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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来了。1861年冬天，幕府派使节到欧洲各国考察，福泽谕吉作为随员参加了使节团。和那些热衷于各种新奇器物的人不同，福泽谕吉急于了解欧洲的各种制度，包括银行制度、医院制度、征兵制度、选举制度等。尽管来到国外，幕府仍然禁止团员接触外国人，还在使团中安排人监视。读洋书的福泽谕吉当然是“问题人物”，外出参观必定有监视员跟随。这种把锁国政策搬到国外的做法，在一个世纪后的东方国家仍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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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英国生机勃发，国力强盛，保守党和自由党却各持己见，为政治问题吵架。福泽谕吉感到迷惑：“两人明明是敌人，却同在一张餐桌上吃饭喝酒，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慢慢理解到，和东方国家结党营私、你死我活的帮派斗争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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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将近一年，福泽谕吉大开眼界。特别是在伦敦，他惊讶地看到一份报纸批评英国驻日公使对日本傲慢无礼，深受触动，“我阅读此文之后，心中如同放下了一块大石。原来世界上不尽是恶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尽是外国政府的恶行恶状，他们趁日本尚未进入文明开化之国，往往仗势欺人，故意挑剔日本人的小毛病，让日本伤透脑筋。如今我来到他们的国家，亲眼看到其国也有光明正大、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士，令我愈加坚定素来所持的开放门户走进国际社会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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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国之前，日本岛内“攘夷”论高涨，外交上则破绽百出。在日俄双方谈判库页岛的疆界问题时，日本使节拿出地图说：“你瞧，地图颜色是这样的，因此疆界应该如此。”俄国人说：“如果地图的颜色能够决定领土，那么把这张地图全部涂成红色，全世界将变成俄国的领土。”陪同的福泽谕吉感到可笑，深知“攘夷”论只能使人闭目塞听，愚蠢顽固。他想到日本的前途，不禁悲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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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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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说，1862年都是关键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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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等驻华公使根据《北京条约》规定，相继入驻北京，在东交民巷一带设立第一批公使馆。当然这不意味着清朝政府的开放，反而激起深深的屈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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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一位骑马的英国人在横滨附近的村庄无意间冲撞了一个藩主的队伍，被藩主的武士当场砍死。这就是著名的“生麦事件”，它刺激了日本国内的排外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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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国内的福泽谕吉悲哀地发现，“攘夷”论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局面几乎不可控制。更恐怖的是，暗杀之风兴起，世间杀气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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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国家本来自成一体，19世纪中叶接触西方国家之初，各种冲突在所难免，日本似乎更甚。日本人认为外国人充满晦气污秽，不愿意让他们踏上本国的土地。那些年轻气盛的武士往往会暗杀外国人，发展到后来，他们把传播西洋知识的学者也视为仇敌，到处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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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备感恐惧，因为他的两位同窗好友就遭到追杀，险些丧命。他知道，面对这些凶残乖戾的“爱国者”，无论如何退避都无法让他们满足，只有丢掉洋书，向他们低头道歉，与他们一起高唱“攘夷”论，甚至比他们更激进地提刀追杀洋学者，才能让他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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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无法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他认定，“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因为世界文明的喧闹，不允许一个东洋孤岛在此独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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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肯同流合污，就只能谨言慎行。在身份立场不明的人面前，他绝不谈论时事。他家中的木地板特意设计成可掀起式，以期遭人暗杀时可以从地板下逃走。不得不外出旅行时，就编一个假名，行李上也不敢写福泽两字，以避人耳目。他甚至连父亲生前的好友家也不敢拜访。他后来回忆时自嘲道，“那样子就好像逃亡者避人耳目，或宛如小偷四处逃窜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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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并没有多虑。事实上，他几次遭遇险情。有一次他冒名来到“攘夷”风气最盛的长州，在当地理发店理发时，老板喋喋不休地说着“驱逐洋鬼子”！军队穿着各色各样的服装，肩膀上扛着枪，威风凛凛地在街头走过。如果让他们知道了真实身份，福泽谕吉一定会横死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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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十二三年的时间里，福泽谕吉晚上从不外出，而是安心从事写作和翻译。通过海外游历，他敏锐地察觉到未来世界的潮流是积极引入西洋文明，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学的重要。于是，他执笔写下了10卷本的《西洋事情》，全面介绍西洋地理、兵法、科技、航海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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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西洋事情》出版，数年间发行25万部。忧国爱民的人士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几乎人手一部。后来，《西洋事情》还被维新政府指定为教科书。在这本书里，福泽谕吉不仅详细介绍欧洲事物，而且独具匠心地翻译引入了许多现代名词，包括政治、税法、国债、纸币、博物馆、蒸汽机等。思想传播需要借助词语，这些新鲜的词汇给日本人打开了一扇观察和思考世界的窗口，启迪了人们对先进文明国家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这些名词也传入了中国，至今仍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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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一方面埋头翻译著述，一方面教书育人。让他高兴的是，庆应义塾的学生也逐渐增多。这里的莘莘学子研读原版英文书，学习西方知识，但拒绝汉学，因为福泽谕吉深信，“在日本开国之际，若是陈腐汉学占据了少年的脑子，则日本无法进入西方文明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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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本仍然是儒家学说的天下，西洋学问是行不通的。人们提起荷兰学书生，总是恶言多于美言。福泽谕吉从年轻时就想把陈儒腐说一扫而空，他说，“我要尽最大的力量拯救他们，将他们引导至我所信仰的原则。我的态度是，全日本的汉学者尽管攻击我，由我一个人来抵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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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应义塾的许多毕业生当了老师，将新的知识带到了日本各地，也将福泽谕吉的思想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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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南一隅到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从下级武士到名闻全国的教育家。就这样，一位启蒙思想家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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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的愿望是，一年领两百大袋的米粮，身为将军的顾问，大力鼓吹文明开国，大刀阔斧地改革各种制度，”在1862年赴欧途中，福泽谕吉曾这样对友人自陈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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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后来，福泽谕吉越来越发现，幕府官员绝大多数是守旧分子，完全没有门户开放与自由主义的思想。尽管幕府碍于形势不得不提倡开国论，但实际上却是“攘夷”论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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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67年，当福泽谕吉跟随幕府军舰采购团再度出访美国之时，他的政治观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横渡太平洋时，他对一位知心朋友说，“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打倒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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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幕府政治已经腐败冥顽到了极点。福泽谕吉曾在一本经济学著作中将competition创造性地翻译为“竞争”，幕府的财政官员却认为“争”字不好，找不到替代的词，只好把“竞争”两字涂黑，才拿给幕府老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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