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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等待快船，我了解到天下的状况，我非常高兴得知事情正在朝着公正的方向发展”，得知消息后，西乡隆盛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如果没有一个激烈的变革，我们很快就会像清朝一样被人征服、惨遭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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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井伊直弼被刺后，日本并没有走向正确的方向，而是进入了一个暴力和恐吓时代。日本近代史上称为“志士”的下层武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在传统社会没有机会，被挤压在统治阶级的最下层。可是外国人的到来，让他们看到了机会，他们认为，凭借自己手中的武士刀就可以解决国家面临的危机。朦胧的民族主义、家臣式的忠诚和对天皇的崇敬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激励这些年轻的武士奔走天下，新生活的刺激更让他们平添了道德上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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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士”没有一个核心观点，也没有工作规划。他们自认为是爱国者，仇外排外，凡是与外国人妥协、与外国人交往的人都被他们视为敌人。他们游荡在都市，腰插双刀，昂然自得。他们不但向井伊直弼这样的高官下手，也抽刀面向国内的“洋学者”。那几年日本“暗杀”之风盛行，许多“洋学者”不敢外出，与外国人进行贸易的商人也紧闭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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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士对于现实政治缺乏理解，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即使有些人朦胧追求一个现代化国家，他们也很少意识到，在这样的国家里不可能允许佩带双刀的阶级继续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志士”们的悲剧已经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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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益浓厚的仇外排外氛围里，终于引发了“生麦事件”。1862年9月的一天，萨摩藩藩主的父亲从江户回到京都，途经横滨的生麦村时，平民按照惯例，向这支700人的仪仗队退让下跪。四个英国人骑马路过，一匹马受惊冲入仪仗队，卫护的武士杀死一人，重伤两人。英国要求幕府惩处凶犯和支付赔偿费。但萨摩藩拒绝英国的要求。当时正是“攘夷”运动兴盛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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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幕府与英国谈判赔偿协议达成之时，突然传来皇室诏命，要求实施“攘夷”政策。但幕府还是按照协议进行了赔偿，天皇震怒，御笔写诏书声称，从1863年5月10日起，所有外国人必须在两个月里全部离开日本，“纵使皇国一端化为焦土，亦绝不愿开港交易”。“攘夷”派备受鼓舞，要求对外国人进行迅速和暴力的驱逐。京都的“攘夷”气氛热烈，排外情绪异常高涨，很有些1890年清朝对列强宣战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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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情激愤的“攘夷”声浪中，长州藩发生了多起排外行动，而且炮击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舰，结果招致英国、法国、美国、荷兰四国军队联合攻击。长州藩惨败，被迫赔款，并允许外国军舰自由通过下关海峡，被摧毁的炮台不再修复和重建。英国为了报复“生麦事件”，也派舰队炮击鹿儿岛，烧毁市街。在现实的教训下，萨摩藩和长州藩转而采取开国方针，与英国建立了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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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一时的“攘夷”运动就此降温。一些原来坚决主张“攘夷”的人士认识到，“攘夷”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自取毁灭。理性主义思想开始抬头，其中当然包括激进分子西乡隆盛。随着这些有识之士头脑清醒起来，日本这艘船驶出了暴力冲突的旋涡，开始转向正确的航道，避免了清朝被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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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重大历史事件里，西乡隆盛都是旁观者。“生麦事件”之前，他曾被释放，重回鹿儿岛。可是不足两个月，他就因触犯藩主，被流放到另一个荒岛。在一首诗里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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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蒙恩遇夕焚坑，人生浮沉似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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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不回光葵向日，若无开运意推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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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知己皆为鬼，南屿俘囚独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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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何疑天赋与，愿留魂魄护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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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西乡隆盛以为这一次自己将老死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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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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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的一天，一艘蒸汽船将西乡隆盛接回鹿儿岛。他获得特赦，并被任命为京都萨摩藩驻军总司令。从阶下囚到政府要员，一切都是因为国家政事突变，萨摩藩需要加强自己在京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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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外国人的运动失败之后，“尊王攘夷”运动转向了内部斗争，各地藩主都想控制皇室。数百年来，皇室没有自己的军队，只关心作诗、书法、茶会等文雅活动，但是毕竟它是名义上最高的权威，尤其是在幕府权威削弱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成为那些雄藩追求的目标。“尊王攘夷”激进派的活动又加剧了这场皇室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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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后来西乡隆盛所斥责的那样，激进派的举动比“街头流氓”好不了多少。他们进行恐怖主义行为，对外国人、军事将领和手无寸铁的平民发起攻击。激进分子对他们认为不够忠诚的日本人发泄怒火，即使是朝廷臣子也不能免于他们的袭击。一位曾经忠实侍奉天皇的儒学者，仅仅被认为立场动摇，就被残忍地割下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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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乡隆盛于1864年3月抵达京都时，眼前日益恶化的政治局势让他心灰意冷。京都已经取代江户成为各种政治势力的角斗场，混乱得让人看不到希望，两个雄藩——萨摩藩与长州藩的内斗更让人绝望。先是萨摩藩联合另外一个藩突然发动政变，将长州藩的“尊王攘夷”志士驱逐出京都。一年后，长州藩部队进攻京都，甚至闯进皇宫的蛤御门。虽然最后被击退，但京都很多房屋都毁于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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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西乡隆盛的思想里仍然残存着“公武合体”的梦想，何况他又是萨摩人，因此积极主张进攻“犯上作乱”的长州藩。幕府组织各个藩的军事力量讨伐长州藩，西乡隆盛任征长军的总督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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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这时，西乡隆盛与当时幕府的“海军奉行”（海军司令）胜海舟相会，彻底改变了他的认识。与其他封闭而颟顸的幕府官员不同，胜海舟多次出访欧美国家，思想解放。他告诉西乡隆盛，幕府已经无可救药，整个政权都极度虚弱，不能果断地采取行动，绝非更换一两个怯懦的官员就能够解决问题。对于日本来说，现在需要实行雄藩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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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海舟的一席话改变了西乡隆盛，他力主通过谈判解决长州问题。在长州藩妥协之后，征长军没有开一枪一炮就解散了。此事让西乡隆盛声誉遍及全国，也印证了胜海舟对他的评价：“也许西乡就是人们所说的那个能够肩负起天下之重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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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两个雄藩，萨摩藩和长州藩逐渐走近，形成了联盟，发誓“无论如何，以后双方当竭尽忠诚以报效皇国，光耀皇威，复兴皇权”。秘密进行谈判的，都是和西乡隆盛一样出身的下级武士，后来都为明治维新立下功勋。两个雄藩购买军火，以新式武器武装自己的军队，派人出国学习，引进西方技术人才。萨摩藩甚至以独立国家的地位参加了186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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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也在努力挽回颓势，派官员赴欧洲学习，购买军舰，争取外国的援助。末任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任命有现代意识的能干官员担当大任，还将年幼的弟弟派往法国学习，以培养其领导能力。这是一场竞赛，从合法性和资源来看，幕府似乎更有可能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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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幕府不断出现战略失误。最大的失误就是1866年再次征讨长州藩。这绝对是一场灾难。虽然幕府的军队里已经有一些新的建制，但是兵力明显不足。萨摩藩公然拒绝出兵，幕府军队只能同来自其他部分藩的旧式军队一起投入战斗，而长州藩士气高昂，还有不少民兵参战。双方交战不久，幕府军队就败退，不得不宣布停火。这次战败给幕府的威信造成沉重影响，从此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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