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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日本女性最为看重的肌肤和发型,在舞妓、艺妓身上都有敏感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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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妓、艺妓厚达10厘米的木屐,也是一大看点。为什么要穿木屐?仅仅是为了增加身体的高度?不全是。由于木屐较高,舞妓、艺妓穿上后,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步伐会变得非常小。慢慢地,零星碎步状,看上去不就很优雅,有韵致吗?此外,迈步时木屐敲击青石板的清脆“塔塔”声,不是更蹁跹迷人吗?特别是舞妓,她的桐木木屐日语叫“おこぼ”,底面形状与艺妓的桐木木屐不同,到穿习惯为止,步伐要更慢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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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在大街上分辨舞妓和艺妓,还有一些其他的视角。如和服颜色鲜艳的是舞妓,比较庄重的是艺妓;袖服长的是舞妓,短的是艺妓;发饰华丽,基本都有花帘的是舞妓;很少带发饰,但都会有一个大梳子的是艺妓。这其中的一个美学原理就是:舞妓要艳丽,因为她刚出世,需要让客人记住。艺妓要素雅,因为她已老道,需要让客人喜欢。一个记住,一个喜欢,就是舞妓和艺妓区别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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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舞妓和艺妓,除了外表和技术到家之外,在情性上还要修炼得心静如水,即无杂念也无野心,纯而又纯,使见了她们的客人也变得纯洁、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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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如清朝驻日公使黄遵宪,在一首题名为《艺妓》的诗中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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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抱三弦上画楼,低声拜手谢缠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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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朝歌舞春风里,只说欢娱不说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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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木屋艺妓室的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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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是日本舞妓、艺妓的黄金时代。当时日本的文人如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吉井勇、长田干彦、司马辽太郎等人,画家如堂本印象、横山大观、山口华洋等人,企业家如索尼的创始人稻盛和夫、本田的创始人本田宗一郎等人,都是艺妓馆的常客。甚至连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也光顾过京都的艺妓馆,喝了两盅日本酒后就大谈宇宙的物质存在,听得艺妓们一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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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妓们有时会代替客人饮酒,然后深深地向客人鞠上一躬,露出涂着一层厚厚的白色脂粉的脖颈。艺妓与普通身着和服的日本女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后者的和服后领很高,把脖颈遮得严严实实。而艺妓们的和服脖领却开得很大,并且有意地向后倾斜,故脖颈全部外露。据说,艺妓白白的脖颈是最能撩拨日本男人的地方。日本男人会为此想入非非,相当兴奋。如吉淳行之介的小說《娼妇的房间》,就写及“二十五岁的我”的视线中,年轻的艺妓从衣领处“剥出的肩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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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妓在日本地位的重要性是从19世纪中叶的明治天皇开始的。当时各地武士正在酝酿着推翻幕府将军的军人独裁,为了掩人耳目,他们的计划就在艺妓室里商定,且大多数是在京都。后来武士们革命成功了,成了新的政治领袖,他们便带着自己心爱的艺妓纷纷前往东京。当时的伊藤博文、木户孝允、滕浦大郎、斌访有友的妻子都是艺妓出身。更有在倒幕运动中有不少艺妓挺身而出帮助勤王志士。如艺妓君尾,嫁给追捕维新人士的幕府高官岛田左近,借机刺探幕府的机密,帮助许多维新派人士逃脱幕府的追杀。后来,根据她的情报,维新派武士成功地刺杀了岛田。足见“榻榻米”上的艺妓们的特殊作用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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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采用“小木屋艺妓室”解决问题的传统方式一直沿袭至今日的日本政坛,执政的自民党官员们,大都喜欢或习惯于在美女陪伴的艺妓馆商讨白天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如吉田茂在艺妓木屋里商讨过战后日本复兴计划;田中角荣在艺妓木屋里密议过日中恢复邦交的问题。最有代表性的是10多年前下台的首相森喜朗,在一年不到的任期里到访艺妓馆就有54次,密谈的内容包括如何应对国民骂他不问国事而专念高尔夫球。