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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宪法的确授权国会筹备选举，首届选举的日期定在宪法颁布后次年，但是政党无从干涉政府大臣的人选任命。只有一小部分人——多是富裕的地主——享有投票权。伊藤博文在同僚中算得上是思想开明的，但他对此事的看法却与其偶像俾斯麦别无二致，即人民主权十分危险。他表示：“鉴于皇权是我国宪法的基石，我们的体制就不能以一些欧洲国家通行的‘君臣共治’观念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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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等寡头大多出身萨摩和长州两藩，1868年维新之后，他们花了不少时间周游列国，为日本挑选合适的政治思想。一行人前往欧洲和美国，研究英美模式，并满怀感情地造访了荷兰这个日本“最久远的朋友”。尽管对美利坚的国力赞叹不已，也感念于美方给予的礼遇，但美式民主令他们惶恐不安：看着实在是太混乱了。因此，在听到旅德日本侨民说还有区别于英美、更适合日本国情的政治模式时，伊藤等人长舒了一口气。不过，并非人人都倾向于师从德国。明治维新著名先驱之一大隈重信就更推崇英国式的宪政思想，但这条路很快就被同僚堵死了。大隈本人也险些死于暗杀，刺客和杀害森有礼的凶手是一路人，都是那种一片“赤胆忠心”的狂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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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说来，以明治宪法的定义来看，日本民主从一开始便如“病孩儿”。德国和古代日本的专制思想构成了新宪法的灵魂。但从长远看来，最大的隐患还是来自法条的模糊性。天皇虽被赋予绝对统治权，但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大统领，也不是类似欧洲君主那种独裁者。按理说，天皇不应直接参政；他的理想角色是凌驾于世事之外，委托一群官僚精英以其名义制定决策。与此同时，日本武装力量效忠的却是天皇，而非文官政府。这就造成了一种垂帘听政的政治生态，躲在幕后的人基本上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行使大权，个体无需为其行为承担最终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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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否可以是另外一番局面？日本人难道就非得认准一个既不像德国又不像古代日本的专制体制么？存不存在建立民主制度的机会？机会还是有的，但是鉴于推翻幕府的那群人的背景，机会永远都成不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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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的一众英雄，诸如伊藤博文、西乡隆盛、山县有朋、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均来自长州或萨摩。他们深谙忠诚、服从和军纪所构建的武士信条。西乡隆盛是维新时期最具浪漫色彩的人物之一，他身材高大，骁勇善战，还因为一对硕大的睾丸声名远播。西乡想在萨摩建立一个武士国家。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尤以取消武士地位世袭制为主——令许多武士感到被时代抛弃，胸怀愤懑，西乡便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1877年，他率部起义，反抗中央政府，掀起一阵血雨腥风。从表面上来看，萨摩藩起事的动机是西乡认为日本对朝鲜的政策过于软弱，但实际上他另有所图。尽管许多改革措施根本谈不上民主，但对于千千万万习惯于封建体制的人而言，依旧是过于激进了。西南战争的爆发是日本人对“反动”起义者素来抱有好感的一大明证。西乡的一片赤胆忠心从未遭人质疑。同他那些思想较为开明的同志相比，后人至今仍认为西乡更加伟岸，更富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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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早期历史的惊人之处并不在于萨摩和长州藩主认为人民主权不对他们的脾性，而在于数量众多的日本人的看法恰恰相反。天皇于1868年颁布的《五条御誓文》中曾经承诺会创建“议事会”，且“所有事宜均通过公众商讨决定”。来自昔日土佐藩的权贵追随坂本龙马，在诸如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的著作《自助论》（Self-Help）等励志文学的鼓舞下，成群集党，鼓吹代议制政治。由于这些土佐藩藩士被排除在萨摩和长州两地领导人把控的中央政府之外，他们的这种做法相当符合自身利益——他们想为自己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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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角度来看，明治初期日本的政治改革并未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不仅如此，伊藤博文等人相信，政治改革力度过大的话，会颠覆渐进式的经济政策。