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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任国王阿育王的治下（前268—前231年在位），孔雀帝国的疆域达到最大，除最南端和西面割让给塞琉古的领土外，印度次大陆的其他地区都在其疆域内。阿育王在位的第八年，亲自率军将羯陵伽（Kalinga）纳入版图。阿育王给我们留下了有关他丰功伟绩的记录，他在岩壁和石柱上刻下对人民宣读的诏书，从中我们可以详细了解他的统治。孔雀帝国被划分为至少四个省，除了首都华氏城周围的地区可能由皇帝直接管辖外，大部分都是由王室选派的总督进行管理。尽管丘陵和丛林中的部落仍然在孔雀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外，但帝国的壮盛军容无可匹敌。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管理着土地收入并裁决纠纷。这就是新的国家制度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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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摩揭陀早先的国王们，孔雀帝国王室也偏爱非婆罗门的遁世宗教。旃陀罗笈多在耆那教中享有护持盛名，有两位孔雀王朝的帝王是邪命外道的支持者，阿育王本人则是佛教徒。羯陵伽战役对无辜平民造成的伤害，引发了阿育王生命中的精神危机，也让他放弃了残忍的统治政策，即使这一政策为版图的扩张带来了巨大成功。阿育王转而像家长一样引导子民在此生与他世获得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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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崭新政策被阿育王称为自身之正法（dharma），记录在帝国各处的石刻铭文中，铭文多数用当时北印度的俗语所写，但印度河流域及其以外地区的少量铭文，使用的是希腊文和阿拉米文（Aramaic），这是当时旧波斯帝国的官方文字之一。阿育王时期的铭文告诉我们，他此后放弃了兼并战争，敦促后代子孙效法，直到世界轮回终结。相应地，他也试图让邻国皈依佛法，并宣称在遣送大使造访希腊化诸王时，完成宣扬佛法的大业。在现实层面，阿育王的正法包含沿着官道种植庇荫之树，开挖水井，提供休憩场所，种植药草植物。他不仅在帝国境内推广，还在南印度、锡兰与希腊化诸国邻邦推广。他推动建立保护动物生命的制度，在某些地点禁止奉献动物祭祀，并保护某些物种免受屠戮。在个人层面，除了两只孔雀与一只鹿外，他禁止皇家厨房杀生，原本这里每日有多达数万只动物被宰杀；他还进一步承诺最终将把孔雀与鹿也排除在皇家菜单之外。姑且不论其承诺范围是有限的，阿育王确实在平民之中推广了素食。在社会关系层面，阿育王的正法包含尊重婆罗门、沙门、父母、朋友与较低阶层者，同时终结派系之间的斗争。他明言自己喜爱说服胜过强迫，但他仍保留了军队，警告骄傲的森林部落不要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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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瞿舍罗、大雄和佛陀的时代以来，遁世宗教通过让社会按自己的意志发展，从而促进了王权的成长。他们认为人类意志可以操控社会，这种对社会的理解奠定了比吠陀时代更强大的、全新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阿育王既是强大的君主，也是佛教徒，他再次将国家导向超越的客体，试图将遁世宗教的信条落实在政策中。不杀生的信条虽然源于遁世者回避因果业报的行为，这时却成为慈悲的行动准则，一度成为人类历史上引领政治生活的精神力量。这是重大的历史时刻，一位伟大的君主尽可能将非暴力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原则。非暴力与国家权力能否得以并行，仍有疑问，因为要确保内部和谐，免受外来侵略，需要国家垄断权力并运用权力。阿育王试着将非暴力原则同时运用于对内统治和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但仍是有限度地运用。他的统治生动地揭示了国家暴力的本质，还说明，即使能用非暴力主义将之缓和，作用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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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次大陆：文明五千年 第五章 古典印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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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时期的王权、艺术与宗教，产生于孔雀帝国衰亡之后、笈多王朝建立之前，在笈多帝国（Gupta Empire）时期成形并发展到顶峰。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古典，在于历代一直沿用其创立的经典范式。奇怪的是，上述典范产生的时期并不是大一统帝国时期，而是一个外族入侵、小国争雄的时期，直至笈多王朝时期大帝国才得以重建，但帝国的版图轮廓迥异于孔雀帝国的版图。笈多帝国崩毁后，这里产生了长期由王朝稳定统治的区域性大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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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印度文明形成期（前187—公元3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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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孔雀帝国时期，北印度的政治与宗教生活转向了不同的方向。