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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灰意冷的福泽谕吉眼看着许诺的自由化为泡影，却决定不予公开抨击。他在自传里写道：“通盘考虑当下情势后，还是在私文里抱怨抱怨罢了。”友人劝他发声，福泽答道：“你我都已是不惑之年，应切记这点，莫要去伤害他人。”后世的日本知识分子秉持的也是这种态度，到了19世纪7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已死，除了某些引人瞩目的个案外，直到1945年后这种精神才完全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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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福泽谕吉的人生篇章，最奇异、情感上最浓墨重彩的一页出现在他对1895年甲午战争的欣喜反应上。中日冲突的根源是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历史上朝鲜曾依附于中国，但后来分裂为两派，一派亲华，一派亲日。亲日派首领在上海遇刺一事成了战争的导火索。然而，这不仅仅是一场地缘战争，还是两国军事现代化的一场较量。谁拥有最新式的武器、最高效的军队和最先进的战术，谁就会赢得战争。尽管日本在舰船数量和部队人数上处于劣势，但他们才是胜利者。日本战胜中国的消息让福泽谕吉喜出望外，他“甚至难掩兴奋之情，跳了起来”。事实上，他有此反应不足为奇。“文明开化”的一个维度就包含对其他亚洲人落后之处的蔑视。福泽谕吉认为汉学已然成为日本社会的一大毒瘤。在他看来，要“入欧”就必先“脱亚”。如果说日本过去是中华文化圈一份子的话，那么如今它应该成为文明西方的一部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显示出该国已取得长足“进步”，这不愧为高等文明的一大标志。描绘这场战争的浮世绘作品无一例外地将日本军人塑造成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的英雄人物，而对手中国人则是一群猥琐、胆怯、留辫子的亚洲人，似乎日本人突然换了种，变得跟欧洲人种更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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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日本人对这场战争都抱有和福泽谕吉相似的爱国主义情怀。能灭一灭中国的威风，意味着日本已跻身强国之林，此外还让日本人有了全新的国家统一观。天皇已随内阁迁至广岛的战争大本营，这也印证了福泽的话：“政府和人民精诚合作。”报纸对战争英雄的事迹大加宣传，比如白神源次郎这位传奇号手，被子弹击穿肺部后依然坚持吹响冲锋号。当时的流行歌曲有诸如“炸药之歌”和“支那人”等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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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日本的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尝言：“新日本真正的诞生之日，始于战胜中国之时。”人们觉得，这下全世界——其实特指西方世界——肯定会对日本刮目相看。一位著名记者写道：“我们不再因为自己是日本人而在世人面前自惭形秽。”这反映出“文明开化”的阴暗面，即认为殖民征服是强盛和现代化的终极标志。明治时代的另一大口号“富国强兵”便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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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是大多数人，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明治时代人士继承了诸如本多利明等江户知识分子的思想衣钵。本多坚信，任何大国不可不建帝国。甲午战争的根源是朝鲜的主导权，但战争目的远不止此。尽管忙于“跳舞外交”，外务卿井上馨仍迫切地想在尚未被西方列强占领的亚洲地区建立一个日本帝国。作为亚洲现代化的鼻祖，日本人开始改造落后的朝鲜人；侵占台湾后，又誓将这个战利品打造成文明开化殖民主义的典范。借另一位有着狂热爱国心的日本记者之言，日本终将在“这场伟大而光荣的事业”中与西方列强平分秋色。而那些无法在舞厅和华丽馆舍内通过文化模仿而获得的，就只能依靠铁与血来实现了。日本如今已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国，就在日军击溃清军前夕，与西方签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就此作废。而既然日本已经证明自己的军力，它就有了将类似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的资本。当年从佩里那里学来的一课最终结出了黑色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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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一、为民族存亡而进行的达尔文式抗争、种族活力，这些均是19世纪的主旋律。寰宇之内，新国家相继成立，全新的国族认同应运而生。围绕这些话题，各国内部爆发了激烈且具有鲜明国别性的辩论。法国反动势力依旧渴望复辟旧制度（ancien régime），但是共和制的“国族观”已经在法兰西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决定公民身份的是政治权利，而非族群或信仰。