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已经踏上通往现代市场经济的道路：法律废除了阶层等级之分，农民能够拥有土地，财产可自由买卖，一些垄断也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企业制度。虽说是自由企业，实则从未脱离国家干预。正如明治口号所言，维新的目的不仅要“富国”，还要“强兵”，这就意味着政府要扶持增强军力所需的战略行业。早在幕府将军统治末期，日本人在欧洲专家的帮助下，就已着手建造蒸汽轮和加农炮。日本首座铸铁厂诞生于1857年，但直到19世纪80年代，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将官营纺织厂、铁路、水泥厂等产业变卖给私营企业主后，日本才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波工业繁荣。也就是说，日本的工业革命要晚于英国，但也只比德国略落后几年。由于起初只有一小部分人有胆量涉足现代企业，日本工业财富的半壁江山便集中在几家公司手里，它们很快成长为巨大的工业联合体，亦称“财阀”。举例而言，三井在江户时期还只是一家织品店，后来发展壮大为集银行、贸易公司、煤矿、化工厂等诸多产业于一体的巨型康采恩。另一家知名财阀三菱刚开始只是一家规模很小的轮船公司，到了20世纪30年代，却已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商业“巨无霸”之一。它们的发展模式如今在日本已耳熟能详。官僚、政客和商界领袖编织起一张绵密的关系网，他们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是靠鼓励大企业放开手脚在市场上竞争，而是通过制定战略方针，提供政府补助，以及签订互惠互利的密室交易。明治日本有的是小霍雷肖·阿尔杰†笔下的人物。乡下小子背井离乡、在大城市出人头地是明治时期小说家最青睐的主题。不同于美国的是，个人财富在日本得为国家需要让路。正如俾斯麦治下的德国，经济同政治一样，都是民族主义事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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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经济上，明治日本已逐渐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但政府依然只是一小撮来自西南的昔日武士的专属领地，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人因此得名“寡头”。他们精明强干、精力充沛，某些方面聪慧过人，但死死守住权力不容他人染指的做法也确保了民主自诞生之初便会遭到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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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寡头统治并非没有对手。最早想要将经济自由转化为政治自由的人士中有一位来自土佐的知识分子，名叫板垣退助。同大隈重信这位较为开明的明治时期领袖一样，板垣也是一起未遂刺杀行动的目标。1882年，他在参加公众集会时遭一名狂热警官枪击，就在倒地之际，据传他还喊出了那句闻名遐迩的口号：“板垣可以死，但自由永不亡！”事实上，板垣捡回了一条命，而他所推崇的自由权利就没那么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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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垣等所谓民权运动的领导人认为，主权不应立足于“君权神授”——这不啻为对帝制的当头棒喝。他们时常会搬出自然法的概念，卢梭、穆勒、斯宾塞、边沁和托克维尔的作品在这些早期民权活动家当中被广为阅读。一些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小团体后来转正为“自由党”。大隈等亲英派人士则组建了一个与之对立的党派“宪政党”。然而，撇开他们对欧洲理论的兴趣，板垣等活动家从内心深处来看依然是武士，他们从不认为普罗大众应该直接参政。西方也从来不缺少为上述观点背书的人。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Grant）‡曾高调造访东京，他就建言日本政府，称过度自由会令其国民难以消受。而另一位民权活动家心目中的英雄、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早年曾主张人们有权反抗政府压迫，到头来却认为只有绝对王权才适合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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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少人曾尝试投身政治。由于日本国内外盛行日本人“随大流”“缺乏主见”“顺从成性”，因而不热衷政治的观点，这就使得那股曾几何时席卷日本城乡、不分阶层的议政热潮显得格外耐人寻味。除了连农民也可以建党结社外，明治日本的另一大特色是各种叛乱层出不穷，矛头多对准地方长官和地主，而非中央政府。问题的症结在于专制统治，我们不用读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或亚当·斯密的作品，也对专制统治深恶痛绝。至少有一起事例可以说明农民反抗过帝制本身。纵然私有物权是明治改革的核心宗旨之一，政府却决定将长野县农民的土地收归国有，改造为皇家林场。农民为此抵抗了二十五年，他们以法律为武器，据理力争，并于1905年拿到了部分赔偿。