在政治上，诸国不再能像孔雀帝国一样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官僚体系；相对地，较宽松、非直接的领主关系时不时串联起这些区域性帝国。吠陀婆罗门教获得复兴，融入更为大众的、形式更加虔诚的新宗教，即我们所称的印度教。以僧团为主的佛教与此同时也在演变，发展出了大乘佛教（Mahayana）。印度文明的古典形式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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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讽刺的是，古典印度文明形成之时，正是游牧民族入侵印度西北部之时，正是南方土著王国兴起之时，还是公元1世纪罗马与印度开展奢侈品贸易之时。印度文明的内涵远远超出了吠陀文明的范围，扩散到了印度次大陆各个角落，并将它的各种宗教传播到了中亚、中国与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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巽伽人与印度—希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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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帝国最伟大的统治者阿育王去世后，帝国仅仅延续了50年。公元前187年，孔雀王朝一名出身婆罗门的将军普士亚密多罗·巽伽（Pushyamitra Shunga）通过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巽伽王朝延续了100年，统治范围远不如阿育王时期的广大，主要集中在恒河中游谷地与中印度部分地区。巽伽王朝的政治组织也算不上中央集权。巽伽王朝在军事上统领着许多地方统治者，其中某些地方统治者似乎也发行自己的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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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士亚密多罗恢复了吠陀马祭，甚至举行了两次。后世佛教典籍里有诸多对普士亚密多罗的不满，谴责他大肆毁坏佛教建筑，阿育王建了多少，他就毁灭多少，因为他相信无论是名垂青史还是遗臭万年，都能声名远播。他受到佛教徒的攻击，其实这很冤枉，我们知道，佛教仍旧受到巽伽王朝与诸侯的庇护。不过，此时王室确实开始偏爱婆罗门教。巽伽国王不只恢复了吠陀王室祭仪，还为祭祀印度教神祇毗湿奴提供经费支持，抬高毗湿奴的地位。最终，婆罗门教让自己适应了虔诚的、一神论的印度教，获得了更广泛的信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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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50年，塞琉古王国的巴克特里亚[1]行省（位于今阿富汗）总督狄奥多德（Diodotus），反叛塞琉古统治。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远离塞琉古权力中心（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与美索不达米亚），加之数年后北方帕提亚的游牧民族入侵，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得以独立。公元前187年，约与普士亚密多罗政变终结孔雀王朝统治在同一年，安条克三世去世，塞琉古王国的势力一落千丈。在国王德米特里一世的带领下，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入侵印度，根据印度的传说，德米特里一度兵临华氏城下，之后因为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将军在巴克特里亚发动叛乱，德米特里才撤军到旁遮普。无论如何，公元前2世纪中叶，德米特里的王国一分为二，东印度—希腊王国在国王米南德（Menander）带领下占据旁遮普，西印度—希腊王国则拥有巴克特里亚与喀布尔（Kabul）谷地。伊朗遭到游牧民族的进一步入侵，西王国被迫向旁遮普移动，占据了东王国领土，后者只能据守东部领土边界。最终，这批游牧入侵者也进入了印度。两个自始至终相互敌对的印度—希腊王国，最终降于游牧民族之手：西王国约于公元前90年投降，东王国则于公元前30年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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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化王国短暂统治印度西北部期间，希腊化诸王不得不与王国的印度文化妥协。东王国米南德王发行的钱币上刻有佛教符号和双语铭文（希腊文、俗语），他将自己示现为子民的“救世主”。佛教典籍记载，米南德王被称为弥兰王（Milinda），也被称为哲人王，死后骨灰按照圣贤王者的等级，像安葬佛陀遗骨那样，归葬于佛塔中。敌视东王国的西王国，则青睐印度教的象征主义，并遣送一名土生土长在塔克西拉的希腊人赫里奥多罗斯（Heliodorus），作为大使前往巽伽宫廷。他和巽伽王朝一样，也信奉毗湿奴。中印度一根石柱的铭文上刻有迦楼罗（Garuda）神鸟的图像，鸟背驮有毗湿奴，以纪念他出使巽伽王婆伽跋陀罗（Bhagabhadra）的宫廷。共同的宗教倾向将西王国和巽伽人联合在了一起对抗信奉佛教的东王国，强化了二者政治同盟的共同利益。这正是希腊人庇护印度宗教，而非将自己的宗教强加于印度人的真正原因。希腊化雕塑在西北部落地生根，但雕塑的主题是印度文化的主题，通常以佛教为主。犍陀罗（Gandhara）的艺术混合了希腊化与印度的艺术元素，是印度文化区中为数不多的希腊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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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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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人统治旁遮普的最后数十年里，印度迎来了另一拨入侵者——中亚游牧民族的后代。