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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福泽谕吉一心一意钻研英语，还购买了一本韦氏大辞典带回国内——这是日本首次进口英文辞典。咸临丸舰长在美国买了一把黑色洋伞作为纪念，想带回国内风光一下，福泽谕吉劝他自己把玩好了，千万不能在江户大街上炫耀，否则有可能被浪人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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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赴美之前，他已经观察到社会的动荡。就在福泽谕吉回国前半月，主张签订条约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在江户城樱田门外被浪人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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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一批知识分子到欧美国家亲眼观察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直接的观察对比，仅仅通过阅读了解，常常是隔靴搔痒，难解其中三昧。美国之行，让福泽谕吉大开眼界，思想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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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没有机会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在巨变的时代却把握不住方向。他们敌视踏上本国国土的洋人，也不能理解全新的欧美文明，于是排外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潮。尤其是那些崇尚武力的武士，不但仇视洋人，也仇视在洋人面前软弱无能的幕府。当福泽谕吉归国之时，那位比他年长五岁的吉田松阴就因为谋划刺杀幕府高官而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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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残酷镇压反对派人士，也激起强烈的反弹。尤其是井伊直弼被杀后，日本政局动荡，“攘夷”浪潮汹涌，日本就像一艘小船在万丈汪洋里漂荡起伏，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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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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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拿地图，我摸索着来到了著名的东京增上寺。这里是德川家族的灵庙，占地广大，建筑雄伟。其正门叫“三解脱门”，是东京最古老的建筑物，已经有近五百年历史。从正门南行，不远就找到了“福泽和近藤两位伟人创办的学塾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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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东京地图上标注的诸多“某某遗址”一样，这里并没有当年的半砖片瓦，只有一根不高的长方形石柱，无声地告诉人们：这里，这个当年叫作“铁炮洲”的地方，就是福泽谕吉先生创办庆应义塾之地。此处距离海湾仅数百米，空气中隐约可以嗅到大海的气息。我想，一百多年前的夜晚，当福泽谕吉在灯下读书翻译的间隙，一定能够清晰地听到大海的潮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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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访问回来后，福泽谕吉不管外界的政治风浪，安心研读英文书籍。回国当年，他就将在美国购买的汉语和英文对译本词汇集《华英通语》加入日语译文，作为《增订华英通语》出版。这是福泽谕吉最早出版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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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福泽谕吉还受聘于幕府的外交部，主要工作就是翻译外国公使、领事或幕府大臣的书信。有意思的是，当时日本国内没有人看得懂英法等国的文字，因此外国公使领事寄来的文书一定会附上荷兰译文。福泽谕吉英语水平由此精进，对世界大势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已经见识了美国，现在则渴望能够到欧洲亲眼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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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来了。1861年冬天，幕府派使节到欧洲各国考察，福泽谕吉作为随员参加了使节团。和那些热衷于各种新奇器物的人不同，福泽谕吉急于了解欧洲的各种制度，包括银行制度、医院制度、征兵制度、选举制度等。尽管来到国外，幕府仍然禁止团员接触外国人，还在使团中安排人监视。读洋书的福泽谕吉当然是“问题人物”，外出参观必定有监视员跟随。这种把锁国政策搬到国外的做法，在一个世纪后的东方国家仍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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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英国生机勃发，国力强盛，保守党和自由党却各持己见，为政治问题吵架。福泽谕吉感到迷惑：“两人明明是敌人，却同在一张餐桌上吃饭喝酒，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慢慢理解到，和东方国家结党营私、你死我活的帮派斗争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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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将近一年，福泽谕吉大开眼界。特别是在伦敦，他惊讶地看到一份报纸批评英国驻日公使对日本傲慢无礼，深受触动，“我阅读此文之后，心中如同放下了一块大石。原来世界上不尽是恶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尽是外国政府的恶行恶状，他们趁日本尚未进入文明开化之国，往往仗势欺人，故意挑剔日本人的小毛病，让日本伤透脑筋。如今我来到他们的国家，亲眼看到其国也有光明正大、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士，令我愈加坚定素来所持的开放门户走进国际社会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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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国之前，日本岛内“攘夷”论高涨，外交上则破绽百出。在日俄双方谈判库页岛的疆界问题时，日本使节拿出地图说：“你瞧，地图颜色是这样的，因此疆界应该如此。”俄国人说：“如果地图的颜色能够决定领土，那么把这张地图全部涂成红色，全世界将变成俄国的领土。”陪同的福泽谕吉感到可笑，深知“攘夷”论只能使人闭目塞听，愚蠢顽固。他想到日本的前途，不禁悲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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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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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说，1862年都是关键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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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等驻华公使根据《北京条约》规定，相继入驻北京，在东交民巷一带设立第一批公使馆。当然这不意味着清朝政府的开放，反而激起深深的屈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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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一位骑马的英国人在横滨附近的村庄无意间冲撞了一个藩主的队伍，被藩主的武士当场砍死。这就是著名的“生麦事件”，它刺激了日本国内的排外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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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国内的福泽谕吉悲哀地发现，“攘夷”论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局面几乎不可控制。更恐怖的是，暗杀之风兴起，世间杀气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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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国家本来自成一体，19世纪中叶接触西方国家之初，各种冲突在所难免，日本似乎更甚。日本人认为外国人充满晦气污秽，不愿意让他们踏上本国的土地。那些年轻气盛的武士往往会暗杀外国人，发展到后来，他们把传播西洋知识的学者也视为仇敌，到处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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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备感恐惧，因为他的两位同窗好友就遭到追杀，险些丧命。他知道，面对这些凶残乖戾的“爱国者”，无论如何退避都无法让他们满足，只有丢掉洋书，向他们低头道歉，与他们一起高唱“攘夷”论，甚至比他们更激进地提刀追杀洋学者，才能让他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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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无法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他认定，“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因为世界文明的喧闹，不允许一个东洋孤岛在此独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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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肯同流合污，就只能谨言慎行。在身份立场不明的人面前，他绝不谈论时事。他家中的木地板特意设计成可掀起式，以期遭人暗杀时可以从地板下逃走。不得不外出旅行时，就编一个假名，行李上也不敢写福泽两字，以避人耳目。他甚至连父亲生前的好友家也不敢拜访。他后来回忆时自嘲道，“那样子就好像逃亡者避人耳目，或宛如小偷四处逃窜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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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并没有多虑。事实上，他几次遭遇险情。有一次他冒名来到“攘夷”风气最盛的长州，在当地理发店理发时，老板喋喋不休地说着“驱逐洋鬼子”！军队穿着各色各样的服装，肩膀上扛着枪，威风凛凛地在街头走过。如果让他们知道了真实身份，福泽谕吉一定会横死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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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十二三年的时间里，福泽谕吉晚上从不外出，而是安心从事写作和翻译。通过海外游历，他敏锐地察觉到未来世界的潮流是积极引入西洋文明，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学的重要。于是，他执笔写下了10卷本的《西洋事情》，全面介绍西洋地理、兵法、科技、航海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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