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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盾卫队是亚列山大时期的精锐步兵，在一些艰困的战役中，护卫着马其顿方阵右边的侧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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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列山大既不深入印度，委任普鲁监督七国，造舟于害德败斯河之上游，以其便于取木也。十月，船成，只数约近二千，重载军队，而兵多船少，大队有步行于两岸者。其附近之部落小邦，强者王自统兵拒之，弱者联合小邦迎战；亚列山大皆大败之，且战且行，共历十月而抵印得斯河入海之口，分途前进，而入波斯，后至小亚细亚。纪元前三二三年，亚列山大死于巴比伦。其东征也，统军十余万人，孤军远征，运输不易，乃于战胜之地求食，纵兵掠劫，重载财宝而归。其入印度，尝焚坚守之部落，而并杀其老幼妇女，其残酷可想！印人以野蛮人视之，印度书籍未有只字记其事者。今之东征历史，仅根据于希腊之记录及西北边境之古钱耳！故无直接影响于印度之生活，政治，社会，宗教，文学，艺术；其骑兵优于战象兵车，而印人未尝学其兵制，乃犹守其旧法。十六世纪，蒙古儿帝国之成立于印度者，亦赖骑兵。亚列山大之功，则在其开辟东西交通之路。希腊人后建国于亚洲西部，侵入印度西北，其美术遂影响于印度之雕刻，佛像固其证也。同时西方亦有学于印度者，唯其材料琐少，散于书籍，难作精确之论。所可知者，古代基督教之一支洛斯铁生Gnostism，大受佛教之影响，保罗于《新约》之中，尝道焚尸之习，此印度俗也。佛教已入罗马帝国传教矣！亚里斯多德后之哲学，容或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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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最初之政治、社会经济，多不可考。纪元前四世纪之情形，则可略知其概。当斯时也，希腊人谓旁加普之独立国无数。其政体或为君主专制，或为贵族专制，或为民主政体，一地之国多若此，其他可想矣！美葛生斯于亚列山大东征二十余年之后，记载全印共一百十有八国，互相争权，时起战争，故其势散，不能同心同德，以御外侮，此西北诸国所以败于亚列山大也。希腊人谓其生活远高出于野蛮时代，物质文明，大有进步，国内外之贸易，甚为发达。商人贸迁有无，明知南方出珠宝等物，而运北方之布物以易之。中国丝绸，或已传入印度。其国外贸易，法令甚多，外商入港或离岸者，皆有执照。货币之用渐广，以银铸之，其状粗笨。更观宗教思想之发达，社会组织之演进，印度已久为世界文化国之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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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看的印度通史 [:170659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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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看的印度通史 第七篇 张嘉歌那之创刘尔安朝|政府军政之组织|秉德苏亚|阿育王与佛教|阿育王后印度之纷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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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列山大纪念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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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列山大委任长官，留戍兵而归。印人痛于劫掠之惨，迫压之甚，久蓄不服之心；会守将忌普鲁之威权，杀之。于是人心益愤，有杀其守将者；既而亚列山大病死于巴比伦，叛乱大起；主其事者，婆罗门陈乃亚Chanakya也。陈乃亚初得罪于摩揭陀王，逃之西北，及亚列山大死耗传至，得西北小邦之助，起兵，尽逐戍卒。约于同时，摩揭陀乱，张嘉歌那杀南德朝王。相传张嘉歌那为南德朝王之子，因其母贱而鄙之。及长，陈乃亚傅之，谋变，事泄，西逃，尝见亚列山大，后杀王族，而即帝位。其杀戍卒与灭南德二事之先后，今不能考，意其既屠戍车，声威大振，然后率兵而入摩揭陀国，又得内援也。不及一年，遂灭南德氏。其即位后之史材凡三：一，陈乃亚自著一书，详述内政。二，希腊人美葛生斯记其在印之见闻。三，阿育王建立石柱，中刻谕文。吾人赖学者研究之所得，而能知其朝廷、行政、法律、领土；斯密斯尝谓此时之历史，于十六世纪前之印度史中，最为详晰。