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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鹰司平通受到了宫内厅的压力，或者叫他断绝已经开始的恋情，与美智子分手。对于鹰司平通来说，自己的妻子是天皇的女儿，一生都在宫内厅的监视之下，要从里面拔出来只有死。这就符合了“心中”的一般定义：死是纯爱继续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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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与作家河原敏明在《美智子妃》一书中所披露的细节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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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司平通与夫人不和，更与和睦差得很远。1月26日夜晚丈夫没有回来，28日夫人终于向丈夫的工作单位万世桥（秋叶原附近）的交通博物馆询问，但已经晚了，这说明鹰司平通可能经常一夜不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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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究竟是怎样死的？有意识的情死还是单纯的煤气中毒事故死？对于这些疑问，监察医务院的解剖结果是：没有外伤，也不是服毒死。而定性为煤气事故死的东京煤气公司则摇头，表示无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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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里的逻辑看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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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旧皇族成员，一个是天皇的女儿。一个是银座的妈妈桑。一个是绝对不允许离婚。一个是绝对不允许与一位妈妈桑结婚。一边是无望的离，一边是无望的恋。怎么办呢？只能是心中了。用心中将爱仪式化、永久化，最后达到近松门左卫门在《曾根崎心中》的结尾所说的，阿初与德兵卫成了“未来成佛的恋爱榜样”。因为没有比两人的情死更能引起人们的寂灭与哀伤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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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回头再看戴季陶的情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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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学者安田武在多少年前写有《情死考》一文。文章不长，但两次提及戴季陶的《日本论》中对情死的礼赞。一次是在文章的开头，说戴季陶三叹情死之人的“绝对的恋爱”，不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不是为达共同的目的，是为达所爱的对方的目的，很勇敢地积极为所爱者而作的牺牲。他们的世界是很小的，只拥有相对的两人世界。但他们为了这个小世界能够舍去一个大世界。安田武说这使他想起《挂川连理栅》中的阿半和长右卫门。一次是在文章的结束，安田武引用了戴季陶在《日本论》里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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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死的事，不用说最多是在花柳社会，其次是社会阶级不同的男女间的恋爱。这两种境遇，都是打算最多的境遇，而有许多的男女，会把一切打算抛却，这一种“超世界间的性生活”，是堕落的、懦弱的、苟且偷安的、放纵贪淫的性生活社会中的男女们所意想不到的。热烈的性爱和优美的风情，拥有这两重性并超越性的生存意识，是引着他们走向死路的动因。在中国的北地胭脂史上已经没有这种激越的行为供我们追怀，南朝金粉史上更看不见这种深刻的人生意义。在自杀这一种死的事实上看得出很丰富的生的意思来，是日本民族一种信仰真实性的表现。（参见安田武《型的日本文化》朝日新闻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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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日本文化史 [:170660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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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人何以创生出赠答、互酬的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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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礼尚往来生出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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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赠答、互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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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白点就是礼尚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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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属于礼仪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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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是礼仪行为的话，为什么又会生出不快、嘲笑、蔑视，甚至发怒的情绪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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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A送3000日元的礼品给B。B仅用500日元来还礼，A就会生出不快。但如果B送上了价值10000日元的礼物，A就会生出被人嘲笑与蔑视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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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日本人看来，礼还少了是种耻，礼还多了也是一种耻。为什么会有可耻的感觉呢？这又与“恩”有关。日本人将赠答、互酬看做是返恩、报恩的手段与机会，但如果从中生出不均等，日本人就会认为是大事情了，他就会重新思考与这个人的“恩”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寻找补救的措施，或者干脆断绝与这个“忘恩”、“负恩”的人联系。但这个断绝也不能一下子断绝，必须慢慢地，让对方在没有太大的感觉中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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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如果碰上了该送礼物的节日，还得要送才是，但是礼物的价值必须缩水，从原本的3000日元的礼品，降至2000日元甚至1000日元。而收受礼物的对方，当收到已经缩水的礼品，心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知道“恩”出问题了。如果他想挽救，他就必须返还加倍的礼物，如果他不想挽救，他就对等地寄出礼物。至此，两人的关系就断裂。再碰上送礼的节日，也不会再赠答、互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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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从礼尚往来生出这么多的中间环节与情绪性的回转，其背后当然与文化有关。或者说赠答、互酬本身就成了一种文化。如日本国立民俗学博物馆名誉教授伊藤干治就写有《赠答的日本文化》（筑摩书房，2011年）一书。学者神崎宣武写有《土产——赠答和旅游的日本文化》（青弓社，1997年）一书。再早些的半个多世纪前的法国人类学家莫斯（1872—1950年）著有《赠与论》（1925年），书中首次提出了赠与，交换，互酬三大概念，成了民俗学中赠与理论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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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赠答、互酬习惯的？著名学者源了圆在《义理和人情》（中央公论社，1969年）中认定，互赠礼物的习惯是从中世后期武家社会成立之后开始的。这也与室町幕府的要人伊势贞亲（1417～1473年）在《伊势贞亲教训》中所说的“他家送来的礼物，应该相当地返还”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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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成了三种形态的赠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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