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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等待快船,我了解到天下的状况,我非常高兴得知事情正在朝着公正的方向发展”,得知消息后,西乡隆盛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如果没有一个激烈的变革,我们很快就会像清朝一样被人征服、惨遭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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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井伊直弼被刺后,日本并没有走向正确的方向,而是进入了一个暴力和恐吓时代。日本近代史上称为“志士”的下层武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在传统社会没有机会,被挤压在统治阶级的最下层。可是外国人的到来,让他们看到了机会,他们认为,凭借自己手中的武士刀就可以解决国家面临的危机。朦胧的民族主义、家臣式的忠诚和对天皇的崇敬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激励这些年轻的武士奔走天下,新生活的刺激更让他们平添了道德上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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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士”没有一个核心观点,也没有工作规划。他们自认为是爱国者,仇外排外,凡是与外国人妥协、与外国人交往的人都被他们视为敌人。他们游荡在都市,腰插双刀,昂然自得。他们不但向井伊直弼这样的高官下手,也抽刀面向国内的“洋学者”。那几年日本“暗杀”之风盛行,许多“洋学者”不敢外出,与外国人进行贸易的商人也紧闭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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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士对于现实政治缺乏理解,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即使有些人朦胧追求一个现代化国家,他们也很少意识到,在这样的国家里不可能允许佩带双刀的阶级继续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志士”们的悲剧已经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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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益浓厚的仇外排外氛围里,终于引发了“生麦事件”。1862年9月的一天,萨摩藩藩主的父亲从江户回到京都,途经横滨的生麦村时,平民按照惯例,向这支700人的仪仗队退让下跪。四个英国人骑马路过,一匹马受惊冲入仪仗队,卫护的武士杀死一人,重伤两人。英国要求幕府惩处凶犯和支付赔偿费。但萨摩藩拒绝英国的要求。当时正是“攘夷”运动兴盛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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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幕府与英国谈判赔偿协议达成之时,突然传来皇室诏命,要求实施“攘夷”政策。但幕府还是按照协议进行了赔偿,天皇震怒,御笔写诏书声称,从1863年5月10日起,所有外国人必须在两个月里全部离开日本,“纵使皇国一端化为焦土,亦绝不愿开港交易”。“攘夷”派备受鼓舞,要求对外国人进行迅速和暴力的驱逐。京都的“攘夷”气氛热烈,排外情绪异常高涨,很有些1890年清朝对列强宣战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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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情激愤的“攘夷”声浪中,长州藩发生了多起排外行动,而且炮击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舰,结果招致英国、法国、美国、荷兰四国军队联合攻击。长州藩惨败,被迫赔款,并允许外国军舰自由通过下关海峡,被摧毁的炮台不再修复和重建。英国为了报复“生麦事件”,也派舰队炮击鹿儿岛,烧毁市街。在现实的教训下,萨摩藩和长州藩转而采取开国方针,与英国建立了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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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一时的“攘夷”运动就此降温。一些原来坚决主张“攘夷”的人士认识到,“攘夷”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自取毁灭。理性主义思想开始抬头,其中当然包括激进分子西乡隆盛。随着这些有识之士头脑清醒起来,日本这艘船驶出了暴力冲突的旋涡,开始转向正确的航道,避免了清朝被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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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重大历史事件里,西乡隆盛都是旁观者。“生麦事件”之前,他曾被释放,重回鹿儿岛。可是不足两个月,他就因触犯藩主,被流放到另一个荒岛。在一首诗里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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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蒙恩遇夕焚坑,人生浮沉似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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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不回光葵向日,若无开运意推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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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知己皆为鬼,南屿俘囚独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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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何疑天赋与,愿留魂魄护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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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西乡隆盛以为这一次自己将老死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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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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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的一天,一艘蒸汽船将西乡隆盛接回鹿儿岛。他获得特赦,并被任命为京都萨摩藩驻军总司令。从阶下囚到政府要员,一切都是因为国家政事突变,萨摩藩需要加强自己在京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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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外国人的运动失败之后,“尊王攘夷”运动转向了内部斗争,各地藩主都想控制皇室。数百年来,皇室没有自己的军队,只关心作诗、书法、茶会等文雅活动,但是毕竟它是名义上最高的权威,尤其是在幕府权威削弱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成为那些雄藩追求的目标。“尊王攘夷”激进派的活动又加剧了这场皇室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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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后来西乡隆盛所斥责的那样,激进派的举动比“街头流氓”好不了多少。他们进行恐怖主义行为,对外国人、军事将领和手无寸铁的平民发起攻击。激进分子对他们认为不够忠诚的日本人发泄怒火,即使是朝廷臣子也不能免于他们的袭击。一位曾经忠实侍奉天皇的儒学者,仅仅被认为立场动摇,就被残忍地割下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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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乡隆盛于1864年3月抵达京都时,眼前日益恶化的政治局势让他心灰意冷。京都已经取代江户成为各种政治势力的角斗场,混乱得让人看不到希望,两个雄藩——萨摩藩与长州藩的内斗更让人绝望。先是萨摩藩联合另外一个藩突然发动政变,将长州藩的“尊王攘夷”志士驱逐出京都。一年后,长州藩部队进攻京都,甚至闯进皇宫的蛤御门。虽然最后被击退,但京都很多房屋都毁于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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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西乡隆盛的思想里仍然残存着“公武合体”的梦想,何况他又是萨摩人,因此积极主张进攻“犯上作乱”的长州藩。幕府组织各个藩的军事力量讨伐长州藩,西乡隆盛任征长军的总督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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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这时,西乡隆盛与当时幕府的“海军奉行”(海军司令)胜海舟相会,彻底改变了他的认识。与其他封闭而颟顸的幕府官员不同,胜海舟多次出访欧美国家,思想解放。他告诉西乡隆盛,幕府已经无可救药,整个政权都极度虚弱,不能果断地采取行动,绝非更换一两个怯懦的官员就能够解决问题。对于日本来说,现在需要实行雄藩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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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海舟的一席话改变了西乡隆盛,他力主通过谈判解决长州问题。在长州藩妥协之后,征长军没有开一枪一炮就解散了。此事让西乡隆盛声誉遍及全国,也印证了胜海舟对他的评价:“也许西乡就是人们所说的那个能够肩负起天下之重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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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两个雄藩,萨摩藩和长州藩逐渐走近,形成了联盟,发誓“无论如何,以后双方当竭尽忠诚以报效皇国,光耀皇威,复兴皇权”。秘密进行谈判的,都是和西乡隆盛一样出身的下级武士,后来都为明治维新立下功勋。两个雄藩购买军火,以新式武器武装自己的军队,派人出国学习,引进西方技术人才。萨摩藩甚至以独立国家的地位参加了186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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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也在努力挽回颓势,派官员赴欧洲学习,购买军舰,争取外国的援助。末任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任命有现代意识的能干官员担当大任,还将年幼的弟弟派往法国学习,以培养其领导能力。这是一场竞赛,从合法性和资源来看,幕府似乎更有可能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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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幕府不断出现战略失误。最大的失误就是1866年再次征讨长州藩。这绝对是一场灾难。虽然幕府的军队里已经有一些新的建制,但是兵力明显不足。萨摩藩公然拒绝出兵,幕府军队只能同来自其他部分藩的旧式军队一起投入战斗,而长州藩士气高昂,还有不少民兵参战。双方交战不久,幕府军队就败退,不得不宣布停火。这次战败给幕府的威信造成沉重影响,从此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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