利坚民族而言也许是致命的：他宣布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于是，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哪怕是军工产品，径直变成了脱离国民劳动且远离本土的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这样，美元的坚挺就要靠国际大宗消费品石油的采购以美元结算来保证。从劳动形态上说，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国民劳动而是国家对外战争。由于美国不是把重心建立在国民劳动的基础上，它也就只有听凭华尔街国际资本设置的一次次“财政悬崖”的摆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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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世界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只能使用美元。由此美元从黄金本位被推入石油本位时代。支撑美元的基础也从本国产品转移到中东石油。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外交日益向中东集结以及石油价格在几十年间迅速严重偏离其价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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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之后，美国外交的重点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结算的国家，美国不惜用军事手段予以惩罚。就这样，石油美元使美国从一个依靠实体生产的国家异化为一个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国家，这时“美国生产”依靠的不再是国民劳动而是对外战争，“美国制造”的不再是民生产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价证券。这时的美国已由华盛顿的美国蜕化为华尔街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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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主权国家的不动产是国家货币价值的承担者，在此之上的劳动产品的价值是其货币增值的前提。美国曾主要以军事工业生产提升美元的价值，但与世界石油比，美国军工这时毕竟还是国民劳动的产品。尼克松将美元直接与世界石油挂钩，美元在军工之外又多了世界石油这个新支柱。这样，美国金融集团便有了双轮滚动出的利润：军事胜利既拉动了军工又保证了国际石油以美元结算，美元结算造成美元坚挺；美元坚挺又有助于军事持续胜利并反作用于美元的坚挺地位。但保证这一切的前提就是美国为控制世界富油区而必须进行持续不断而且必须胜利的战争。现在回头来看，尼克松在挽救美国的同时却又更深地伤害了美国：他使人民离劳动更远，离战场更近；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而不是为美利坚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国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美国国民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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