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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劝学篇》的同一年，福泽谕吉出版了对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产生深远影响的《文明论概略》，回答了“日本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这本书认为，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德智水准来衡量，世界各国分为野蛮、半开化和文明三种。福泽谕吉断定，西洋文明为当时的最高文明，日本落后于西方，所以主张日本挣脱儒佛教主导的东亚文明的束缚，努力学习西洋文明，以便迎头赶上并最终超越西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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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是一种“全盘西化”的观点，至今仍然受到中国学者的诟病和嘲笑。但是知人论世，在当年日本极端保守的思想环境下，这种决绝的思想确实起到了打破思想束缚、引入现代文明的作用。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客观制约，“全盘西化”是断然不可能的，可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福泽谕吉的主张至少在策略上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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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年后，中国知识分子也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在戊戌变法的风云中，湖广总督张之洞出版了著作《劝学篇》，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他看来，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不能动摇，只有工商学校报馆诸事可以变通举办。他主张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他对“设议院”等涉及政体的部分讳莫如深，高谈“人人与国为体”的论调。他认为旧学派不识时务，也对新学派指责有加，认为新学派将动摇中国文化与教育的根本，“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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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船来航事件”二十三年后，日本就有了坚定地学习西方文明、呼吁民主自由的福泽谕吉。在国门被迫打开五十多年后，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认识依旧停留在“中体西用”的认识水平上。两相比较，怎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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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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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将“文明开化”作为国策，不断推出新的改革措施，让福泽谕吉非常高兴。他说：“我也不认为能大功告成，干脆趁势打开更大的窗户，让西方文明诸国的空气吹袭日本，将全国的人心彻底推翻，在远东建立一个新文明国，使日本与英国并驾齐驱，东西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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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明治六年），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研究传播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明六社”诞生了。这是一个由一批思想、立场相近的著名知识分子和官员组成的启蒙组织，福泽谕吉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他一生厌恶宦途，但是对启蒙却不遗余力。他和明六社的朋友一起以“开启民智”“文明开化”为己任，通过其机关刊物《明六杂志》传播先进思想，发表了大量影响巨大的论文，还翻译出版了20多部介绍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法治思想的西方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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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民智开启，日本社会兴起“自由民权运动”，一系列政治事件接连发生，要求改革政治、“还政于民”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明治政府转而对言论采取严厉的管制措施。1875年，《明六杂志》被迫停刊，“明六社”也自行解散。不过，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1881年10月天皇颁布敕谕，规定九年之后开设日本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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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快速近代化和开设国会日期不断临近，日本社会因见解的不同而造成激烈对立。福泽谕吉认为，在这个时节最需要有一个不偏不倚的言论平台，发表公正持平之论。他满怀豪情地说：“现在日本国内，能够经济独立，文思俱佳，本身对政治、商业没有野心，又能超然物外的，舍我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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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福泽谕吉创办了《时事新报》（《产经新闻》的前身）。他确定的办报方针是“独立不羁”，遵循不偏不倚的立场。福泽谕吉说：“凡与此精神不悖者，无论是现任政府、诸多政党、各工商企业、各学者团体，不论对方是谁，我们都将其作为朋友相助。若是违背此精神者，亦不问谁，皆作为敌人而排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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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亲自撰写社论，评论时政，察人之所未察，言人之所未言，引导社会舆论。他自己始终以一只“雁奴”自任，并以此为荣。群雁夜宿于江湖沙渚中，千百只聚集在一起。其中较大的安居中央，较小的在外围司掌警戒的工作，防御狐或人类前来捕食它们。这些从事警备工作的被称为“雁奴”。福泽谕吉倡导“学者雁奴论”，认为学者应该做“雁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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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时事新报》发表“脱亚论”，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唯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福泽谕吉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中国、朝鲜）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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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在日本影响深远，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也在中国、朝鲜引起强烈反响。至今中国主流学界对《脱亚论》仍然持批判态度，认为福泽谕吉对亚洲邻国轻蔑无礼，是一位种族歧视主义者。其实，真正完整读过《脱亚论》的人似乎并不多。细看全文就知道，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福泽谕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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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批评的是当时中国和朝鲜的政府，并不是贬低其民族本身。他看不起的是当时中国与朝鲜的不思进取、抱残守缺，希望“这两个国家出现有识志士，首先带头推进国事的进步，就像我国（日本）的维新一样，对其政府实行重大改革，筹划举国大计，率先进行政治变革，同时使人心焕然一新”。至于要“脱亚”，也是国民的精神“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这与他在《文明论概略》中的思路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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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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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应大学校门左侧，有一栋别致的洋房，它就是“福泽纪念园”。当年这里是福泽谕吉的宅邸，从1871年开始，他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它亲眼看着自己的祖国走向文明开化，富强起来。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明治维新三十二年之后，日本经济繁荣，工厂遍布，政治上制定宪法，开设国会，司法独立，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法国家。日本越来越被欧美国家认可，不平等条约也逐渐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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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顾国内，固然有不少难以忍受的事，然而整体来说，国家夜以继日地进步，”1901年，66岁的福泽谕吉在《福翁自传》中这样写道，“回顾我的一生，不但没有遗憾，可以说尽是些愉快的事”。不过，这个一生以启蒙为己任的思想家说，“在我的生涯中还有三大理想：第一，我希望全国男女的品德日益高尚，不忝成为真正文明进步国家的国民；第二，希望能够用佛教、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使民心祥和安静；第三，投下大笔资金，以研究有形或无形的崇高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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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1901年，这位“心中只求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老人就因病去世。他被安葬在距离庆应大学不远的善福寺。每逢他的忌日（被称为“雪池忌”），庆应大学校长都会带领师生前往扫墓。据说，他的墓碑上刻着“大观院独立自尊居士”九个大字。这位一生最重视人格独立的思想家，生前一直自称为“独立自尊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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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身后所遗的虽然只有一所大学和22卷文集，却至今为日本国民感念。因为他是这个国家的启蒙老师，他的思想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走向。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远比政治家重要得多，因为比起政治来，思想更持久，更有历史穿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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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次次地走进庆应大学的校园，坐在图书馆附近的石凳上，望着福泽谕吉的雕像，思绪万千。想一想，如果福泽谕吉健在，已经是180多岁的人了。可是我总觉得，他离我们这个时代并不远。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也像福泽谕吉一样，生活在国家转型的时代浪潮里？我常常恍惚觉得，福泽谕吉就像一位中国的知识分子，脸上刻满沧桑，眼中充满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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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谁呢？第一个睁眼看世界，他像中国的魏源；翻译西方经典引进近代文明，他像中国的严复；办报纸开启民智，他像中国的梁启超；办大学培育人才，他像中国的蔡元培。可是，这些人没有一位像他一样，看到自己的梦想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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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福泽之问：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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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问题。“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这难道不是中国一百多年来一直在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吗？可是，面对这个发人深省的“福泽之问”，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想明白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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