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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专制政权，越到统治后期，越敏感多疑，残暴无义。有一位官员在家信里写了一句“目前国家局势令人担忧，一切有待明君贤相出”，就被秘探举报蔑视幕府大将军，意图谋反，被迫切腹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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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时期，日本政治分为东西两派，一个是拥护幕府的“佐幕派”，另一个是拥护天皇的“拥皇派”。两派互相敌视，大打出手。福泽谕吉不肯拥护幕府，对“拥皇派”同样保持怀疑。因为天皇派同样排外，而且一举一动都必须说为了“攘夷”，甚至宣称“即使日本破坏成焦土，也要彻底‘攘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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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远远地避开现实政治，埋头翻译著述，陶铸人才。著书翻译完全是一人之志，他没有受到别人的指示，也没有与其他人商量，也不曾托人写序言或题字。他的书被守旧人士抵制，却成为社会上的畅销书。在内心深处，他也为国家混乱落后的局势担忧，他甚至一度想，让自己的孩子将来当天主教的神父，以远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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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初，维新军开进了江户城，幕府被推翻。但是社会秩序还没有恢复，不时有战斗发生。幕府所办的学校已经垮台，而维新政府根本无暇顾及教育问题，只有庆应义塾仍继续坚持正常教学。福泽谕吉鼓励青年学生说：“不管世上如何动乱，我们绝对不让洋学的命脉断绝。庆应义塾一天也不停课，只要庆应义塾还存在一天，大日本即是世界的文明国。我们不在乎世间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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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5月上野发生激战，江户城内几乎全部歇业，秩序混乱不堪。在炮声隆隆中，福泽谕吉坚持上课，用英文讲经济学。课下，学生搬梯子爬到屋顶观看一公里外的硝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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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政府下达征召令，邀请福泽谕吉加入政府，但是他托病不出。后来政府又要他负责政府的学校部门，也被婉言拒绝。他说：“我自己该做的事情是，将自己所学的洋学教给学生，尽最大的努力著书翻译，希望引导我国国民向文明之国迈进，每个人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很正常吗？车夫拉车，豆腐店卖豆腐，书生读书，这都是尽他们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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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认为，在富国强兵、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求最大幸福方面，东方诸国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原因就在于教育。“我于日本戮力于提倡洋学，是想办法让日本成为西式文明富强之国，”福泽谕吉说：“我使庆应义塾成为西洋文明的领导，使之宛如东道主，也可以说是一手包办西方文物制度的买卖，或者西方学问的特别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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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福泽谕吉将庆应义塾迁到了现在的港区三田。这里位于高坡之上，能够远眺东京湾，海风披襟，开拓心胸。庆应义塾越发成为青年学子的向往之地，学生人数不断增多。福泽谕吉每日在学校里巡视，爱校如家。他废除了学生见老师敬礼的虚饰制度，师生都将学校视为自己的家，气氛融洽。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重在自然的原则，将人定位为万物之灵，提倡培养独立完整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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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受到了师生的爱戴。时至今日，庆应大学里“先生”还是福泽谕吉的专称。一般师生间的称呼为“某某君”，只有创校人福泽谕吉被称为“福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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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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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曾到大阪一游，以蛮横的武士态度问路，农夫惶恐回答，恭恭敬敬；可是当他态度和善地问路时，却遭到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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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明治维新已经进行了数年，可是底层社会仍然如故。这引起了福泽谕吉的思考，“现在社会上流行高压政治的说法，可是我认为并不是政府采取高压的态度，而是人民自己招致高压的。对这样的人民究竟如何是好”？他深感启蒙的重要性，于是发起一大宏愿，要靠一支纤笔来推动社会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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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1872年福泽谕吉在《论人与人平等》文章里写道，“如果大家不分贵贱上下，都爱好这些学问，并有所体会，而后士农工商各尽其分，各自经营家业，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这篇文章振聋发聩，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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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福泽谕吉又先后写下一系列文章，抨击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提倡自由平等、婚姻自由等进步思想。他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而要达到个人的自由独立，就必须要具备现代科学知识。他也吸收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他肯定人民为国家主人，同时号召人民舍身卫国，使日本文明追上先进国家。1875年，这些文章结集为《劝学篇》出版，发行数十万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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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国家转型过程中，几乎都遭遇了“国家到底向何处去”的疑问，这也是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福泽谕吉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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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劝学篇》的同一年，福泽谕吉出版了对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产生深远影响的《文明论概略》，回答了“日本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这本书认为，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德智水准来衡量，世界各国分为野蛮、半开化和文明三种。福泽谕吉断定，西洋文明为当时的最高文明，日本落后于西方，所以主张日本挣脱儒佛教主导的东亚文明的束缚，努力学习西洋文明，以便迎头赶上并最终超越西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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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是一种“全盘西化”的观点，至今仍然受到中国学者的诟病和嘲笑。但是知人论世，在当年日本极端保守的思想环境下，这种决绝的思想确实起到了打破思想束缚、引入现代文明的作用。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客观制约，“全盘西化”是断然不可能的，可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福泽谕吉的主张至少在策略上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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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年后，中国知识分子也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在戊戌变法的风云中，湖广总督张之洞出版了著作《劝学篇》，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他看来，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不能动摇，只有工商学校报馆诸事可以变通举办。他主张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他对“设议院”等涉及政体的部分讳莫如深，高谈“人人与国为体”的论调。他认为旧学派不识时务，也对新学派指责有加，认为新学派将动摇中国文化与教育的根本，“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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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船来航事件”二十三年后，日本就有了坚定地学习西方文明、呼吁民主自由的福泽谕吉。在国门被迫打开五十多年后，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认识依旧停留在“中体西用”的认识水平上。两相比较，怎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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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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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将“文明开化”作为国策，不断推出新的改革措施，让福泽谕吉非常高兴。他说：“我也不认为能大功告成，干脆趁势打开更大的窗户，让西方文明诸国的空气吹袭日本，将全国的人心彻底推翻，在远东建立一个新文明国，使日本与英国并驾齐驱，东西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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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明治六年），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研究传播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明六社”诞生了。这是一个由一批思想、立场相近的著名知识分子和官员组成的启蒙组织，福泽谕吉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他一生厌恶宦途，但是对启蒙却不遗余力。他和明六社的朋友一起以“开启民智”“文明开化”为己任，通过其机关刊物《明六杂志》传播先进思想，发表了大量影响巨大的论文，还翻译出版了20多部介绍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法治思想的西方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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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民智开启，日本社会兴起“自由民权运动”，一系列政治事件接连发生，要求改革政治、“还政于民”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明治政府转而对言论采取严厉的管制措施。1875年，《明六杂志》被迫停刊，“明六社”也自行解散。不过，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1881年10月天皇颁布敕谕，规定九年之后开设日本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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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快速近代化和开设国会日期不断临近，日本社会因见解的不同而造成激烈对立。福泽谕吉认为，在这个时节最需要有一个不偏不倚的言论平台，发表公正持平之论。他满怀豪情地说：“现在日本国内，能够经济独立，文思俱佳，本身对政治、商业没有野心，又能超然物外的，舍我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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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福泽谕吉创办了《时事新报》（《产经新闻》的前身）。他确定的办报方针是“独立不羁”，遵循不偏不倚的立场。福泽谕吉说：“凡与此精神不悖者，无论是现任政府、诸多政党、各工商企业、各学者团体，不论对方是谁，我们都将其作为朋友相助。若是违背此精神者，亦不问谁，皆作为敌人而排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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