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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板垣退助：“近代日本的第一个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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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垣引用汉朝老将军马援的故事说，自己将不屈不挠地为民权运动奉献生命，“死生无常，旦夕不可测，强健如余者，又何足为赖？人云死而后已，若余不幸而死，乞诸位将我坟墓，湮没于秋草茫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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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国民党元老、蒋介石的智囊戴季陶写了一本书《日本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今仍然是研究日本的重要参考书。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作者为一位人物独辟一章，并称他是“近代日本的第一个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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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明治维新的功臣之一、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先行者——板垣退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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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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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风云时期，日本武士中涌现出一批豪杰，板垣退助是其中气质独特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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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年板垣退助生于地处边陲的土佐藩，自幼便不相信鬼神。他曾经把村里稻荷神社的护身符弃于茅坑，以试验有无神罚。当时日本人有食物禁忌的迷信，但他招集众人一同试吃，证明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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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时，板垣退助参加藩政，主管军事。后来，他被派驻江户，开始广结天下英杰，视野大开。当时“尊王攘夷”运动风起云涌，各个藩国都面临抉择。土佐藩的掌权者主张“公武合体”，对藩内“尊王攘夷”派进行残酷镇压。板垣不满此举，毅然辞职，到京都学习军事。学成后又返回土佐藩，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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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维新派与幕府之间的决战爆发。在板垣退助等的推动下，土佐藩举兵加入讨幕派。板垣本人被任命为总督府参谋，率兵转战各地，建树战功。在攻打德川家族老家日光市时，板垣退助说服幕军与政府军，避免在德川氏家庙日光东照宫交战。后来日光东照宫中专门设立了板垣退助的铜像，以表彰他为保护贵重文物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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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动荡之际，板垣退助和许多武士一样，希望建功沙场，博取功名。一场战役却对这位军人产生了关键性影响，最终推动他走向了和其他维新领袖不同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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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松城是日本强藩会津藩的据点，1869年被维新政府军围困。若松城城高池深，并有强兵把守。板垣退助指挥的土佐藩兵是攻城的主力，他以为会遭遇一场恶战，决心葬身若松城下。出乎意料的是，敌方并没有顽固抵抗，城池最终被攻陷，会津藩主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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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津乃天下首屈一指之强藩，政善民富，若上下一心杀敌报国，我不满5000之官军岂能轻易降之，”后来板垣退助回忆说：“怎料一般人民偕妻子带家财，四散逃生，无一人与我为敌，且纷纷来投……我深感奇观，至今难以忘怀。”板垣退助由此认识到，不以人民为基础的政府和国家是怎样的脆弱。万民不能共安乐，国家就会灭亡，因而必须实现“四民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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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了，明治政府的权威得以确立。作为一员武将，板垣退助因拥有赫赫战功，成为排名仅在西乡隆盛之后的军事英雄。他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隈重信等一同被任命为参议，参与大政，成为明治政府的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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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三四十岁的武士个个心胸万夫，踌躇满志，开始引导这个国家走向新的道路。遗憾的是，仅仅几年之后，这些新政治家就因为国家的发展战略而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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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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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成功之后，为革命而卖命的并不一定能成为胜利的受益者。下层武士为推翻幕府发挥了重要作用，却没有获得犒赏，反而成为改革的对象。明治政府的废藩置县、征兵制度、剥夺士族特权等各项改革措施，动摇了日本数百年的封建制度，也摧毁了武士的精英地位，许多武士甚至生计困难。因此，武士阶层的沮丧和愤恨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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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板垣退助和西乡隆盛等政治家主张，以征服朝鲜的军事行动来安抚武士的不满，保障其利益。但是大久保利通等通过访问欧美国家认识到，日本应该首先解“内治之急”，进行国内改革，因而坚决反对对外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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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征韩”论战后来扩大到对整个国家目标的评估，最终以反对派获胜而告终。维新政府发生了分裂，西乡隆盛、板桓退助、江藤新平等多位维新功臣离开中央政府，联袂下野。明治政府演变为寡头政治，开始以铁腕推动日本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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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回到家乡隐居不出的西乡隆盛不同，板垣退助仍然关注政治。这时西方人文思想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尤其鼓吹万民平等、独立自主的学说对精英人士影响很大。板垣退助以欧美的自由民权思想为工具，积极介入日本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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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板垣退助和参议副岛种臣、后藤象次郎、江藤新平等8人组织“爱国公党”，开启了日本自由民权运动。这是日本最初的政治结社，之所以称为“公党”，主要是为了和私党或朋党区别开来，表明以天下政治为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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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公党向政府提出《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提出国家振救之道，“唯在张天下之公议。张天下之公议，唯立民选议院耳”。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学且智，而速进于开明之域之道”。它驳斥了那些认为民智未开、时机不成熟等理论，直言不讳地说：“夫人民对政府有纳税义务者，则对其政府之事有与知可否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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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第一次正面向寡头统治提出挑战，标志着一场宏大的社会运动的开端。但是，它的要求并没有被政府接受。因为大久保利通等政治寡头不愿意与人民分享权力。他们的理由是：日本要在列强环伺的世界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掌握改革的方向和速度，通过实行一定程度的专制主义推进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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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垣退助则认为，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也是日本实现社会、政治变革的大好机会，民众不应该被摒弃在外，否则民众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板垣回到故乡后，组织成立“立志社”，研究和普及西洋思想。立志社的章程宣称：所有日本人都被平等地赋予生存权、自主权、财产权、营生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权利“没有任何人能够剥夺”。此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被介绍进来，在一部分精英中流传。卢梭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板垣退助，也为他所推动的自由民权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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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思想引发了法国大革命，也让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人士深受鼓舞。特别是1877年，西乡隆盛在鹿儿岛率领士族起事反对明治政府，得到许多立志社成员响应。他们图谋武装起义颠覆政府，实行立宪政治。让他们失望的是，半年后西乡隆盛兵败自杀。在此三年前，和板垣退助一起发起“爱国公会”、共同起草《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的江藤新平在家乡起兵叛乱，不到3个月就失败被捕，枭首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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