英国公民身份之获得也如出一辙，只不过有别于前者，女王陛下的臣民效忠的是一个捍卫共同信仰的王权。直到1871年——也就是明治维新过去仅仅三年后——才实现统一的德国在定义“国族观”时却碰到了难题。许多日耳曼人生活在国境线之外，而国境线以内的德意志邦国还希望保留各自的身份认同。同明治时期的日本一样，德皇威廉治下的德国必须打破采邑割据的封建旧体制，形成中央集权国家。一个德国人之所以认为自己是德国人，靠的是文化和族群凝聚力，而非政治因素；毋宁说，靠的是德国文化（Kultur）、音乐、诗歌和种族，而非公民身份。只要你讲德语，有德国血统，那么你就是德国人。由于德国的政治体制脆弱不堪，且1848年那场革命仍历历在目，俾斯麦和普鲁士王公贵戚对党派政治戒心甚重。在他们看来，党派政治家都是“自私鬼”，而自由派则是潜在的卖国贼。在普鲁士皇帝的统治下，国家统一有赖于军事纪律，有赖于鼓吹民族精髓和德意志精神的文化宣传。强大的国力，一靠钢铁铸就，二靠鲜血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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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内部存在异议，明治寡头还是选择走德国道路。这部分是缘于寡头的武士出身。对这些藩阀而言，政治自由主义或共和思想都是异端。他们清楚一部宪法和表面上的政治代议制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门面”，但也力图解决一个如今依旧困扰许多伊斯兰国家的难题：既想迈向现代，又不愿冷落传统。这一点通过将德国信条嫁接在日本神话之上得到了实现。寡头们信奉军事纪律、神秘君主专制思想和鼓吹民族精髓的“鲜血加国土”的政治宣传。在国家新秩序的构建者当中，论影响力，最大的还不是伊藤博文，哪怕他仪态神似俾斯麦，也不是井上馨这位翩翩舞者，而是伊藤的老战友山县有朋。山县认为，有两件事对民族存亡至关重要，一是武备，二是教育。他所崇尚的那种教育以培养忠诚、纪律和服从为己任，旨在湮灭“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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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大将生于1838年**，和伊藤一样是长州藩人，父亲是底层武士。他同伊藤还有一个共同点：也曾师从吉田松阴这位曾恳请佩里带他去美国的狂热民族主义者。但是，与为人和蔼的伊藤不同，山县总是一脸严肃，不苟言笑，把纪律看得比什么都重。出身行伍的他在19世纪80年代担任内务大臣，90年代又两次担任首相，为日本的制度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说到军人官僚，山县便是典型，后世还会不断涌现出类似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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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因此视山县为反动派，实乃大谬不然。他并不留恋江户幕府那段岁月，相反，他对日本转型成为现代化大国持欢迎态度。山县也不反对借鉴西方思想，同老师吉田松阴一样，他也渴望以别国为师，并在维新后一年里周游欧洲，甚至还聘请德国法学家起草日本法律。可是，对于开放国门、接受新兴事物影响的后果，山县向来心知肚明。接触新观念很容易让人民感到“惶惑”，并催生他们的叛逆心理。日本不能容许西方影响削弱传统价值观。山县任内务大臣期间恰逢民权运动煽动大众起事作乱。他因此要求伊藤——后者于19世纪80年代初任首相——制定更为严苛的法律“对付政党”，不然的话，“维护我们帝国独立自主的目标”便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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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得偿所愿，限制性的律法的确束缚住了政党政治，但是他最重要的一笔遗产乃是奠定了帝国军队的根基。在一个携带武器属于武人特权的国度推行义务兵役制，这一安排可谓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曾几何时，日本人中间只有武士才有资格佩剑（且有资格行切腹之仪），而且他们效忠的对象是各个藩的大名，并非中央政府。因此，许多原藩士会抵制这一激进的革新举措便不足为奇。但山县不这么想，他在这方面崇尚革故鼎新。自1873年起，所有身体健全的日本男子必须在军中服役三年，在预备役服役四年，而这也是他们当中多数人对西化的最初体验。身着西式军装、住西式兵营、学习西方军事科技，这些不算，不少人还学会了读书写字。至于读什么，多半是民族主义宣传。对于明治日本的多数青年而言，接触现代性的渠道不是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也不是追求自由言论的社团，而是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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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代技术和西方作派逐渐为上百万日本人所熟知，旧的武士道德观依然在明治社会各阶层大行其道。这是一项有意为之的政策。在山县等志同道合的军人看来，义务兵组成的部队不仅是抵御外敌入侵的中坚力量，还是团结国民的最佳渠道。国民一心则袍泽一心，国民教育即军事教育。武士律条被推向全国。一身戎装的天皇四处巡幸，尽忠勇、尊君王成了最高形式的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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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天皇颁布《军人敕谕》，起草者是山县有朋。