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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切腹自杀这一老掉牙的形式，乃木希典大将其实同福泽谕吉、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夏目漱石一样具有鲜明的明治时代风范。如同《我是猫》（‘吾輩は猫である’）里的老师一角，乃木这个人也背负着耻感。1877年，在镇压西乡隆盛麾下萨摩武士挑起的西南战争中，乃木作为政府军的指挥官，竟然将联队旗给弄丢了。当时他本想一死了之，以洗刷耻辱，却活了下来，日后还参加了甲午战争，并在日俄战争中一举奠定了自己传奇将领的地位。他的两个儿子都在日俄战争中阵亡，但丧子之痛并没有令乃木动摇。在次子也战死沙场后，他曾说过“为天皇捐躯乃吾之荣幸”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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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所言，他的确“捐躯”了，这么做既出于爱国心，也可能出于对亡子的歉疚。天皇大殓当天，乃木赋诗一首，在赞美富士山之余，也表达了希望日本缅怀那些为天皇殉死的英烈愿望。他的夫人换上一身黑色和服，而乃木则脱得只剩下白色内衣。在向已故天皇和两个儿子的遗像鞠躬后，乃木将一柄匕首扎入夫人的脖颈，成全了她，随后又像武士那样，持短剑切腹自尽。正如先前所言，这种死法哪怕在当时看来也已显得老套，但是乃木大将及夫人作为理想行为的楷模，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其性质堪比福泽谕吉和他的自由思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鲜有人能做到像乃木夫妇那般忠直刚烈，但跃跃欲试者还是多如牛毛，结局往往以荒诞收场，最终还会酿成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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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张一万日元纸币上都印有福泽谕吉的头像，一千元面值的则是夏目漱石。要是把乃木将军的肖像也印在钞票上，让他知道了怕是会惶恐不已。但是他并没有被人遗忘，时至今日，仍有人铭记缅怀他。乃木家的老宅依然矗立在东京，一旁是供奉这位将军灵位的神龛。纪念乃木的公祭每年举行两次，分别是他忌日前夕和当天。公众受邀沿着一条小径盘旋而上，参观乃木家的旧宅，要是观者留心某扇窗户背后的话，还能辨认出一件血迹斑斑的内衣，它的主人被唤作“最后的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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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教育部部长。——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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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 Jr.，1832——1899），美国儿童小说作家，一生著有大约一百三十部作品，大都是讲穷孩子如何通过勤奋和诚实获得财富和社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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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1822——1885），美国第十八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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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务卿这一头衔，在1885年12月日本实行内阁制后改称外务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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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田宗太郎，出身中津藩的藩士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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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书误植为1839年。——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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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中的“满洲”一般是指中国东北地区；“满洲国”则是指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扶植的傀儡伪政权——伪满洲国。——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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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洲铁路系俄方定名，清政府定名为“大清东省铁路”，简称“东清铁路”，即日后的“中东路”。——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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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日本：1853-1964 第三章 色情的、猎奇的、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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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是许多日本人眼中的黄金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遥远的世界另一端，这场他国之间的纷争于日本而言是一桩幸事。趁着欧洲列强在战争中靡耗资源，数百万青年血洒疆场，日本人造船，出口纺织品，制造工业机械和铁路车辆，并为欧洲人供应军需物资。待战争结束时，日本经济已是一片欣欣向荣，不仅诞生了三菱、住友等大型财阀中的翘楚，同时也涌现出不计其数、处在工业金字塔底端的小型工坊。“锦上添花”的是，日本还收获了部分战利品。加入协约国后，日本攫取了德国在中国和南太平洋的殖民地，帝国版图得以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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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末年的专制气息现已消散，大正天皇嘉仁为人愚钝，哪怕只是充当摆设，身上也缺少他父亲那种威严感。一次，这个可怜人被请去出席国会，据传他抄起一份文件，卷了卷，当成望远镜用。自此他便极少出现在公众场合。（其子裕仁于1922年走上前台，开始摄政。）