他们是幸运的，没有因为煽动叛乱而锒铛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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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起最著名的暴动发生在1884年，策源地位于东京西北的秩父郡山区内。“秩父暴动”的根源照例是压在农民身上的苛捐杂税，而政府政策失当起码要为之承担一定责任。在将业余辩护士、自由党的一些干部、义愤填膺的教书匠和个别地痞煽动家推举为代表后，农民建立了“困民党”。他们向官府和郡役所提交请愿书，同债主协商延缓债务偿还，却一次次招致警方的野蛮镇压，终于忍无可忍，手持刀剑、火铳和竹枪，同政府军激战了整整十天，最后无疑还是败下阵来。三百人被囚禁，七人遭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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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暴动令两大“自由”党派的领导人惶恐不已，继而迅速与自己眼中的“大胆刁民”划清界限。然而这一旗帜鲜明的表态无济于事。由于不断遭受来自政府的滋扰，这两大党势力日衰，人心消沉，并于1884年解散。后虽经历复兴，但声势已大不如前，且改头换面，成了企业利益的吹鼓手：自由党为三井财阀说话，宪政党则代表三菱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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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开化”这句口号向来是文化意味重于政治意味，强调的是气度和外在。然而在日本，外在偏偏又举足轻重。明治时期流传过这样一句嘲讽式民谚：“敲敲短发蓬松的天灵盖，文明开化的声音响起来。”似乎某人梳着欧式发型便是其出身显贵的象征。部分明治领导人发自内心地认为，要是打扮成欧洲人的模样，就能说服西方列强放弃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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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期的启蒙开化运动，既有几分装腔作势，又让人肃然起敬，同时也不乏荒诞色彩。即便是出于为现代化过程披上一层本土论外衣的考虑而去创造、复苏一些远古或近古风俗，人们也在有意识地排斥和湮灭不久前的一段历史。倘若这段历史在西方人眼里显得轻浮佻薄、下里巴人的话，这种意识便分外强烈。举例而言，歌舞伎曾是低俗淫乐区里一道鲜活的风景线，经过改造后，已无伤风化，成了一门越来越死气沉沉的经典传统。1872年，歌舞伎大家九代目市川团十郎在东京为新剧院揭牌时，没有像过去那样身着华丽和服，而是一套燕尾服，配以白领结。他在演讲中指出：“近年来戏剧作品污秽不堪，散发着粗鄙和下作的气息……对此我深感悲哀，在和同事商量过后，我决心清腐去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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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伎原本沾上了江户末年烟柳巷的臭气，就在为其“除臭”的同时，西方戏剧被引入日本，以达到熏陶城市精英的目的。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之一是川上音二郎，他做过警察，为人激进。1901年，川上带着妻子贞奴在欧美巡回演出。贞奴本是艺伎，据传做过伊藤博文的小老婆。夫妇俩向如痴如醉的西方观众呈现了并不原汁原味的歌舞伎，回头又向如痴如醉的日本观众呈现了同样不正宗的西方戏剧。有一幕令人记忆犹新：东京的剧院里，饰演哈姆雷特的川上把自行车骑上了舞台。在观众眼中，哈姆雷特和自行车一样，都是新奇、现代的洋玩意儿，因此川上此举并无任何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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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期的另一大怪现象是民间饕餮食肉之风渐盛，这一举打破了佛教食斋的戒律。彼时的佛教正处于低谷，维新后的最初几年里，神道教狂热教徒四处打砸佛教庙宇，意图涤清日本残存的传统中国文化势力。追本溯源，吃肉的风尚始于福泽谕吉这位明治时期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曾宣称肉食可以强壮日本人的体魄。很快，吃肉就因为其“开民智”的功效而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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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之后，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在谈到明治时期的那股假正经之风时，依旧是气不打一处来。针对在公共场合裸体和男女混浴等“粗鄙下作”、叫人难堪的行为制定禁令，背后动机主要是生怕外国人的责难，倒不是国人自己变含蓄了。三岛将明治日本比作“就像因准备接待客人而焦虑的家庭主妇，将普通日用品藏入柜中，脱下平素穿的便装，希望整洁无瑕、一尘不染的理想化家庭生活能让客人开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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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略微有些夸大其词，多数日本人的行为举止并不像舞台上的欧洲人，而且就算是上流社会人士，也只是在公开场合如此为之。不过话说回来，他们还是挺乐在其中的。