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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亲自撰写社论，评论时政，察人之所未察，言人之所未言，引导社会舆论。他自己始终以一只“雁奴”自任，并以此为荣。群雁夜宿于江湖沙渚中，千百只聚集在一起。其中较大的安居中央，较小的在外围司掌警戒的工作，防御狐或人类前来捕食它们。这些从事警备工作的被称为“雁奴”。福泽谕吉倡导“学者雁奴论”，认为学者应该做“雁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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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时事新报》发表“脱亚论”，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唯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福泽谕吉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中国、朝鲜）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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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在日本影响深远，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也在中国、朝鲜引起强烈反响。至今中国主流学界对《脱亚论》仍然持批判态度，认为福泽谕吉对亚洲邻国轻蔑无礼，是一位种族歧视主义者。其实，真正完整读过《脱亚论》的人似乎并不多。细看全文就知道，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福泽谕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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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批评的是当时中国和朝鲜的政府，并不是贬低其民族本身。他看不起的是当时中国与朝鲜的不思进取、抱残守缺，希望“这两个国家出现有识志士，首先带头推进国事的进步，就像我国（日本）的维新一样，对其政府实行重大改革，筹划举国大计，率先进行政治变革，同时使人心焕然一新”。至于要“脱亚”，也是国民的精神“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这与他在《文明论概略》中的思路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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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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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应大学校门左侧，有一栋别致的洋房，它就是“福泽纪念园”。当年这里是福泽谕吉的宅邸，从1871年开始，他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它亲眼看着自己的祖国走向文明开化，富强起来。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明治维新三十二年之后，日本经济繁荣，工厂遍布，政治上制定宪法，开设国会，司法独立，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法国家。日本越来越被欧美国家认可，不平等条约也逐渐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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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顾国内，固然有不少难以忍受的事，然而整体来说，国家夜以继日地进步，”1901年，66岁的福泽谕吉在《福翁自传》中这样写道，“回顾我的一生，不但没有遗憾，可以说尽是些愉快的事”。不过，这个一生以启蒙为己任的思想家说，“在我的生涯中还有三大理想：第一，我希望全国男女的品德日益高尚，不忝成为真正文明进步国家的国民；第二，希望能够用佛教、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使民心祥和安静；第三，投下大笔资金，以研究有形或无形的崇高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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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1901年，这位“心中只求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老人就因病去世。他被安葬在距离庆应大学不远的善福寺。每逢他的忌日（被称为“雪池忌”），庆应大学校长都会带领师生前往扫墓。据说，他的墓碑上刻着“大观院独立自尊居士”九个大字。这位一生最重视人格独立的思想家，生前一直自称为“独立自尊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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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身后所遗的虽然只有一所大学和22卷文集，却至今为日本国民感念。因为他是这个国家的启蒙老师，他的思想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走向。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远比政治家重要得多，因为比起政治来，思想更持久，更有历史穿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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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次次地走进庆应大学的校园，坐在图书馆附近的石凳上，望着福泽谕吉的雕像，思绪万千。想一想，如果福泽谕吉健在，已经是180多岁的人了。可是我总觉得，他离我们这个时代并不远。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也像福泽谕吉一样，生活在国家转型的时代浪潮里？我常常恍惚觉得，福泽谕吉就像一位中国的知识分子，脸上刻满沧桑，眼中充满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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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谁呢？第一个睁眼看世界，他像中国的魏源；翻译西方经典引进近代文明，他像中国的严复；办报纸开启民智，他像中国的梁启超；办大学培育人才，他像中国的蔡元培。可是，这些人没有一位像他一样，看到自己的梦想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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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福泽之问：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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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问题。“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这难道不是中国一百多年来一直在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吗？可是，面对这个发人深省的“福泽之问”，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想明白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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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一生没有进政府任职，但是其作用却超过许多权倾一时的政治家。他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日本的托尔斯泰”，其文章和著作对推动日本走向近代化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日本，福泽谕吉的名字家喻户晓。面额最大的一万日元上就印着他的头像，有时候人们也将一万日元直接叫作“福泽谕吉”或者“谕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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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早年受聘于幕府的外交部，主要负责翻译往来外交公文。当时他是一个主张对外开放的“体制内改革派”，希望幕府能够推动日本走向文明开化，成为与欧美国家比肩的文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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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福泽谕吉越来越失望。到明治维新前夕，他不再对幕府抱有任何幻想。1867年他随幕府代表团去美国，途中他对好友说：“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打倒幕府……这个政府已经腐败到极点。这件事姑且不说，就拿‘攘夷’一事来说，因为身为政府当局，所以不得已勉强提倡开国论，但其实幕府才是‘攘夷’论的大本营。我们看品川港的炮台，幕府认为炮台太小，现在正在改建……这不是用来‘攘夷’的吗？这种政府垮掉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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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赞成他的观点，但是也提出了质疑，“你说得没错。可是我们能搭船来美国，也是用幕府的经费。你所吃所穿的不都是幕府的东西吗？我们吃它穿它，却要打倒它，那岂不会感到问心有愧吗？”一句话，你福泽谕吉这样做不是“吃饭砸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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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谓。你我受聘于幕府，并不是因为我们伟大，而是我们能看懂洋文，”福泽谕吉回答道，“就如同皮革业者只因为他的职业而被列为贱民一样，而你我就如同修理皮靴的人。幕府的大官不想做这种脏事（皮革业），幸好有个皮革业者，于是叫他修理皮拖鞋。我们受聘于幕府，就如同修理皮拖鞋的人进出幕府衙门一样。我们根本不需要客气，尽管把它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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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福泽谕吉对于所谓“吃饭砸锅论”的指责毫不在意。他很清楚，他吃的是自己的饭，而不是政府的恩赐。他特别强调每个公民的独立，反对个人依附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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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19世纪中叶的日本知识分子已经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为此就要培养自由独立的公民。他在著作《劝学篇》中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八十年后，中国的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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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把政府与国家清晰地区别开。他说，“就人民的职责来说，是没有理由只把国事交给政府而袖手旁观的。只要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就有在那个国家里面自由自在地饮食起居的权利；既有他的权利，也就不能不有他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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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赞成打倒当时的政府，但是福泽谕吉本人不是一个革命家。在明治维新前，福泽谕吉没有参与推翻幕府的运动，而是安心翻译著述，培养人才。幕府被推翻后，维新政府邀请福泽谕吉出任政府官职，也被他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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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劝导的官员说：“政府不会让你白白工作的，你为国家效力，政府会好好表扬你。”福泽谕吉回答说：“我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表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很正常吗？车夫拉车，豆腐店卖豆腐，书生读书，这都是尽他们的本分。如果说做自己本分的事，政府还要表扬，那么就应该先从隔壁的豆腐店开始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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