明治时期的元老们不是已经故去，就是上了年纪，无法再施展权威。日本首相头一回由有党派政治家、而非旧官僚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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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内部当然也并非太平无事。1919年3月，朝鲜人起事，反抗将他们视为二等公民的强制同化政策。1905年的日俄战争后，朝鲜沦为日本卵翼之下的保护国，并于1910年被日吞并。部分朝鲜精英对此持欢迎态度，与日本人沆瀣一气，但多数朝鲜人，尤其是大学生，认为日本文化还没朝鲜发达，对日本官员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强烈不满。数以千计的人聚集在汉城市中心的塔谷公园，宣布独立。来自各阶层的约五十万朝鲜人走上街头，声援起义。手持军刀和步枪的日本宪兵扑向人群。起义被镇压了，至少七千名示威者遇害，其中不少是学生。这起大屠杀震惊世界，以至于连日本政府都承认事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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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中国爆发了抗议日本继承德国在华权益的“五四运动”，这既是一场反日运动，同时矛头也对准腐朽的北洋政府。那时日本国内也不太平，战后的通货膨胀和短期萧条导致乡村地区贫困交加，失业率高企。1918年8月，日本国内暴民四处纵火，遭殃的不仅有警察局、店铺和有钱人的家，奇怪的是，东京市内一些昂贵的妓院也被一把火烧了。暴乱的起因是抗议高昂的米价。然而，这依旧是一个令人乐观的信号：日本人认为自己有公开批评政府的自由。20世纪20年代初，各种运动风起云涌：有提倡普选的，有呼吁解放社会被歧视群体的，有鼓吹女权的。总而言之，那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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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的银座区素有“文明开化”之欧化重镇的美名，自明治末期乱世以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小伙子留着长发，戴着“劳埃德”式（源自哈罗德·劳埃德［Harold Lloyd］*）眼镜，穿着喇叭裤和花衬衫，扎着松松垮垮的领带。他们和梳着蘑菇头的姑娘徜徉在栽有垂柳的大街上。血气方刚的青年聚在“牛奶铺”†里讨论德国哲学或俄国小说，由此得名“马克思少男少女”‡。几年后，时髦青年又有了新名字，男的叫“摩登男孩”（モボ，modern boys的缩写），他们那些摩登范儿十足的女伴（flapper）§则叫“摩登女孩”（モガ，modern girls的缩写）。除了“牛奶铺”外，银座还遍布着德式啤酒屋和巴黎街头那种咖啡馆，只需略加打赏，里面的女招待并不介意出卖色相。店外挂着诸如“老虎咖啡厅”和“雄狮啤酒屋”的招牌，老主顾里不乏新闻记者。同咖啡厅女招待一样，他们也是大众传媒和娱乐新时代的一道风景线。一路沿街而上，在1905年爆发大骚乱的日比谷公园附近，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帝国酒店正拔地而起。落成后，这里将是人们喝茶和品尝时髦的“卓别林太妃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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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驶向银座东部，就来到了浅草。这儿是大众娱乐的中心，艺术装饰风格的影院里播放最新的好莱坞大片，“剧院”里歌女站成一排，胴体半裸，表演高踢腿。1921年**，有些人兴许看过《蛇性之淫》这部影片，导演是好莱坞学成归来的托马斯·栗原（Thomas Kurihara）††。同样有好莱坞背景的默片导演弗兰克·德永（Frank Tokunaga）‡‡则坚持和摄制组只说英语，致使其工作室多此一举地请来翻译，徒增开支。以坂本龙马等江户时代剑客为题材的武侠片海报无处不在。除此之外，卡巴莱歌舞表演，连环画说书，西式、中式和日式餐厅应有尽有，甚至还能听到真正的歌剧。某位旅英意大利人向东京市民展现了威尔第作品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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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年间，东京洋溢着一种轻佻间或虚无的享乐主义精神，让人不禁联想起魏玛时期的柏林。由之而生的文化被概括为“エロ”（ero），“グロ”（guro），“ナンセンス”（nansensu）。“エロ”指代英语单词erotic（色情的），“グロ”指代grotesque（猎奇的），而“ナンセンス”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就是nonsense（无意义的）。从某些方面来看，东京与柏林的相似之处绝非无心插柳的结果。画家和漫画家刻意模仿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的风格；“新型戏剧”的导演除了推出豪普特曼（Hauptmann）¶¶和梅特林克（Maeterlinck）***的剧目外，还研究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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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主义、表现主义、立方主义、建构主义、“新觉醒”，所有这些元素都曾在日本流行过一阵——实际上还不止“一阵”，因为潮流在日本的生命力通常要比在其发源地长久得多。小说家也把目光投向欧洲。谷崎润一郎沿袭了19世纪末法国颓废派的文风，这一时期的佳作之一、衣笠贞之助拍摄的《疯狂的一页》（‘狂つた一頁’，1926年）就受到影片《卡里加里博士》（The Cabinet of Dr.Caligari）§§§的巨大影响。在《疯狂的一页》问世前几年，衣笠还执导过一部平淡无奇的故事片，并在其中饰演一位穿和服的女人，脚蹬厚重的雨靴，以应付露天拍摄的情况——追求逼真写实的戏剧风格很晚才传到日本，电影也不例外。大正年间，政坛波诡云谲，跌宕起伏，这一时期也刮起一股艺术表现和反思之风。个人主义发展到了孤芳自赏的程度，记录作者点滴心绪、被称作“私小说”的日记体文学红极一时。艺术家们已经全然抛却明治时期的一腔理想主义热血，一心探索浪漫爱情和黑暗情欲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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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学府的学生同样也对新思潮如饥似渴。他们的穿着打扮酷似坂本龙马，不修边幅、散漫不羁，还喜欢把“流氓无产者”“布尔乔亚自由主义”等字眼挂在嘴边。学生们对“笛康叔”（DeKanSho）兴趣盎然，“笛”、“康”和“叔”三个字分别代表笛卡尔、康德和叔本华。有钱人家的大家闺秀不甘心只学习如何料理家务，于是到了1918年，东京诞生了第一所女子大学。就连军人也感受到了大正早期的缕缕清风。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就担心部队“变得张狂而叛逆”，某位司令官还曾抱怨道，“由于大众知识水平和社会教育的进步”，他再也无法指望部下不假思索地执行命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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