是以历史学者，公认张嘉歌那为印度史上之第一大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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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流哥斯头部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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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歌那代南德氏为王，是为刘尔安朝（旧作孔雀朝）Mauryan Dynasty。其母名曰刘尔Maur，盖因此而名其朝也。纪元前三二二年左右，张嘉歌那即位，王委陈乃亚为相，委以政事。陈乃亚果决敢为，勤于政事，四邻降服，国势大张。时适亚列山大之旧将谢流哥斯Seleucus侵入印度。初亚列山大死后，诸侯分据其地；谢流哥斯得叙里亚、小亚细亚。其与之争地者，久战不已，互有战负，既而大败其敌，复据巴比伦，乃自为王。史家称为叙里亚王（我国旧作条支王），统治亚洲西部。王既胜敌，谋复亚列山大之故地，率兵渡印得斯河。张嘉歌那统军拒战，败之于旁加普；谢流哥斯逃出边境，割三省之地议和；印度以五百战象与之。于是印得斯河以西俾路支、阿富汗，皆入于印度版图矣。叙里亚王，又以女妻张嘉歌那，遣美葛生斯为使，驻于京城。使臣于其暇时，述其所见，笔之于书，详其当时之地理、物产、制度。惜其全书佚亡，而大半见于他书；其中间有涉于神怪，而尝为人所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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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尔安朝之首都曰华子城Patalipntra，在松河北岸，当其流入恒河之口，初为阿介他赛都王之要塞，即今巴特拿附近也，前临大河，交通便利。城长九里，宽一里半，而以木栅为垣；其下为池，防守坚固，门共六十有四，其剩木今在水中。皇宫以木砖造成，雕刻美丽，饰以金藤银鸟；后附花园，有鱼池、树木、花果等；或疑其式与波斯王宫相似。宫中以武装之妇女为卫，其侍王者，则为舞女；舞女之在王宫者，其职如仆。王坐于朝，或骑象乘车而出，则手执伞扇，侍于左右。其专为舞女者，纳款于官，而其管理甚严。此俗今犹存于一二之自治小邦，流弊多矣。王之娱乐，有射猎、赛车、斗兽等；其囿地广，草木丛生，专为王之射猎者也；其犯禁私入者，则罪当死。王宫之礼节，则多类波斯习俗。印度受波斯之影响，尝为学者争论之点，其影响固不可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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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子城统治于委员三十人，共分六局，每局五人。委员共理公共事业——公安、道路、市场、海港及寺观等。六局各有专职，略分述之如下。一局管理工艺。政府视工人若服务于王者，其伤工人之眼或手，而使其丧失技能者，则罪当杀；局又划定工价，而监视其建筑之材料。二局之职务，与今领事相同；外人至者，局员觅屋住之，监其行动，送之出国；其得疾病或死亡者，延医调治，或为其埋葬，而并保护其财产。三局调查户口，记录人民之生死，盖所以为人口税之根据也。四局监督零售及规定衡量等。五局调查制造物品及划定税率。六局收货物出售什一之税，此皆首都之市政也，其大城民众者，制度与之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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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歌那之威权无限，专制独裁，其委任之长官，仅能陈述意见及奉行上命而已。陈乃亚之治国也，法严威重，希腊人之记录，谓其酷虐；印人以刑罚为治理之术，陈乃亚盖本于此也。其关于财政者，法令益严，借之以裕国库；其作贼者，多处死刑，盖印度之道德观念，认偷盗为大罪也；其为人所告作贼者，苟无反证以明其诬，则受刑讯，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刑罚之种类繁多，总括为三：一曰罚金，二曰残体，三曰死刑。陈乃亚之法，婆罗门之犯罪者，则免刑讯；其罚或逐之远方，或驱为矿工；英主若张嘉歌那固未受制于婆罗门也。其抑王权者，则为革命。印度之政治哲学，类近中国，试引其一以证之。谚曰：“民之乐，君之乐也。民之利，君之利也。”其虐民者，则民可以暗杀革命，张嘉歌那之代南德氏而王，则其明显之例。迨其嗣位，尝惧其先朝遗臣，图谋恢复。其所恃而不恐者，唯军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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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军队，自古分战象、兵车、骑兵、步卒四者，张嘉歌那遵守旧制。骑象者将也。兵车，则驾车之马，或四或二，皆有步卒护之。玄奘入印之时，兵车或已废矣。