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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日产公司员工乘坐丰田车是绝对不行的，如有一个在日产工作的员工，父亲死了，在准备葬礼的时候，生出一个困惑：日产没有灵车。丰田有灵车，但就是不能借用丰田车。因为葬礼这天，很多日产公司的人要来，看到后就会成问题。成什么问题呢？对公司的忠诚度成了问题，怎么办呢？只好租用外国进口车做灵车。这就表明在日本个人行使自由的时候必须时刻想到公司，放大点说，必须顾及共同体，不能做有耻于共同体的事情，更不能做背叛共同体的事情。反过来，公司里的职员如果犯错触法了，公司出面道歉。这是日本的一个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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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在《罪的文化与耻的文化》论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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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是中文。日本与恩相当的词语没有，除了“御恩”这个特殊的用语之外，恩这个用语完全没有融入日语的口语中。日本曾经把恩看成在道德之上有其巨大力量的表现。这是在中世纪末期的足利时代，他们把恩的概念极度地扩大化了。现在恩的意义变得空洞、变得模糊，甚至变成了与借款一样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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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这个分析还是准确的。问题的戏剧性正是在于：日本人一方面热衷于报恩感恩，一方面又深知恩所带来的麻烦。因此猛然受到生疏者的恩，对日本人来说是最讨厌的事。由此故，日本人对大街上发生的天灾人祸一般不予理睬。这并不是冷淡麻木所至，而是因为他们感到，除了警察以外，任何人随便插手都会使对方背上恩情。明治以前日本就有一条著名的法令：“遇有争端，无关者不得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有明确的职责而出面帮助，会遭人怀疑是不是想从中捞点什么好处。由此，你对日本人越好，送的东西越多，他反而越不自在越反感，因为这会增加他的人情债，从而触动他敏感的自尊心；反过来，你对日本人越冷漠和越不在乎，他反而越舒服。因此，在日本，态度冷酷甚至粗野的青年被视为“好”青年；在修行中，越是粗暴的老师，就越被认为是最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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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悖论：一边是恩重如山，情义无价；一边是躲避恩惠，逃离情义。但赠答、互酬与报恩感恩的文化体制，能自主地提升体制内的忠诚度，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方面，日本人显示了其智慧和狡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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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学者莫斯在《赠与论》里说，赠与的根底里有咒术，这一点是否也适用于日本？日本的赠与行为是否也充满了咒术？历史上亲鸾是日本人中唯一一个否定咒术的人。但他没有提及赠与的咒术。他否定的是鬼神，吉凶与方角等方面的咒术。这就为后人留下了一个话题：日本的赠与是否也是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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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何称自己是杂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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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说他纯种反倒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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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种总是不好听，令人想起床笫之事、更令人想起乱交和杂交。所以，杂种对中国人而言，绝对是个令人不快与愤怒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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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本人不这样认为。他们甚至将自己的文化称之为杂种文化，并为能有这样的杂种文化而沾沾自喜，他们丝毫没有耻与怒的感觉。相反你说他文化纯种，倒反生气。日本人牵狗逛街，你说这纯种狗真好看，日本人会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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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种文化最先提出者是日本的大学者加藤周一，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看出日本近代化以来所具有的两种倾向：近代主义者极力排斥日本要素，将西方主义纯粹化；国粹主义则试图消灭外来文明而回归日本传统。加藤认为与其这样大伤元气的争斗还不如来个调和，将日本文化规范为杂种文化，并从中找出普遍适用性的东西。于是杂种文化这种提法开始登上学术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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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最初使用“西洋”一词的是德川家康的幕僚新井白石，他在1708年写《西洋纪闻》，满足了江户人对西方旺盛的好奇心。那时《国书总目录》里冠以西洋书名的图书有230部。冠以东洋书名的只有1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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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最初使用“东洋”一词的是幕末的佐久间象山，他提出了“东洋的道德，西洋的艺术”的口号。首次明确东洋是精神的、西洋是物质的。东洋被赋予了文化概念。