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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鹰司平通受到了宫内厅的压力,或者叫他断绝已经开始的恋情,与美智子分手。对于鹰司平通来说,自己的妻子是天皇的女儿,一生都在宫内厅的监视之下,要从里面拔出来只有死。这就符合了“心中”的一般定义:死是纯爱继续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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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与作家河原敏明在《美智子妃》一书中所披露的细节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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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司平通与夫人不和,更与和睦差得很远。1月26日夜晚丈夫没有回来,28日夫人终于向丈夫的工作单位万世桥(秋叶原附近)的交通博物馆询问,但已经晚了,这说明鹰司平通可能经常一夜不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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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究竟是怎样死的?有意识的情死还是单纯的煤气中毒事故死?对于这些疑问,监察医务院的解剖结果是:没有外伤,也不是服毒死。而定性为煤气事故死的东京煤气公司则摇头,表示无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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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里的逻辑看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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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旧皇族成员,一个是天皇的女儿。一个是银座的妈妈桑。一个是绝对不允许离婚。一个是绝对不允许与一位妈妈桑结婚。一边是无望的离,一边是无望的恋。怎么办呢?只能是心中了。用心中将爱仪式化、永久化,最后达到近松门左卫门在《曾根崎心中》的结尾所说的,阿初与德兵卫成了“未来成佛的恋爱榜样”。因为没有比两人的情死更能引起人们的寂灭与哀伤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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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回头再看戴季陶的情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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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学者安田武在多少年前写有《情死考》一文。文章不长,但两次提及戴季陶的《日本论》中对情死的礼赞。一次是在文章的开头,说戴季陶三叹情死之人的“绝对的恋爱”,不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不是为达共同的目的,是为达所爱的对方的目的,很勇敢地积极为所爱者而作的牺牲。他们的世界是很小的,只拥有相对的两人世界。但他们为了这个小世界能够舍去一个大世界。安田武说这使他想起《挂川连理栅》中的阿半和长右卫门。一次是在文章的结束,安田武引用了戴季陶在《日本论》里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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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死的事,不用说最多是在花柳社会,其次是社会阶级不同的男女间的恋爱。这两种境遇,都是打算最多的境遇,而有许多的男女,会把一切打算抛却,这一种“超世界间的性生活”,是堕落的、懦弱的、苟且偷安的、放纵贪淫的性生活社会中的男女们所意想不到的。热烈的性爱和优美的风情,拥有这两重性并超越性的生存意识,是引着他们走向死路的动因。在中国的北地胭脂史上已经没有这种激越的行为供我们追怀,南朝金粉史上更看不见这种深刻的人生意义。在自杀这一种死的事实上看得出很丰富的生的意思来,是日本民族一种信仰真实性的表现。(参见安田武《型的日本文化》朝日新闻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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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人何以创生出赠答、互酬的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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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礼尚往来生出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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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赠答、互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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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白点就是礼尚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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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属于礼仪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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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是礼仪行为的话,为什么又会生出不快、嘲笑、蔑视,甚至发怒的情绪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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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A送3000日元的礼品给B。B仅用500日元来还礼,A就会生出不快。但如果B送上了价值10000日元的礼物,A就会生出被人嘲笑与蔑视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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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日本人看来,礼还少了是种耻,礼还多了也是一种耻。为什么会有可耻的感觉呢?这又与“恩”有关。日本人将赠答、互酬看做是返恩、报恩的手段与机会,但如果从中生出不均等,日本人就会认为是大事情了,他就会重新思考与这个人的“恩”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寻找补救的措施,或者干脆断绝与这个“忘恩”、“负恩”的人联系。但这个断绝也不能一下子断绝,必须慢慢地,让对方在没有太大的感觉中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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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如果碰上了该送礼物的节日,还得要送才是,但是礼物的价值必须缩水,从原本的3000日元的礼品,降至2000日元甚至1000日元。而收受礼物的对方,当收到已经缩水的礼品,心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知道“恩”出问题了。如果他想挽救,他就必须返还加倍的礼物,如果他不想挽救,他就对等地寄出礼物。至此,两人的关系就断裂。再碰上送礼的节日,也不会再赠答、互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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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从礼尚往来生出这么多的中间环节与情绪性的回转,其背后当然与文化有关。或者说赠答、互酬本身就成了一种文化。如日本国立民俗学博物馆名誉教授伊藤干治就写有《赠答的日本文化》(筑摩书房,2011年)一书。学者神崎宣武写有《土产——赠答和旅游的日本文化》(青弓社,1997年)一书。再早些的半个多世纪前的法国人类学家莫斯(1872—1950年)著有《赠与论》(1925年),书中首次提出了赠与,交换,互酬三大概念,成了民俗学中赠与理论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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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赠答、互酬习惯的?著名学者源了圆在《义理和人情》(中央公论社,1969年)中认定,互赠礼物的习惯是从中世后期武家社会成立之后开始的。这也与室町幕府的要人伊势贞亲(1417~1473年)在《伊势贞亲教训》中所说的“他家送来的礼物,应该相当地返还”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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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成了三种形态的赠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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