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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也有不要返还的礼物。如入园、入学、毕业、就职等收到的礼物。如中元、岁暮、灾害慰问等收到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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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返礼的尺度基本是收到礼物的三分之一或者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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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送现金，要放在纸袋里。日语统称为“のし袋”。而挑选这种纸袋，也很有讲究。它分为两种：一种为庆事用的祝仪袋；一种为丧事用的不祝仪袋。纸袋上必须附有花纸绳，日语叫“水引”。庆事和丧事的花纸绳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另外，目的不同，花纸绳的打结方法也不一样，如一般庆事是打蝴蝶结。在花纸绳的上方写“御祝”、“御礼”等字样，下方写上赠送人的名字。婚庆用的话是花纸绳向两端拉长，然后打个解不开的结，表示结婚只限定一次，暗示白头到老。在花纸绳的上方写寿字，下面写赠送人的名字。丧事的话，纸袋上也是用花纸绳打上与婚庆一样的结，表明不反复第二次。在颜色上，庆事的花纸绳用红白或金银颜色。丧事的花纸绳用黑白或双银颜色。当然，花纸绳也有事前印制在纸袋上的，这是在金额较少的情况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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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本人的智慧与狡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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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日本人之所以热衷赠答、互酬，并创生出这样一种模式放置于社会的循环系统之中，就在于赠答、互酬的本质可能就是在赠答、互酬的循环性结构中创生出维系这个共同体所必需的义理与恩的认同，哪怕这个认同是表面的、形式的、甚至是不情愿的。共同体就在看似表面的、形式的／不情愿的义理与恩当中，不至于破裂，不至于出现叛逆者，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共同体确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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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日产公司员工乘坐丰田车是绝对不行的，如有一个在日产工作的员工，父亲死了，在准备葬礼的时候，生出一个困惑：日产没有灵车。丰田有灵车，但就是不能借用丰田车。因为葬礼这天，很多日产公司的人要来，看到后就会成问题。成什么问题呢？对公司的忠诚度成了问题，怎么办呢？只好租用外国进口车做灵车。这就表明在日本个人行使自由的时候必须时刻想到公司，放大点说，必须顾及共同体，不能做有耻于共同体的事情，更不能做背叛共同体的事情。反过来，公司里的职员如果犯错触法了，公司出面道歉。这是日本的一个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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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在《罪的文化与耻的文化》论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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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是中文。日本与恩相当的词语没有，除了“御恩”这个特殊的用语之外，恩这个用语完全没有融入日语的口语中。日本曾经把恩看成在道德之上有其巨大力量的表现。这是在中世纪末期的足利时代，他们把恩的概念极度地扩大化了。现在恩的意义变得空洞、变得模糊，甚至变成了与借款一样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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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这个分析还是准确的。问题的戏剧性正是在于：日本人一方面热衷于报恩感恩，一方面又深知恩所带来的麻烦。因此猛然受到生疏者的恩，对日本人来说是最讨厌的事。由此故，日本人对大街上发生的天灾人祸一般不予理睬。这并不是冷淡麻木所至，而是因为他们感到，除了警察以外，任何人随便插手都会使对方背上恩情。明治以前日本就有一条著名的法令：“遇有争端，无关者不得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有明确的职责而出面帮助，会遭人怀疑是不是想从中捞点什么好处。由此，你对日本人越好，送的东西越多，他反而越不自在越反感，因为这会增加他的人情债，从而触动他敏感的自尊心；反过来，你对日本人越冷漠和越不在乎，他反而越舒服。因此，在日本，态度冷酷甚至粗野的青年被视为“好”青年；在修行中，越是粗暴的老师，就越被认为是最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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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悖论：一边是恩重如山，情义无价；一边是躲避恩惠，逃离情义。但赠答、互酬与报恩感恩的文化体制，能自主地提升体制内的忠诚度，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方面，日本人显示了其智慧和狡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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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学者莫斯在《赠与论》里说，赠与的根底里有咒术，这一点是否也适用于日本？日本的赠与行为是否也充满了咒术？历史上亲鸾是日本人中唯一一个否定咒术的人。但他没有提及赠与的咒术。他否定的是鬼神，吉凶与方角等方面的咒术。这就为后人留下了一个话题：日本的赠与是否也是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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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何称自己是杂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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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说他纯种反倒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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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种总是不好听，令人想起床笫之事、更令人想起乱交和杂交。所以，杂种对中国人而言，绝对是个令人不快与愤怒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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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本人不这样认为。他们甚至将自己的文化称之为杂种文化，并为能有这样的杂种文化而沾沾自喜，他们丝毫没有耻与怒的感觉。相反你说他文化纯种，倒反生气。日本人牵狗逛街，你说这纯种狗真好看，日本人会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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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种文化最先提出者是日本的大学者加藤周一，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看出日本近代化以来所具有的两种倾向：近代主义者极力排斥日本要素，将西方主义纯粹化；国粹主义则试图消灭外来文明而回归日本传统。加藤认为与其这样大伤元气的争斗还不如来个调和，将日本文化规范为杂种文化，并从中找出普遍适用性的东西。于是杂种文化这种提法开始登上学术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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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最初使用“西洋”一词的是德川家康的幕僚新井白石，他在1708年写《西洋纪闻》，满足了江户人对西方旺盛的好奇心。那时《国书总目录》里冠以西洋书名的图书有230部。冠以东洋书名的只有1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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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最初使用“东洋”一词的是幕末的佐久间象山，他提出了“东洋的道德，西洋的艺术”的口号。首次明确东洋是精神的、西洋是物质的。东洋被赋予了文化概念。当然还有冈仓天心的《东洋的思想》，他提出了东方是地域概念，东洋是文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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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洋学家中村敬宇在《洋学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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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夷所长者六，曰天文、曰地理、曰算术、曰器械、曰航海、曰医术、是六者，精致工妙，出天出地，汉土之不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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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嘉永七年）3月27日的深夜，两位日本人潜入佩里旗舰泼哈汤号，想偷渡海外。这两人就是吉田松阴和金子重辅。被发现后关在只能弯曲身子的小屋里。审讯他们的是当时役人黑川嘉兵卫。据松阴的《回顾录》里记述，偷渡的动机是想“知道万国的情势。”也就是说想睁眼看世界，然后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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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变就变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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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从明代开始称日本为东洋，日本人为东洋人。到了明治时期，日本万事都仿照欧洲，迎来了鹿鸣馆时代。曾经标榜过的东洋开始放弃，急速地西洋化。初代文部大臣森有礼说出了放弃国语引入法语。明治八年，清国公使何如璋、副公使黄遵宪来到日本，和日本朝野的文人欢谈，其中日本方面的一个中心人物源桂阁（大河内辉声），在出席何公使举行的宴会上，发出了“东洋小生源辉声谨贺”的声音。表明一个面对西洋的东洋，一个面对西洋物质文明的东洋精神文明的立场，已经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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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的日本，洋物代替和物，带“洋”的汉字泛滥成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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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医、洋画、洋学、洋乐、洋果子、洋瓦、洋馆、洋弓、洋教、洋琴、洋银、洋钉、洋鸡、洋犬、洋剑、洋语、洋行、洋才、洋菜、洋裁、洋数、洋纸、洋字、洋室、洋衣、洋种、洋酒、洋书、洋食、洋船、洋装、洋刀、洋灯、洋梨、洋发、洋风、洋舞、洋物、洋间、洋癖、洋文、洋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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