欧化的惺惺作态发展到高潮时，“文明开化”之风蔚为大观，其典型便是在鹿鸣馆举行的大型舞会。鹿鸣馆的主人是井上馨，他举办舞会的目的是庆贺1885年天皇生日。《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um）的作者法国人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是众舞客之一。他的观后感虽显傲慢，但恐怕十分准确。鹿鸣馆的设计出自英国建筑师之手，糅合了维多利亚式、法兰西帝国式和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等几种风格。洛蒂形容鹿鸣馆的外观像法国乡下的温泉疗养院。在他看来，身着燕尾服的日本士绅活像表演杂耍的猴子；而女眷则穿着肥大的荷边鲸骨裙，绸缎裙摆拖在地上；她们倚墙而立，好似色彩斑斓的挂毯。好吧，这还挺“别开生面”的。日本人竭力模仿欧洲人的一颦一笑，男宾们抽着哈瓦那雪茄，玩惠斯特牌；其他人则小口小口品食着宴会桌上堆积如山的松露、果酱和冰激凌雪葩。这边厢法国管弦乐队演奏起歌剧小品，那边厢德国乐队就奏响波尔卡、玛祖卡和华尔兹舞曲。洛蒂写道：“那些个一身华服的日本人啊，跳起舞来倒是中规中矩的。但能感觉得到，舞步像是强行灌入他们脑子里，所以动起来如同自动人偶般，没有一点儿自主性。要是碰巧没踩准拍子，就得打断他们，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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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和洛蒂一样对这一切哑然失笑，但须知举办舞会的初衷是很严肃的。井上馨在友人伊藤博文的内阁里担任外务卿§，他俩希望迅速实现西化，好让日本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继而使后者同意放弃不平等条约下享有的特权。而要在外貌上变成现代人——换言之，就是变得西化——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尽可能接触真正的西方，于是便有了鹿鸣馆。这将是东西方在最高层面上交融杂处的场所，联结二者的纽带是惠斯特牌和马祖卡舞曲。而在批评者看来，伊藤当局不啻为“跳舞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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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面逐渐明朗，即西方外交官和文人很乐意前来参加舞会，但并未因为井上馨的热情好客而萌生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意愿后，这位外务卿头上的光环便黯淡了下来。他的政策声名扫地，到了1889年，鹿鸣馆被转卖给一家私人俱乐部。此时，一场针对西化的全面抵制行动已经展开。可怜鹿鸣馆，今已无处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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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化并不只有光鲜外表和政治算计这层内容。一些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入吸收了西方思想，本可以将日本推向一个更加开明自由的方向。福泽谕吉的一生象征着明治文化最可爱的那一面，尽管他也无法免于流俗，沾染上了一些自命不凡的习气。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福泽谕吉的身份是“成为西学东渐的执牛耳者”。为此，他在东京创办了一家书院，也就是后来庆应义塾的前身。他介绍西方世界风土人情的著作十分畅销，以至于此类题材的出版物得名“福泽系列丛书”。本着儒学大师的风范，福泽谕吉试图在生活和著述中给后人树立道德典范。然而，不同于多数儒学学者，他心中的典范是个体主义式的，是那种具有批判眼光、独立于权力之外的思想家形象。福泽谕吉是日本最早出现的独立知识分子之一，这类人至今仍是稀罕物。他的怀疑论思想与新儒家传统格格不入，具有鲜明的反专制特征。他很清楚遭人暗杀“这一令人不悦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也很幸运地躲开了堂弟¶的暗算，后者是个容易激动但无疑赤胆忠心的水户学派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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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835年的福泽谕吉是低级藩士之子，通过“兰学”接触到西学。然而，他惊讶地发现，19世纪60年代期间来到日本的那些洋人对荷兰语居然一窍不通，遂改学英语，跟着外交使团出访欧美，并着手“打开我们这个‘闭关锁国’的国家的国门”。他常对同胞失望不已，特别是他们见风使舵的习性，就跟“橡皮玩偶”一样，总是急于巴结权贵。但他从未停止为思想自由“鼓与呼”。1874年，福泽谕吉同森有礼等启蒙知识分子一道，创建了名为“明六社”的学术团体，以鼓励自由公开辩论。他们的观点发表在一份同名刊物上。这些人并非反政府活动家，相反，大多数人都有公职。可好景不长，这种早期的公开政治辩论实践并未持续多久。1875年通过的《谗谤律》和《新闻纸条例》极大地钳制了言论自由，无奈之下，“明六社”的成员决定停刊。四年后，另一部新法出台，规定公务员、教师、军人、农民和学生不得参加任何形式的政治集会，违者法办，这就使得“明六社”难以为继。自此，不断有日本知识分子从公共事务中抽离出来。于是同诸多德国同行一样，日本知识界不问国事，要么潜心学术研究，要么自我陶冶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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