这是近代日本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件之一，明确了每一名日本陆海军军人的职责，并要求他们对之烂熟于胸。他们绝对效忠的对象唯有天皇一人：“朕是尔等军人的大元帅，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其亲特深。”天皇的军人要做到不问政治，不质疑政令，甚至连私下表达看法也不行。山县这么做的目的是实现军政分离，使军人超脱于俗世，唯一能左右其意志的只有天皇圣谕。他认为如此一来便可避免哗变。半个世纪后，这一设计的内在缺陷将大白于天下，因为其实际效果往往同设想的情况截然相反。如果当兵的以服从神圣天皇为唯一天职的话，那么违抗那些被认为逆天皇旨意而行的文官领导人，就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了。1936年，满怀一腔法西斯“热血”的年轻军官为了体现自己“尽忠尽节”，四处杀害内阁大臣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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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崇拜乃山县提出的新秩序支柱之一，它被形容为一项源远流长的义务，与日本人的精神气质密不可分，象征日本文化的精髓，最早可追溯至神道教诸神诞生之初。实际上，天皇崇拜和威廉德国创造的哥特信仰一样名不副实。如同德国浪漫的中世纪精神，它必定要从过去汲取养分，可是滥觞于明治时期的天皇崇拜实际上与山县有朋的义务兵役制一样是新兴事物。日本人过去从未视天皇为最高神明，对其顶礼膜拜。直到江户末期，天皇一直身居京都，寄情于诗画文墨，充当日本风俗和道德的精神守护者。神道教既不是国教，也不是偶像崇拜，而是一门集万物有灵仪式和季节性祭祀于一体的松散信仰，以大自然、丰饶土地和孕育日本的诸神为歌颂对象。可到了明治年间，神道教逐渐向国家神道靠拢，变得面目全非。山县等明治藩阀为文化和宗教覆上了一层政治色彩，与此同时“阉割”了世俗政治制度。尽管日本有宪法，但其立国根基并不仰赖政治权利，而取决于对天皇制度的宗教崇拜以及通过国家神道灌输的日本起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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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当时山县仍任首相——告诫日本人应顺服于天皇及其神圣祖先。该文称，臣民克忠克孝，此乃我“国体之精华”，也是“教育之渊源”。这不啻为对福泽谕吉等人所推崇的西化路线一记当头棒喝。保守派坚信，西化进程已走得太远，危及到了帝国的道德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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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念其实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尽管日本人大张旗鼓地摈除来自中国的影响，满嘴尽是些“深邃日本性”的玄奥话语，但是官方的思维方式依旧带有新儒家的深刻烙印。通过道德说教和强制思想同化来起到控制广大民众的目的，从根源上来看，就是中国式的做法。宪法也许赋予了日本人宗教自由，但实际上人们鲜有发表异议的空间，因为“权力就是真理”的格局依旧如故。除了佛教徒外，日本的基督徒也结结实实遭受了本土论宣传的戕害。起初他们还见容于社会，最知名的一批明治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都是基督徒。但《教育敕语》颁布后，他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因为你不能同时膜拜两个神。明治时期，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表示，日本基督徒要是想被纳入国家道统的话，就必须铲除基督教，主权在日本只能掌握在一位“民族之父”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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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陛下同时还是军队首领，这一安排本身就同日本传统相距十万八千里。不仅如此，他贵为“民族之父”这一点——乃至“国族”观念——都让人联想起近代德国的族群民族主义论，此外还掺杂了19世纪中叶水户学派的本土论主张。鉴于此，若认为山县有朋对“文明开化”的威权式反击斩断了现代性或西化进程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也从西方有所借鉴，只不过借鉴的东西具有高度反自由的特点。这种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日本人和福泽谕吉心目中的理想国民形象相去甚远。日本的军政走进军营，也走进学校，它一心培养的是训练有素且根本不具备自我思考能力的随大流者，而不是崇尚怀疑论的个人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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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军国主义发展到鼎盛的产物是残酷的日俄战争。1904年，日军以类似后来发动珍珠港事件的方式，偷袭俄国舰队，由此拉开了战争的序幕。这时候的日本人心里依旧愤愤不平，因为西方列强逼迫他们将1895年甲午战争后获得的部分战利品拱手送人，这其中包括满洲††境内的辽东半岛南部，原本计划割让给日本，后被转租给俄国。