公元前1世纪，西北印度出现了两支说伊朗语的民族：斯基泰人（Scythian）与帕提亚人（印度人称其为萨迦人、巴列维人）。公元前1世纪中叶以前，帕提亚人推翻了希腊人在塔克西拉的统治。起初，塔克西拉的帕提亚也许只是伊朗帕提亚帝国或安息帝国的延伸，但很快发展为独立于帝国的政治实体，统治达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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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史籍可知，中亚部落间发生了一场战争，一支叫作月氏的族群被驱赶到巴克特里亚边境，后在该世纪末年，月氏族驱逐了生活在这里的斯基泰人。公元1世纪，月氏的一支贵霜（Kushana）统治了月氏其他支，建立了霸权，将势力范围深入印度。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贵霜在最伟大的国王迦腻色迦（Kanishka）统治下，疆域跨越了兴都库什山，统治范围包括伊朗与印度的大片疆土，并直抵恒河谷地。公元3世纪，贵霜帝国灭亡，伊朗的萨珊王朝建立，而此时游牧民族入侵印度的时代仍未结束。斯基泰人公元1世纪建立的西萨特拉普王朝（Western Satraps），一直以伊朗的总督头衔统治着印度西部，直至4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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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实际上是印度遭受的第一波中亚游牧民族周期性军事入侵。他们是武力的掠夺者，首要目标是伊朗，其次是印度的定居农耕民族。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军事入侵大约每500年循环一次。正如前述，在公元前1世纪，第一波入侵的伊朗语游牧民族攻破印度边界。公元5世纪，西北方出现了可能使用突厥语，并与欧洲匈人有亲缘关系的胡纳人（Hunas）。到了公元1000年左右，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在阿富汗建立政权，并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接二连三地洗劫了印度，最终在印度建立了德里苏丹国。16世纪，与蒙古人有亲缘关系的莫卧儿人在印度次大陆站稳了脚跟，建立了欧洲殖民印度之前印度最大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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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游牧民族必须随身携带所有财产，无法一边过着游牧生活，一边积累着财富，因此，游牧民族没有足够的物资储备来应对困境，而劫掠农耕聚落就成为他们摆脱困境的方法之一。游牧民族拥有大量的马匹，马术和弓箭技术高超，面对农耕王国行动迟缓的庞大军队，他们拥有决定性优势。展开劫掠生涯的游牧部落很快发现，自己无法一边看守牛羊，一边进行战争。很快，军事胜利瓦解了游牧经济。部落军事首领一开始依靠不断从农民手里掠夺大量唾手可得的财富来维持个人权威。一旦劫掠将资源耗尽，首领的权威就将受到挑战。四处劫掠的游牧部落成功打劫的速度越快，部落瓦解的速度也就越快，它会迅速崩解为许多相互争斗不休的小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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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印度的游牧国家已跨越了首领依靠个人权威进行统治的阶段，尤其是贵霜帝国和西萨特拉普王朝，它们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政治结构，个人领导转变为世袭君主制，对附属王国肆无忌惮的劫掠转化为向农民征税。土地税是王国财税的稳定来源，因此，管理土地税需要巧妙的官僚统治技术，既要保障财政收入，又不能损害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然而游牧国家缺乏官僚统治的经验和技巧，因此，他们必然要与过去数世纪来已拥有丰富官僚统治经验的伊朗精英和印度精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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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逐渐将统治者视为宗教的支持者，而非敌对者，由此可见，统治者对当地宗教的赞助和保护，密切了与伊朗、印度精英之间的合作关系，促进了军事统治向官僚统治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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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关贵霜与西萨特拉普的零散材料中，我们无从得知转型的详细过程，但可以找到转型的影响。贵霜钱币显示，帝国赞助着印度的宗教信仰，其中就包括印度教的湿婆、佛陀；贵霜帝国横跨印度和伊朗，因此许多伊朗神祇（还有美索不达米亚和罗马人的神祇）也同时出现在钱币上。佛教中盛传迦腻色迦王为佛法护持，广受欢迎的大乘佛教这时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然而，贵霜人长期保持着中亚人身份认同的标识，尤其是继续戴尖帽、穿分襟骑马袍、宽大长裤和皮靴，这些服饰和佩饰虽然能适应中亚的草原气候，却不适应北印度平原炎热的气候。考古学家在北印度发现了贵霜人使用的钱币及其人物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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