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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金融创新制度保证了大名和一些上层武士的经济利益。他们加入宫廷贵族或银行家行列，过着舒适而体面的生活。在他们的家臣中，有少数武士在官僚机构和武装部队中找到了飞黄腾达的职业，成为日本政治精英的核心。这些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也成为最支持改革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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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绝大多数武士却无法从改革中受益，因为他们靠这些金禄公债根本无法维持生计。到1884年，已有80%金禄公债被出卖，公债集中到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最贫困的武士只能回归土地，或从事其他种类的生产工作，下降到农民和工人的行列之中。更让他们绝望的是，政府强行推行债券制度的同时，完全禁止在公共场合佩带刀剑。维新政府废除了武士精英地位的最后特权和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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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的暮钟敲响了，可是没有一个统治阶层甘愿主动退出历史舞台。1877年西乡隆盛率领武士叛乱，成为武士在日本历史舞台上的最后表演。叛乱很快被镇压，西乡隆盛剖腹自杀。这是一个时代终结的隐喻，日本武士就是以如此惨烈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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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美国学者巴什福德·迪安（Bashfork Dean）来到日本，考察武士刀的制造工艺，并且找到了几位依然掌握此类技艺的家族。但在五年后重返该地时，发现这些老人已经离开人世，子孙已经将那些具有历史价值的武士刀贱价卖出。日本各地的古玩店里到处可以买到这些使用古老技艺打造的犀利兵器。在街头，不时有个别衣衫褴褛的浪人，像旧时代的阴魂一样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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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大久保利通：真正的“东方俾斯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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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一度被称为“东方俾斯麦”，被寄予改变国家面貌的厚望。其实，真正有资格称为“东方俾斯麦”的，不是李鸿章，而是大久保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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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追赶近代化的后发国家来说，领导人走出国门、了解世界是非常必要的。岩仓使团考察欧美诸国，不但让维新政府的高官们开阔了视野，而且彻底改变了使团副使、大藏卿（财政部部长）大久保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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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明治时代的许多政治家一样，大久保利通出身低级武士家庭。他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从萨摩藩走向全国的政治舞台。他在推翻幕府统治过程中建功甚伟，也为建立维新政府、加强中央集权而运筹帷幄，因此和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一起被誉为“维新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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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新之初，这个刚过不惑之年的政治家对于以后如何行事感到迷茫，不知道日本发展的道路在哪里。政府内发生争论，别人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大久保利通总是沉默寡言，对答无词。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无才气无学识，唯一的长处是坚决果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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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各国的游历考察，让大久保利通眼界大开。尤其是1873年3月，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接见岩仓使团时的一番话，让大久保利通如醍醐灌顶。俾斯麦讲述了弱小可欺的普鲁士怎样成长为统一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告诉来自万里之外的亚洲客人，“弱小国家要想独立自主，必须振兴国力，既要富国，又要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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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利通豁然开朗，终于找到了一直在苦苦寻觅的日本崛起的道路。他从此认定，日本若想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首要任务在于增强自身的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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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欧美考察旅行，公的人品变化令我吃惊。”与大久保接近的地方官安场保和说：“从前只是富于豪迈坚毅的气质，考察后却具有了潇洒风度，而且识见大增。原先，只是完全倾心于政治大局，对于其他事情并不留意。但回国后表示，为使我帝国对峙宇内万邦，必须建立富国的强固基础，其施政方针专在于大举奖励教育、殖产、工业、贸易、航海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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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不久，大久保利通给政府提交了一份《殖产兴业建议书》，开宗明义提出：“大凡国家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系于人民是否勉力于工业。”所以日本要想改变落后面貌，必须鼓励民众发展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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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11月10日，内务省正式成立，大久保担任内务省内务卿，同大隈重信的大藏省、伊藤博文的工部省形成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大久保利通是其核心，因此这时的日本政府通常被称为“大久保政权”。从此，为了实现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维新目标，这位铁腕人物带领日本开始了一段急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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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政权把主要力量放到殖产兴业上。政府兴建官营模范工厂，以便为民营企业培训员工，并提供技术等方面的帮助。据估算，当时明治政府财政支出的五分之一都投入到兴办企业当中。为了从资金方面支持民众的兴业活动，政府颁布银行条例，鼓励民众设立银行，两年间日本的银行就从7家增加到150多家。政府不惜代价，用高薪招收、聘用外国科技人员和各种专家学者。一个外国专家的月薪，最高可以达到两千日元，是政府高官的三倍多。政府还积极培植养蚕制丝业和振兴农业。大久保利通曾派人到外国学习先进技术，回国后大胆授予开发养蚕之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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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殖产兴业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大久保利通进行地税改革，强力推行“秩禄处分”，剥夺武士阶级的俸禄，从根本上瓦解了旧武士阶级。他还带头推进文明开化。虽然大久保利通不会跳交际舞，但也常常出席舞会。他还率先剪短长发入朝觐见天皇，群臣都为他的大胆举动惊骇。在他的推动下，明治天皇也剪短了头发，于是群臣竞相仿效，除去了头顶发髷。有人曾指责，大久保利通推行文明开化政策太过激了。大久保利通回答说：“在文明开化的问题上，一定会出现过头现象，到那时让后代的政治家去修正好了，如今必须在这个道路上突飞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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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利通的激进改革措施也遭遇了各种阻力，但是这位以铁血宰相俾斯麦为榜样的政治家宣称，“兴一善不如除一恶”，即便遇到反抗，也坚决实行，甚至不惜采取激烈手段推行他的政策。但政府在发展工业方面，既缺乏经验又急于求成，导致政府财政难以维持，而文明开化过程中的过火行为，也引起保守人士的反感。与此同时，改革带来的不公平也激化了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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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的农民发动起义，愤怒的武士发动叛乱，结果都被大久保利通血腥镇压了下去。西乡隆盛领导的西南叛乱也以失败告终。大久保政权还制定了《诽谤律》《报纸条例》等，压制自由民权运动。1878年，一切反政府的活动都看不到了，国内似乎完全太平下来。大久保利通踌躇满志，准备将已经取得一定效果的各项改革继续推进下去，以完成日本与万国对峙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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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5月14日的早晨，大久保利通在家中对来访的地方官员说：“维新以来已经十年岁月；内外事件频发。不肖利通担任内务卿以来未见政绩，实在不胜惭愧。现在是内外安定，此时正欲努力贯彻维新的盛意。要达到此目的，不得不以三十年为期。假如将它分为三期，明治元年至十年为第一期，还是创业期。明治十一年至二十年为第二期，确实这是最重要的时期，整顿内政、充实国力就在此时。利通虽然不肖，但欲排除万难完成此志。明治二十一年以后的十年为第三期，这是守成时期，等待后进的优秀分子继承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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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想到，这段话竟成了大久保利通的遗嘱。一个小时后，在通往办公室的道路上，不满的武士刺杀了大久保利通。据说，大久保利通虽然身受白刃，还厉声呵斥，沉着地将放在膝上的文件用绸巾包好，然后倒在血泊中，时年4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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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因为将弱小分裂的国家统一为强大的德意志帝国，而成为19世纪下半叶亚洲各国的偶像。李鸿章一度被称为“东方俾斯麦”，被寄予改变国家面貌的厚望。其实，真正有资格称为“东方俾斯麦”的，不是李鸿章，而是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死后，伊藤博文等继续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终使日本与万国并峙，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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