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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西洋事情》出版，数年间发行25万部。忧国爱民的人士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几乎人手一部。后来，《西洋事情》还被维新政府指定为教科书。在这本书里，福泽谕吉不仅详细介绍欧洲事物，而且独具匠心地翻译引入了许多现代名词，包括政治、税法、国债、纸币、博物馆、蒸汽机等。思想传播需要借助词语，这些新鲜的词汇给日本人打开了一扇观察和思考世界的窗口，启迪了人们对先进文明国家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这些名词也传入了中国，至今仍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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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一方面埋头翻译著述，一方面教书育人。让他高兴的是，庆应义塾的学生也逐渐增多。这里的莘莘学子研读原版英文书，学习西方知识，但拒绝汉学，因为福泽谕吉深信，“在日本开国之际，若是陈腐汉学占据了少年的脑子，则日本无法进入西方文明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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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本仍然是儒家学说的天下，西洋学问是行不通的。人们提起荷兰学书生，总是恶言多于美言。福泽谕吉从年轻时就想把陈儒腐说一扫而空，他说，“我要尽最大的力量拯救他们，将他们引导至我所信仰的原则。我的态度是，全日本的汉学者尽管攻击我，由我一个人来抵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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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应义塾的许多毕业生当了老师，将新的知识带到了日本各地，也将福泽谕吉的思想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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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南一隅到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从下级武士到名闻全国的教育家。就这样，一位启蒙思想家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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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的愿望是，一年领两百大袋的米粮，身为将军的顾问，大力鼓吹文明开国，大刀阔斧地改革各种制度，”在1862年赴欧途中，福泽谕吉曾这样对友人自陈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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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后来，福泽谕吉越来越发现，幕府官员绝大多数是守旧分子，完全没有门户开放与自由主义的思想。尽管幕府碍于形势不得不提倡开国论，但实际上却是“攘夷”论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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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67年，当福泽谕吉跟随幕府军舰采购团再度出访美国之时，他的政治观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横渡太平洋时，他对一位知心朋友说，“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打倒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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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幕府政治已经腐败冥顽到了极点。福泽谕吉曾在一本经济学著作中将competition创造性地翻译为“竞争”，幕府的财政官员却认为“争”字不好，找不到替代的词，只好把“竞争”两字涂黑，才拿给幕府老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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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专制政权，越到统治后期，越敏感多疑，残暴无义。有一位官员在家信里写了一句“目前国家局势令人担忧，一切有待明君贤相出”，就被秘探举报蔑视幕府大将军，意图谋反，被迫切腹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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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时期，日本政治分为东西两派，一个是拥护幕府的“佐幕派”，另一个是拥护天皇的“拥皇派”。两派互相敌视，大打出手。福泽谕吉不肯拥护幕府，对“拥皇派”同样保持怀疑。因为天皇派同样排外，而且一举一动都必须说为了“攘夷”，甚至宣称“即使日本破坏成焦土，也要彻底‘攘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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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远远地避开现实政治，埋头翻译著述，陶铸人才。著书翻译完全是一人之志，他没有受到别人的指示，也没有与其他人商量，也不曾托人写序言或题字。他的书被守旧人士抵制，却成为社会上的畅销书。在内心深处，他也为国家混乱落后的局势担忧，他甚至一度想，让自己的孩子将来当天主教的神父，以远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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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初，维新军开进了江户城，幕府被推翻。但是社会秩序还没有恢复，不时有战斗发生。幕府所办的学校已经垮台，而维新政府根本无暇顾及教育问题，只有庆应义塾仍继续坚持正常教学。福泽谕吉鼓励青年学生说：“不管世上如何动乱，我们绝对不让洋学的命脉断绝。庆应义塾一天也不停课，只要庆应义塾还存在一天，大日本即是世界的文明国。我们不在乎世间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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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5月上野发生激战，江户城内几乎全部歇业，秩序混乱不堪。在炮声隆隆中，福泽谕吉坚持上课，用英文讲经济学。课下，学生搬梯子爬到屋顶观看一公里外的硝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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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政府下达征召令，邀请福泽谕吉加入政府，但是他托病不出。后来政府又要他负责政府的学校部门，也被婉言拒绝。他说：“我自己该做的事情是，将自己所学的洋学教给学生，尽最大的努力著书翻译，希望引导我国国民向文明之国迈进，每个人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很正常吗？车夫拉车，豆腐店卖豆腐，书生读书，这都是尽他们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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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认为，在富国强兵、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求最大幸福方面，东方诸国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原因就在于教育。“我于日本戮力于提倡洋学，是想办法让日本成为西式文明富强之国，”福泽谕吉说：“我使庆应义塾成为西洋文明的领导，使之宛如东道主，也可以说是一手包办西方文物制度的买卖，或者西方学问的特别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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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福泽谕吉将庆应义塾迁到了现在的港区三田。这里位于高坡之上，能够远眺东京湾，海风披襟，开拓心胸。庆应义塾越发成为青年学子的向往之地，学生人数不断增多。福泽谕吉每日在学校里巡视，爱校如家。他废除了学生见老师敬礼的虚饰制度，师生都将学校视为自己的家，气氛融洽。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重在自然的原则，将人定位为万物之灵，提倡培养独立完整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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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受到了师生的爱戴。时至今日，庆应大学里“先生”还是福泽谕吉的专称。一般师生间的称呼为“某某君”，只有创校人福泽谕吉被称为“福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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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曾到大阪一游，以蛮横的武士态度问路，农夫惶恐回答，恭恭敬敬；可是当他态度和善地问路时，却遭到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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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明治维新已经进行了数年，可是底层社会仍然如故。这引起了福泽谕吉的思考，“现在社会上流行高压政治的说法，可是我认为并不是政府采取高压的态度，而是人民自己招致高压的。对这样的人民究竟如何是好”？他深感启蒙的重要性，于是发起一大宏愿，要靠一支纤笔来推动社会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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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1872年福泽谕吉在《论人与人平等》文章里写道，“如果大家不分贵贱上下，都爱好这些学问，并有所体会，而后士农工商各尽其分，各自经营家业，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这篇文章振聋发聩，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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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福泽谕吉又先后写下一系列文章，抨击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提倡自由平等、婚姻自由等进步思想。他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而要达到个人的自由独立，就必须要具备现代科学知识。他也吸收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他肯定人民为国家主人，同时号召人民舍身卫国，使日本文明追上先进国家。1875年，这些文章结集为《劝学篇》出版，发行数十万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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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国家转型过程中，几乎都遭遇了“国家到底向何处去”的疑问，这也是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福泽谕吉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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