当然还有冈仓天心的《东洋的思想》，他提出了东方是地域概念，东洋是文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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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洋学家中村敬宇在《洋学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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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夷所长者六，曰天文、曰地理、曰算术、曰器械、曰航海、曰医术、是六者，精致工妙，出天出地，汉土之不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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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嘉永七年）3月27日的深夜，两位日本人潜入佩里旗舰泼哈汤号，想偷渡海外。这两人就是吉田松阴和金子重辅。被发现后关在只能弯曲身子的小屋里。审讯他们的是当时役人黑川嘉兵卫。据松阴的《回顾录》里记述，偷渡的动机是想“知道万国的情势。”也就是说想睁眼看世界，然后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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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变就变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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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从明代开始称日本为东洋，日本人为东洋人。到了明治时期，日本万事都仿照欧洲，迎来了鹿鸣馆时代。曾经标榜过的东洋开始放弃，急速地西洋化。初代文部大臣森有礼说出了放弃国语引入法语。明治八年，清国公使何如璋、副公使黄遵宪来到日本，和日本朝野的文人欢谈，其中日本方面的一个中心人物源桂阁（大河内辉声），在出席何公使举行的宴会上，发出了“东洋小生源辉声谨贺”的声音。表明一个面对西洋的东洋，一个面对西洋物质文明的东洋精神文明的立场，已经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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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的日本，洋物代替和物，带“洋”的汉字泛滥成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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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医、洋画、洋学、洋乐、洋果子、洋瓦、洋馆、洋弓、洋教、洋琴、洋银、洋钉、洋鸡、洋犬、洋剑、洋语、洋行、洋才、洋菜、洋裁、洋数、洋纸、洋字、洋室、洋衣、洋种、洋酒、洋书、洋食、洋船、洋装、洋刀、洋灯、洋梨、洋发、洋风、洋舞、洋物、洋间、洋癖、洋文、洋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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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物还波及肉体。很多西洋人倒反觉得日本人穿和服合身，而穿惯和服的日本人再穿西服，是种悲哀。而以田口卯吉、海野幸德、大隈重信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在日俄战争的前后，哀叹日本男子容貌与“一等国”不相符，日本女子的体形与西洋比害羞，于是开始了改造肉体的运动，将西洋近代体育拿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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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陆军曾经是日本陆军的范本。但是在1870年（明治三年），普鲁斯和法国开战。普鲁斯获胜。日本人对法国的兴趣一下又转移到德国身上，并开始把法国样式的军队转换成德国式的。参谋本部也成了德国式的，语言也是以德语为中心。德国与法国、英国是思考方式不同的文化圈。在当时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眼里，德国就是乡村。德国是分析主义的，追求事物的纯粹化。明治以后的陆军就是引进德国的“形”和方法论。医学部也是效仿德国，还有哲学。但是海军是引进英国的，所有的系统都是从英国买进。所以海军是讲英语为主。当时日本人眼里只有欧洲，江户合理主义被扔在一边。明治政府是否定江户的，说江户是日本文化的死胎。而且明治以后的知识人包括军人在内，都没有学得江户的智慧。对此，司马辽太郎说，这和日本的战败不无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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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美英被日本人骂为“鬼畜英美”。说明日本人对他们已经恨到根。但美国大兵一旦进驻东京，非但没有发生像伊拉克那样的恐怖袭击事件，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反而还收到日本人大量的书信，表示问安、激励、慰谢乃至臣服。同时，赠送家宝、土地、物产的也有不少。其中最让人吃惊的是，日本居然有数百女性在信中对这个“至高无上”的男性写道：“请让我生您的孩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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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占领军总司令部为了告诉日本人大豆也可当粮食食用这个道理，就关掉了把大豆作原料的酱油厂。一批酱油业者就来到美国人面前请求撤销决定。管理大豆配给的经济科学局主任普鲁东女士，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日本人口味的喜好，说变就变。最后美国人还是强硬地关闭了1500家酱油工厂。以后日本食文化的口味果真是按照那位美国人说的，急速地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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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放弃“多”比登天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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