西方列强那时正在瓜分中国：德国占领山东；法国盘踞广东；英国则在沿海设立一系列通商口岸；美国也在亚太地区扩张其帝国版图；俄国拿到了修建满洲铁路‡‡的特权，并向朝鲜北部渗透。日本视朝鲜为其地盘，因此有充分理由认为自己遭到了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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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让日本人感到些许慰藉的是1902年签订的《英日同盟条约》。尽管日本人言必称德国，但德皇威廉二世压根瞧不起日本人，还常告诫沙皇要提防“黄祸”。俄国人对日本人想要重新分割东北亚利益的要求置之不理，于是日本海军在东乡平八郎大将的带领下先发制人，先是攻击旅顺港，接着在对马海峡大败俄军。自此，强大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同四十年后的美国人一样，俄国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没预料到日本人敢于向一个西方大国率先发难。这样的事前所未闻，至少在成吉思汗西征后便再无他例。不过也有唱反调的，英国媒体就对“勇敢的小日本”不吝溢美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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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开启一年来，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和俄国人在有史以来最为血腥的那些战斗中魂断沙场。日俄战争可以算得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某种预先彩排。甲午战争中勇敢的司号员和五彩斑斓的战旗已经不见了踪影，这一回，两个大国的军队在铁丝网后的战壕里互相厮杀。为了在浸透雨水而泥泞的战场上推进区区几码，数以千计的士兵前赴后继，不是踩进雷区，就是倒在机枪火力之下。在旅顺口，乃木希典大将的军队共伤亡五万八千人，战死者中还包括他的儿子。但是乃木这座明治爱国主义精神的丰碑却声称儿子的死只会让他倍感家门荣幸。在奉天之战中，俄国和日本的战损比为八万五千对七万。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后，日本人总算获得了满洲铁路的特权以及辽东半岛的租约。一些外国人作为观察员直击了这场惨烈的战争，其中有一位名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的年轻美军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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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打了胜仗，但东京民众的情绪远没有1895年甲午战争胜利时来得那么高涨，或许是因为这一仗死了太多的人。战争歌曲一点也不激昂，而是充满伤感。要不是远在纽约的犹太银行家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对俄国的排犹暴行义愤填膺，下决心对日本施以援手的话，日本就要破产了。被俘的俄国官兵向日军介绍了一些反犹作品，大谈“锡安长老会”（Elders of Zion）如何具有通天的本事。而希夫拯救日本于水火也令日本人对这种说法信以为真。很明显，希夫也是暗中控制世界的犹太人之一：这又是从西方那里学来的错误一课。民众的戾气曾一度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暴露出丑陋面目。由于俄国未被勒令支付战争赔款，东京爆发了骚乱，参与者中除了怒火中烧的民族主义者外，还有民权运动的成员。新一代日本人成长于狂躁沙文主义和好战思想甚嚣尘上的年代，较少受到维新早期那种理想主义的浸淫。随着这批人走向前台，寡头们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向来赞成强军而不是培养军国思想的山县有朋对此忧心忡忡，担心日后的战争将演变为东西方之间的种族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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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是他那个年代最出色的小说家，他曾沉重地警告称，日本尝试消化西方文明的速度过快，将面临一场集体精神崩溃。夏目漱石和福泽谕吉均代表明治时代最可爱的一面。他是一个真正实现了“文明开化”的人，不仅通晓中日双语，还深谙欧洲文学文化，这番修为不仅在当时少有，就是放到现在也是实属罕见。夏目是个富有人文精神、具有独立思想，但内心又十分矛盾的作家。《我是猫》这部或许称得上是他代表作的小说就反映了上述所有特点。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一名学生和老学究之间的故事。学生管老师叫“sensei”，也就是日语里的老师之意。师徒属于不同的两代人，各自的成长环境和年代在他们中间划下了一道鸿沟。老师因为对挚友年轻时自杀一事有负罪感，内心一直备受煎熬。同时他还要忍受一种疏离感，因为自己是时代的落伍者。1912年夏，明治天皇驾崩后，夏目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也随之远去了。他在报上读到日俄战争的英雄乃木希典大将在天皇去世当天自杀。这种追随主公而去的做法，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显过时。故事里的老师也决定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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