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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过去了，环顾世界，这种发展模式仍然在某些国家得到追捧，三岛通庸之类的能吏也所在多有。假如三岛通庸还活着，他在这些国家一定会仕途通畅、平步青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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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江藤新平：日本的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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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执掌法律，江藤新平一度被称为“日本的商鞅”。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个“天资刻薄”之人，命运也颇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曾居高位，后来亡命天涯，最终遭酷刑处死。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酷刑都是他们自己制定的，原本想用来毫不留情地制裁别人，没想到自己却先被制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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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日本各地张贴着这样的通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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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贺县士族、征韩党江藤新平，年龄41岁，相貌如下：身材高而胖，脸面长颊骨高，眉浓而长，眼大而长，额宽广，鼻和嘴一般，皮肤浅黑，左颊有黑痣，舌大而长，其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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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江藤新平是明治政府的高官，备受尊崇。谁能够想到，现在他却成为全国通缉的要犯。一些人还积极寻找，希望借机邀功请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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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藤新平出身下层武士，很早就参加“尊王攘夷”活动。维新政府成立后，论功行赏，江藤新平被任命为司法卿，主持司法。当时日本刚刚脱离封建割据状态，法制极不统一，新政府要建设统一的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制，就要进行一系列司法改革。江藤新平雷厉风行地摧毁原有的司法制度，破旧立新。他实施行政与司法分离的政策，把司法从行政中分离出来，确定了司法省、审判官、检察官、法院等的职制和事务章程。他对于充溢着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法国民法典情有独钟，积极推动民法编纂。他甚至说，“误译亦不妨，唯需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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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激进改革派，江藤新平卓有成效的工作，奠定了日本新司法体系的基础。不过他个性急躁倔强，时人颇有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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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政府就职的涩泽荣一说，江藤新平像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在与他人接触时，江藤氏总是首先试图找出别人身上邪恶的地方，至于长处，则等之后再说。不，极端一点说，他几乎不管别人有什么长处……不管给别人添多少麻烦，他都全然不顾，硬是推行自己无理的主张，为此他喜欢强词夺理，非按自己说的做不可。而且他不愿听别人的意见，独断专行，如果有人不听他的，他就一定要将对方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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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明治政府围绕是否“征韩”发生了激烈争论。当时下级武士生活陷于困境，不满日益增加。作为决策层的一员，江藤新平和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一起主张对朝鲜发动战争，以安抚心怀不满的武士，转移社会矛盾。而大久保利通等则认为，日本当务之急是改革内政，不应仓促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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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反对征韩派胜利，主张征韩论的高官纷纷辞职。板垣退助参与自由民权运动，西乡隆盛回乡隐居，江藤新平也以养病为由，回到家乡佐贺县。但是这位政治家还是不能忘情于政治，以在野之身担任“征韩党”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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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韩党”是一个由失意的武士组成的政治团体。它指责政府对朝鲜的软弱外交，主张立即征韩。和这些不得志的武士交往，使政治上失败的江藤新平更加激进。回到家乡不到一个月，江藤新平就扛起了反对新政府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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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2月4日，江藤新平首先抢劫了一家银行，抢到20万日元的经费，然后结集了3000多名武士，发动武装叛乱，占领了佐贺县城。起义军要求恢复旧的朝议制度，“发扬皇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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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得到佐贺叛乱的消息，立即出兵进行镇压。江藤新平以为，佐贺县起事后，西乡隆盛会起兵呼应，一举改变大局。但是，西乡隆盛拒绝协作，江藤新平陷入孤立。在政府军的强大攻势下，力量薄弱的叛军很快就全面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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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藤新平乘船从海上出逃，来到西乡隆盛的家乡鹿儿岛。他原想依靠西乡隆盛东山再起，但是他与西乡隆盛几乎谈了一天，西乡隆盛不为所动。江藤新平又渡海来到四国寻求帮助，无人肯施以援手，只能失望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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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通缉令已经遍布各地，江藤新平只能晓行夜宿，但还是被一位村长认出，将他扣留，转交官府。就这样，江藤新平结束了一个多月的逃亡生涯，被关进监狱。在狱中，他写下了一首七言诗，为不能实现侵略朝鲜的志向而悲叹，“欲扫胡尘盛本邦，一朝后跌卧幽窗。可怜半夜萧萧雨，残梦犹迷鸭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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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仅仅一周之后，1874年4月13日，41岁的江藤新平以叛乱罪被处以枭首之刑，当晚执行。江藤新平临刑时吟咏绝命诗，从容就死。其诗曰：“我今为国死，死不负君恩。人事有通塞，乾坤吊我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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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执掌法律，江藤新平一度被称为“日本的商鞅”。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个“天资刻薄”之人，命运也颇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曾居高位，后来亡命天涯，最终遭酷刑处死。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酷刑都是他们自己制定的，原本想用来毫不留情地制裁别人，没想到自己却先被制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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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故事并未随着江藤新平的死亡而结束。在被枭首后，他的首级被挂在市街上示众。照相馆将他和另外一位叛乱者岛义勇的首级拍了照片公开出售，东京的报纸评论说：“两氏因叛乱受诛，当然这是罪有应得。但是他们是国家重臣，不能因起事失败而轻易议论，难道要和耶稣钉十字架的像摆在一起看吗？如果那样，似乎是为了侮辱国家，这到底是侮辱谁呢？”一位律师也提出非议，“我国法曹之前辈和鼻祖（指江藤）受此残酷的刑罚，这是拥护人权上的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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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戏剧性的是，社会上流传说，祈求江藤新平的亡灵可以治好百病，瞎眼重见光明。因此参拜者蜂拥而来，川流不息。商人还在附近开设糕饼店和水果店，热闹非凡。后来政府贴出布告，禁止参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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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国家逐渐强盛起来，人们也开始以更加宽容的心态看待那些命运不同的维新功臣。1911年，江藤新平被处死三十八年之后，日本议会给江藤新平平反，取消了罪名，追授正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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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江藤新平，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评论很到位。他在《日本论》一书中这样说，“这些举兵的，算他们是勇敢，算他们是洁白，却总不能不说他们蠢，不能不说他们不识时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一方面，既看不见国际政局的关系，一方面又不晓得有立宪政治、民权运动这一条最适当的新路。不晓得把藩国的团结变成民众的团结，去组织政党，顺应时代的需要，造就自己的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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