骑兵组织，犹古散骑之制，训练不精；其拒外寇也，徒恃步兵，故难取胜，此其军制之大略也。张嘉歌那军队之数，步卒六十万，骑兵三万，战象九千，兵车则无确数，当多于南德朝之八千矣，共约七十万人，宜其战败谢流哥斯而为印度之大帝也。其军统于总部；总部凡三十人，共分六组，一曰水军，二曰辎重军，三曰步卒，四曰骑兵，五曰兵车，六曰战象。其组织之完备，则张嘉歌那与其相陈乃亚之力也。美葛生斯谓军队器械，由于国家供给，其兵、象、马，皆有甲胄，战具则为刀剑、弓矢。其军之战斗力虽强，然王对外，终未徒恃其兵也。其不服者，或施诡计取胜，攻击要塞，或利诱其将，陈乃亚固善于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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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长官共分属于三十部，管理国内之田地、水道、运河、道路、树林、建筑物等；其官属繁琐，兹略述其一二要者。古代印人以地属于其王，农夫受田于官，纳税四分之一；其不纳税者，夺取其田，自吾人视之，王犹一大地主也。田税为府库收入之大宗，特设一部，专司其事。水利与岁之丰歉有关，岁歉则收入数减，政府故重视之，亦设专部。政府又治路政，道路桥梁，按时修理，不及一里，则有记其远近之柱，以便于行旅者也。政府后为收入之计，劝民酿酒，唯其监督甚严；凡酿酒者，领有执照，期定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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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歌那在位二十五年，皆因教谓王为其教徒，让位于子，后入南方，禁食而死，吾人固难其证考说也。其子秉德苏亚Biudusara继父为王。在位二十年，其政治历史，今不能知；唯王有屠敌之称，斯见其好杀矣。同时，印度、叙里亚之邦交益密，叙里亚王复遣使者抵印，以后埃及使者亦至。埃及使者，今尚不能推定其在秉德苏亚或其子阿育王时也。据古传说，秉德苏亚征服东西沿海之国。斯说也，或可认为事实。吾人知阿育王领土之广，王除东征而外，未尝用兵，南方德干高原，或为秉德苏亚所征服者，否则必为张嘉歌那之武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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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崩，子阿育嗣位（或译作阿恕迦，余意阿育之名，久已沿用，不必另改）。王初为总督，纪元前二六九年，始行加冕之礼，在位已四年矣。相传其长兄苏昔麻Susima与之争位，锡兰佛典则谓王杀其兄弟九十九人，以争王位。此说也，殆不可信。石柱之文，证其兄弟姊妹甚多，王善待之；佛典记其信教之先，罪深孽重，以符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借扬其教，亦不可信。今按锡兰佛典所记之年代，符合史迹，余皆讹误。王之历史，则根据于石柱之文，及文学上之传说。王为总督及其即位之初，信奉婆罗门教，食肉，饮酒，射猎，跳舞，此佛徒所以认为罪孽而甚其辞欤？其改变人生观念，而影响于世界者，则盖林格Kalinga之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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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育王与王后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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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林格地在孟加拉湾海岸，其族不服王命，纪元前二六一年，阿育王出兵攻之，盖林格人拒抗甚力，终战败溃。此役也，死亡十万，俘获十五万，伤亡者倍之。阿育王为之心悲，记其事于石柱，首叙战争之惨，死亡之众，而使其亲友长幼，不能相见；中论战胜，当克胜吾心之欲，而遵守道德法令；末望人民忍耐和善，以达于正理之途。其后王刊二文于其地，一谕长官善治其民，一劝人民为善。当其建立石柱之时，王已信佛；信佛之动机，则起于战后之感想，斯密斯推定其在纪元前二六〇年。其度王皈依佛法者，南北佛典之传说不一，今已证明其为一人，即有来歌那Upagupta也。王既奉法，酷爱和平，其政治上之事实，无可考据，王之精力专于伦理上之建设及宣传佛教矣。此固不能疑其与我国梁武帝相同，而不问政事也。王尝为僧，唐时义净入印求经，犹见王像身衣僧服，盖犹今日缅甸人暂住于寺而为僧也。王不肉食，宫中禁止杀牲，又废前王之猎地。纪元前二四九年，王偕有来歌那周游佛教之圣地，而立石柱纪念佛陀之生地。当斯时，佛教经典，展转暗诵，义渐繁多，时起辩论，内部有分裂之兆；王立石柱，禁倡异说，后召法会于京城，议定教义，摈弃异说。是为佛教第三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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