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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种种反对，到1889年宪法颁布之前，除兵工业外，官营企业、半官半民企业几乎全部被出售给民间。因为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普通民众都认识到了官营企业与民争利的害处。当政府出售富冈缫丝厂时，几乎没有什么社会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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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退民进”对日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经济由此脱离官督商办，开始走上自由发展的新阶段，为私人企业成长提供了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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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民间创办企业的热潮。初露头角的企业家在日本列岛的所有城市、小镇和村庄涌现。在1884—1890年，日本的各种公司由702家增加到3092家，增长了4.4倍，资本额由1340万日元增加到18936万日元，增长了14.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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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日本民营企业家崛起的时代，涩泽荣一、岩崎弥太郎等具有开创精神的企业家成为风云人物。他们收购亏损的国有企业，将其改造成为盈利企业，同时又建立了许多新工厂，开辟新兴产业。到19世纪90年代初，工厂烟囱向外冒烟，火车穿梭于城乡间，汽笛声响彻原野。这些信息告诉人们：这个国家正在向工业化飞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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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日本出口原材料，工业产品则严重依赖进口，其中大约一半为纺织品。三十年后，情况已经倒过来，20世纪初日本大量进口原材料，主要出口工业产品，尤其是棉纱和棉布。到19世纪末，私人纺织厂几乎昼夜不停，棉纱和棉布的产量超过了1.13亿千克，大约占日本制造业总产量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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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初，日本已经成功跻身工业化国家行列。维新政府发展经济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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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冈缫丝厂一直运行至1987年才停止生产，随后被改造成旅游景点，供游客参观。2014年，在建成142年之后，这个承载着明治时代梦想的工厂正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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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武士：一个统治阶层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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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的暮钟敲响了，可是没有一个统治阶层甘愿主动退出历史舞台。1877年西乡隆盛率领武士叛乱，成为武士在日本历史舞台上的最后表演。叛乱很快被镇压，西乡隆盛剖腹自杀。这是一个时代终结的隐喻，日本武士就是以如此惨烈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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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9月，维新政府的一道命令让武士陷入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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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命令名为“散发脱刀令”，要求武士今后不带刀，以破除旧习，提倡“开化文明”。自公元9世纪以来，武士成为这个国家的特权阶层，武士刀被视为武士精神的一项灵器。武士随身携带长短两把佩刀，走在大街上，农工商人必须低头避让，否则自认为受侮辱的武士有权挥刀砍人。假如不能带刀，特权怎么体现呢，怎么获得其他阶层的尊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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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武士的不满由来已久。在“尊王攘夷”运动中，许多武士为颠覆幕府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本来期待分享革命果实，可是革命成功后，绝大多数武士没有获得好处。由于内战导致债台高筑，政府急需减少财政负担。考虑到武士薪俸一直是沉重的财政负担，因此对此进行改革成为节约开支的明确目标。于是，武士等来的不是奖赏，而是世代相传的薪俸被削减。1870—1871年，各地发生了许多武士动乱，都直接或间接和这个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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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动乱事件也让维新政府更加警惕。明治维新的目标之一，就是废除藩国，推动国家从封建制度向中央集权转型。数百年来，武士作为藩的家臣和战士，只知道效忠藩主，不知道报效国家。显然，武士将是废藩的主要阻力。所以，政府一边小心翼翼地废除藩国，一边悄然地解除武士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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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8月，天皇发布敕令，宣布终结大名的统治，废藩置县。为达此目的，维新政府给予各地大名各种各样的诱惑，包括任命其为原领地的知事、发放优厚的退休金、取消各藩的债务、授予贵族头衔等。大名被收买了，各藩国军队遭到遣散，藩的官员被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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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维新政府又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宣布“四民平等”。政府废除了强制执行隔离措施的法律规定，解放了贱民群体。所有平民都被要求采用姓氏，农工商见到武士要跪倒致敬等传统要求也被废除。“散发脱刀令”也是改革措施之一，因为有名有姓、束发、带刀是武士的传统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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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治特权外，武士还享有家禄等经济特权。所谓家禄，就是藩主向武士免费提供的经济补助。废藩置县让武士失去了作为藩主的家臣或战士的职位与经济补助。他们的“户口”转入中央政府，却导致中央政府的财政更加紧张。到明治维新初期，武士占日本总人口的6%。以1871年为例，当年财政收入5004.5万日元，财政支持为5733万日元，武士的补助支出为1507万日元，约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比陆军军费的两倍还要多。补助要减额，特权要消除，自然让武士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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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平息武士的不满，有些官员提出，应该征召武士入伍，建立国家统一的军队。他们说，只有武士才拥有勇气、忠诚和荣誉感等尚武品格，何况千年以来武士都充任军役。一位高级军官提议，留出20%的国家收入以创建一支常备军，并建议国家的准备金要大到足以使所有年龄在20~45岁的武士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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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建议遭到维新政府中大多数官员的反对。他们担心，武士脾气暴躁，散漫放纵，更忠于他们的同族之人而不是中央政府。军队一旦成为武士麇集之所，局面很难控制。政府官员们普遍支持征兵制，理由非常堂皇：这是一种已在西方国家采用的制度，行之有效，优点多多。至于此前曾作为学习对象的中国，其军事制度备受质疑，因为它已经无力镇压大规模的叛乱，也无力保卫国家免遭英、法、俄等国的武装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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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1月10日，政府颁布《征兵令》，所有年满20岁的男性都有服兵役七年（三年常备军，四年预备役）的责任，并要求年龄在17~45岁的男性进行登记，以备可能的征召。此举的直接目的是缔造一支真正忠于中央政府的国家军队，并适应新近从西方采用的高度管制的军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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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征兵制的推行让武士失去了最后的机会。更让武士绝望的是，《征兵令》之后政府还发表了一个声明，以直言不讳的语言责备武士阶级“抗颜坐食，甚至杀人而官不问其罪”，断言如今所创立的兵役制度将为“士兵和农民的团结”扫清道路。政府还特别强调说，“士非从前之士，民非从前之民，均系皇国一般之民，报国之道亦应固无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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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武士今后对国家的军事贡献没有了，为何不把武士的薪俸转换为一次性总付？此时武士年俸花费成为中央政府支出的最大部分，难以承受。结束武士享有的薪俸，既可以进一步废除武士特权，也可以为殖产兴业节省资金，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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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执行这一决策需要谨慎小心，因为愤怒的武士已经在佐贺叛乱，虽然叛乱很快被平息，但是毕竟让政治家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只能逐步调整。直到1876年，维新政府才强制执行“秩禄处分”制度，以金禄公债来交换武士的退休金：政府发放金禄公债代替家禄，最小的世袭薪俸将以其年值的14倍换取政府的债券，并按7%的利率提供利息。而最大的世袭薪俸是按照年值的5倍计算，并按5%的利率提供利息，其余的将处于这两个数值之间。生活津贴将按照这些比率的一半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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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政府共向310971名武士发放了价值1.13亿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以一次性赎买武士阶层的家禄特权。对于政府而言，“秩禄处分”制度使政府的预算费用减少了大约30%。实际上，由于通货膨胀，最终减少的更多。对于较为富裕的武士和他们的封建领主来说，这种代偿以国库债券的形式提供了有用的资本金，可用来投资土地或其他形式的企业。维新政府规定，金禄公债可以作为资本金设立银行。这大大缓解了日本银行业发展初期资本金缺乏的困境，日本银行数量在两年内从7家增加到150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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