为了支付内阁要员闲逛艺妓馆的高额支出,日本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秘密基金会,想使其开支正当化。20世纪70年代,风靡一时的小说《金环蚀》的作者石川达三,把艺妓馆比作日本政治的后台、日本经济的厨房。说政治家们在这里静静地从酒杯中咂着酒,在这里“拆解着各种秘密,在建立私人同盟。日本由烟花柳巷的赤坂和新桥统治着。”真可谓把政治家和艺妓们的互动关系描写得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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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笑、调情、上茶、奉酒、品味寿司,然后是舞蹈表演。从缓慢悠长的动作中,用心体验每一个技法,哪怕是一个指头的弯曲、哪怕是一个眼神的转向,都是内心读出来的,也是自然流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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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情说笑中,艺妓们能够很敏感地捕捉男人们心中的结、心中的痛,并用一般女人不具有的经过特殊修炼才养成的那么一种风韵、那么一种情性消解男人心中的结和心中的痛。一切都是不露山水,点到为止;一切都是恰到好处,绝无硬伤。因为直接提看法,发建议,这与艺妓的身份不符,更是日本政治的大忌。日本的政客们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喜欢她们,钦佩她们的聪明与智慧胜于自己的妻子。也正因为这样,在日本也只有舞妓、艺妓们能和首相们平起平坐,谈笑风生,调情取乐。就连英国女王、爱丁堡公爵以及查而斯王子等欧洲王公们,甚至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来日本,都要慕名求访几位最富魅力和人气的艺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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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艺妓们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无论她们听到什么或看到什么都绝不能向外界走漏一丝风声。如一旦败露,则必将身败名裂。正因为如此,日本各界大亨们才会放心地在艺妓面前讨论任何重大问题,无需避嫌。应该说这是她们心境修炼的极致,这是日本理想“妇道”之精髓。就像增田小夜在1957年出版的自传《艺者》中所写的:“别人说我是傻瓜,我就像傻瓜那样,不管什么事都不露声色,绝不反抗别人,绝不说不愉快的事,找些别人高兴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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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关于这一点,早在《源氏物语》中,紫式部就对日后的艺妓定下范型。《贤木》卷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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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不应该多嘴多舌,在这方面哪怕有一点不慎,都很丢脸,这是桐壶对朱雀院的遗诏。关于公务之类的事情,女人更不应该插嘴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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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例外。1989年6月任日本第75代首相的宇野宗佑,有一次对非常漂亮的艺妓中西蜜子说,如果做我的情人,给你30万日元。包一位情性高雅的艺妓,竟然只值30万日元。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蜜子,一气之下向《每日新闻》的记者告发了事情的真相。作为一位政治家,竟如此卑鄙地想包养情人。作为一国之首相,竟小气地用不够买一个名牌包的价格就想沾手名流艺妓。丑闻引起了国民的愤怒,30万日元,也成了国民的一个饭后笑料。短命的宇野只做了69天的首相,便在痛骂声中下台了。这一事件同时也是日本战后唯一一次艺妓泄漏与政治要人亲密关系的事件。中西蜜子当然也知道自己有违家规,便削发为尼荒度青春,这也足见艺妓的心相也有刚毅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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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人迷醉的京都五花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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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由于治安安定,经济增长,文化发展等原因,使得日本各地诞生了很多花街。明治文人曲亭马琴在关西地带旅行,留下了“洛中大半皆妓院”的纪录,对京都的花街发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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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千年都城历史的京都,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艺妓,一个原因是为丰臣秀吉的正妻服务的女流们,都是歌舞音曲的技能十分优秀者。这是个源流。也是京都的艺妓们擅长歌舞音曲的一个原因。同时由于这个源流,与和服布料有关的西阵和友禅也都相继发展,技术达到了一流。其结果,京都的花街,不仅在江户时代就是接客的欢乐街,同时还作为一流文化的观光地被世人所接受。京都花街的接客和观光的两面,现在也很扎实地被继承了下来。艺妓们独特的风景线,不仅引来了客人,也引来的大批的观光客。于是京都的花街成了一个传统文化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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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有五花街之称。这五花街分别是上七轩、祗园甲部、祗园东、先斗町和宫川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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