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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许多读书人以进政府为荣，以为当官才是正途。福泽谕吉非常不满这种社会风气，认为这是奴隶性的表现。他说，“让全国人民了解诸国独立自主的精神，我认为必须有人以身作则成为人民的楷模。一国的独立自主来自国民的自立之心，若举国皆带着古来的奴隶劣根性，那么国家如何维持？我认为不能再犹豫了，自己要以身作则，不在乎别人的想法”。因此，福泽拒绝当官，以身心完全独立，自尊自爱，不侮辱自己作为终身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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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晚年，福泽谕吉欣喜地看到，通过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日本已经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政国家。政府权力受到宪法约束，公民与政府、政府与国家的关系得到宪法的保障。虽然仍有很多不足，但是福泽谕吉梦想的“国家之自由独立”逐渐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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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写回忆录的那一年，中国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些激情的“爱国者”像当年的日本浪人一样，仇视外国人，把怒火撒向本国同胞。这些都是清朝政府煽动、纵容的结果。或许正是有鉴于此，福泽谕吉在自传里特意提到了中国的未来。“纵观今日中国的情势，我认为只要清朝政府存在一天，中国就无法迈向文明开化的大道。换言之，必须彻底推翻这个老朽的政府，重新建立新的国家，人心才能焕然一新。不管清朝政府出现多少伟大的人才，或是出现一百个李鸿章，都无法进入文明开化之国。要使人心焕然一新，将中国导向文明之国，唯有推翻清朝政府，此外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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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旦推翻清朝政府，中国是否能够像明治维新那么成功呢？福泽谕吉的回答是，“谁也不能保证。不过，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无论如何一定要打倒清朝政府。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我想中国人自己也很清楚”。在福泽谕吉逝世十年之后，清朝政府终于被推翻。可是，他提出的问题中国人并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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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问题。“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这难道不是中国一百多年来一直在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吗？可是，面对这个发人深省的“福泽之问”，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想明白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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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影响日本近代史的两本中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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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国力衰败，沦为列强宰割的对象，而日本蒸蒸日上，跻身强国之列。同为东亚国家，中日为什么会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是许多仁人志士一再追问的问题。其实，《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两本书在两国间的不同遭际，已经给人们提供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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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中国商船将一本中国书带到了闭关锁国的日本。当时日本实行严格的进口审查，这本书由于含有涉及天主教的违禁文字而被查收上缴。不过，它没有被焚毁，也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被送到官方机构，供那些关心世界形势的幕府重臣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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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就是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亲身经历了鸦片战争的魏源深感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急需了解世界。于是他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从1841年开始广泛收集资料穷数年之力，编写成《海国图志》50卷刊刻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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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它摒弃了“九州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向中国人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以及全新的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魏源在该书序言里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第一次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魏源也因此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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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图志》可谓应运而生。当时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正是急需新思想新观念的时代，但是清朝仍然沉酣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不肯醒来。《海国图志》不仅没有受到重视，反而因为它辑录“异邦蛮夷”的情况，有违中国固有的学问之道，受到主流社会的攻击和排斥。士大夫认为，这本赞美西方“奇技淫巧”和“政治制度”的著作实属大逆不道，应该坚决封杀，甚至有人主张把它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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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十多年后的1858年，一位名叫王茂荫的官员上书朝廷，建议将《海国图志》刊刻重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是知夷难御非竟无法之可御”。但是清朝对此不予理睬。《海国图志》一书仅勉强刊刻千余册，随即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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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此同时，在“黑船”叩开日本国门之后，《海国图志》在日本却成为热门图书。日本的有识之士认为这是一本“有用之书”“天下武夫必读之书”，纷纷加以翻译、训解。从1854—1856年仅仅三年时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就有21种。由于人们争相购读，《海国图志》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价格竟然涨了两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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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图志》对日本社会影响巨大。当时的著名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十分推崇魏源的著作，他的学生吉田松阴在著作里也多次提到读《海国图志》一书的体会。吉田松阴利用《海国图志》提供的世界知识，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成为日本维新运动的先驱。后来，吉田松阴开办私塾，以《海国图志》为教材，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其中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成为明治维新的元勋，为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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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在《日本现代史》中所说，“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中国学者钱基博也说，“日本之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无不得《海国图志》，读之而愤悱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维新之大业，则源有以发其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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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海国图志》稍晚数年，清朝还出现了一本可以帮助国人认识世界的启蒙著作《瀛寰志略》。和只担任过中低级官员的魏源不同，《瀛寰志略》的作者徐继畬是一位“省级”高官，曾任福建布政使，办理过厦门、福州两口岸的通商事宜。在接触英国、美国等国家的传教士、官员和商人的过程中，徐继畬收集了大量关于外部世界的资料，用五年时间完成了10卷本的《瀛寰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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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除了介绍地球概貌、各国地理分布、风土人情等，对各国的宗教信仰、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等均有涉猎。它对希腊文明给予了充分肯定，对雅典及古罗马的民主政治十分欣赏，推崇欧美国家“以商为本”的理念及民主政治。显然，此书比《海国图志》更加进步，代表了当时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最高水平。作者希望借此开启民智，引导民众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先进制度，实现强国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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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政府高官，徐继畬深知保守势力强大。在《瀛寰志略》刊刻之时，他本来想把清朝地图放在“亚细亚”之后，但是好友担心这样会招致保守士大夫的抵触，所以建议将清朝地图放在卷首。徐继畬依言而行，可是1849年《瀛寰志略》正式刊行后“即腾谤议”，士大夫群起攻之，指责作者徐继畬“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在朝野士大夫愤怒的攻击和谩骂中，这本书被迫停止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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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瀛寰志略》却受到了日本读者的欢迎。日本学者将此书誉为“通知世界之南针”，从1859年就开始翻刻，不断地重印。这本书早于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帮助日本人打开了眼界，对后来的明治维新有启导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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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国力衰败，沦为列强宰割的对象，而日本蒸蒸日上，跻身强国之列。同为东亚国家，中日为什么会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是许多仁人志士一再追问的问题。其实，《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两本书在两国间的不同遭际，已经给人们提供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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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明治迁都：世界历史上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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